早在索振东、鞠缉爽夫妇轻生的前一周，索振东就已经向我和他大哥说了想要轻生的话，这是我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从未向别人说过的事。———作者

1968年，赵智先的孩子们与三个孤儿共同生活之后的合影，前排左一是二侄子小二，右一是大侄子大胖，中排右二是大侄女小溪

      我今年84岁，已经是饱经沧桑的老人了。走过风风雨雨，走过春夏秋冬，已是四世同堂的我感到人生充满阳光，也充满了幸福和爱。但是人的幸福要与国家兴亡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也牵系着亲人们的生活。感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各种运动及往事，我这辈子都无法抹去的记忆是，在那动荡的年代里，无情地吞噬了我两位亲人的无辜生命。惊心动魄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

   2012年春节前，接到大侄子大胖在大庆打来的电话，说要带儿子（国家公派澳大利亚留学生）回乡探亲和扫墓。这引起了我几个昼夜没能正常入睡，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流。回想三个孤儿在那特定历史年代里失去父母双亲的悲惨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让人心碎。  

   大侄子的父亲索振东是我的小叔子。他出生于1935年2月27日，1950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绥化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镇赉县中心小学当教师。虽然当年他才15岁，个子比讲台只高一点，但特有精气神，充满了智慧和才华。他工作积极，思想进步，活力四射，每年都被评为模范老师、优秀团干部。1953年调到家乡黑龙江省海伦县，在海伦县第八完全小学任教。由于工作突出，被提升为教导主任。1955年调到海伦县重点小学实验小学任副校长，主抓教学，当年只有20岁。他特别聪明，勤奋好学，才华横溢，工作中充满了自豪和骄傲。每天乐观地上下班，晚上回家要用诗写日记。他写的字体分两种，一种是正体字，一种是艺术体，好看极了。由于好学，他上班的工资几乎都买了书籍，好书装满了两个柜子，柜边上还摞着几摞子日记。这些书和日记，他成为右派被斗后烧火做饭烧了好几天，只留下一本《毛泽东选集》。在首页上还留下一首他1956年写的读书心得，“举读毛选至三更，夜半忽有太阳明，心胸开朗春三月，身轻洁为五月风”。

   索振东在实验小学当副校长期间，深受老师和学生的尊敬和爱戴，特别是年轻老师都愿意接近他。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索振东的父亲在日伪时期当过警察的背景被抓住不放，而索振东的妻子鞠缉爽又是地主成分，这使索振东成为右派分子的重点人物。于是校方开始发动群众攻击索振东，又利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等多种形式指责和批斗索振东。而索振东在骨子里从没有背叛党的思想和动机，又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当然不能承认那些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几天几夜的批斗更加深入，最后校方完全以不实之词定索振东为“右派分子”。

   索振东的父亲日伪时期当过警察，而妻子鞠缉爽是地主成分的历史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无情的现实冷却了索振东的一腔热血，心中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1958年，索振东被送往黑龙江省福安劳改农场教养。一些接近索振东的老师，被定为“右派小集团”，均受到了处分。  

   索振东在劳动教养的四年里吃尽了苦头，又赶上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瓜菜代的年代，饿得差点死去。记得是我婆婆把每人每月供给的二斤白面节省下来炒成炒面，送给儿子吃。每送一次要坐火车到北安火车站下车，再走几十里山路，才能到福安劳改农场。一路上怕遇见野狼，老人手中拿了一对孩子玩的“铜镲”边走边敲。  

   1962年，索振东教养期满回到家乡，分配到海伦县前进公社中心校，与妻子鞠缉爽在一个学校当老师。索振东在改造之前，他们有个女孩，就是大侄女小溪，回来后又生育了大侄子大胖和二侄子小二。本来住的是公房，与校长卢某某住东西屋，因相处不睦，无奈之下索振东、鞠缉爽夫妇又凑钱500多元在屯子里买了一间半泥草房，与老尹家住东西屋。我记得我们家还凑了国库券105元。

   1968年“文化大革命”高潮阶段，海伦县戴高帽游街示众的当权派太多了，排成大队。有用白纸做成的高帽子，足有一米多高，还有做成牛头样和蛇头样的高帽子。造反派打着鼓，敲着锣，高喊口号：“造反有理、造反到底、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第二中学的女老师张某、第一中学的校长任某某等人，被造反派学生剃成半个光头，脸上抹上墨汁游街示众。我爱人索振寰也被交通系统造反派头头儿揪去，给戴上了一米多高的白纸帽子，上写“伪警察之子”游街示众，晚上还要大头朝下撅着被斗几个小时，倒控得大汗淋漓，头昏眼花，都不会走路了。

   二  

   1968年5月7日，前进公社的造反派领导全公社老师开办学习班，利用写大字报的形式有重点地开展斗争。索振东知道自己当过右派，一定要有大字报，而让他没想到的是，鞠缉爽也能有大字报。鞠缉爽自己更没想到。  

   5月7日当天，本校教师周某某、蒋某某就写了大字报，给索振东写的是“打倒右派分子索振东”，给鞠缉爽写的是“打倒地主、资本家臭小姐、女流氓鞠缉爽”。而鞠缉爽对“女流氓”三个字感到有辱自身名誉，便找到了造反派头头儿——公社教委主任林某某，被林某某声嘶力竭地呵斥指责了一番，要鞠缉爽必须深刻检查自己的思想和错误，使鞠缉爽无法接受。鞠缉爽自尊心特别强，感到绝望，无处说理，临走时说：“我不就是和老卢家住邻居关系没处好吗？他们欺负我们，我们不敢回应，惹不起搬走了还不行吗？”  

   鞠缉爽1934年出生，老家是辽宁省新金县大榆树屯，地主成分。她自幼丧母，是继奶奶把她抚养大。父亲也是有学问的人，在特定的历史年代里，也被管制了，父女早就断绝了往来。1950年鞠缉爽被分配到吉林省镇赉县中心小学当老师，并与索振东相识。1954年调来海伦县与索振东结婚，也分配到海伦县第八完全小学当老师。她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业务能力特别强，无论语文、数学、文艺、体育各方面教学都很优秀。她教的毕业班学生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生活中她与索振东夫妻恩爱，对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婆婆也很孝顺。她很会织毛线活，别人织毛衣用右手织、右手带线，而她用右手织、左手带线，织得又快又好。她的三个孩子都有毛衣。她还会使用缝纫机做活，做了两件皮袄，她自己一件，索振东一件。

   鞠缉爽性格刚烈，宁折不弯，当她被林某某咄咄逼人的话语呵斥后，哭着回了家。吃晚饭时，鞠缉爽端起碗来又放下。索振东也是一样吃不下饭。  

   两人是怎么合计的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两人没吃晚饭就并肩向屯子东头走去（是奔城里我们家的路线）。当他俩路过东屯冯家洼子时，被妹夫冯万才（我小姑子的爱人）的老父亲看见了。老人回屋对冯万才说：“万才，快看你二哥二嫂，在咱家门前一起走过去了。他俩今天有大字报了，明天可能要批斗，心情一定不好，你快去看看。”

   闻听此言，冯万才急忙骑自行车追了上去。三个人在往东走的路上说了一些当天在学习班上发生的事情。冯万才也是老师，对大字报的情况亲眼所见，他告诉二哥二嫂要多加小心。言语间，索振东向冯万才透露了他和鞠缉爽有不想活的念头。走到一座桥上时，索振东告诉冯万才说：“我们家的粮食本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你明天给我妈送过去，我俩今天去城里大哥家一趟。你骑车先走，我们随后就到。”  

   这时天色已晚，冯万才也没多想就先骑车到了我们家。当时我正在给三个男孩子用推子理发，他进屋就说：“大哥大嫂，不好了！二哥二嫂他俩今天有大字报了，给二哥写的是‘打倒右派分子’，给二嫂写的太难听了，是‘打倒地主、资本家臭小姐、女流氓’。二嫂哭得要死，二哥也不想活了，我怕出什么意外。不过，他俩说一会儿就到。”

   索振寰二话没说，马上就骑自行车与冯万才一同往前进公社方向返，一路上没看见索振东和鞠缉爽的影子。冯万才路过自家门口就吓得回了家。索振寰骑车到了索振东家，三个孩子已经入睡了，不见他俩在家。我婆婆说：“他俩是说过不想活了，可今天不能死，上你们家去了。”

   索振寰返回城里的途中，在路两边、桥上桥下都找遍了也没有。他回家后又用自行车驮着我去了海伦火车站，考虑到他俩也可能坐火车去别的地方躲起来。我们在候车室里挨个旅客的脸都看了一遍，又到火车站外边四处找了几遍也没有。怎么办？这时候天色已泛白了，只好回家等，明天还要上班。我在照相馆做收款员工作，第二天刚上班，噩耗就传到了我单位。

   我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之外，相当痛心。我痛心的是，就算有再大的磨难，也不该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还因为时间和年龄，那时索振东33岁，鞠缉爽34岁。当时我也只有34岁，我不该是看到亲人离去的年龄。  

   5月7日晚上当冯万才被索振东和鞠缉爽两人支走后，他俩就向岔道走下去了，从桥西边地里往南向谷家佃方向有他俩的脚印。在谷家佃屯子后边有一块坟地，夫妻双双吊死在坟地中的一棵小树上，使用的是一条线裤腰带和一条用裤兜布撕成的布条接起来的带子。活蹦乱跳的两条生命就这样完结了。当天上午索振东还打篮球呢，鞠缉爽中午还给孩子喂奶呢，却在自认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了极端的方式结束了宝贵生命，真是太残酷了。

   当我和索振寰赶到索振东家时，我婆婆和三个孩子哭成一团，周围一个外人都没有。听老人说，早晨很多学生和乡亲们都来了，满院子都是，都哭着喊“索老师啊”“鞠老师啊”。有给挑水的，有给扫院子的，还有给哄孩子的。八点钟上班后，公社为此事开了大会，造反派宣布说：“索振东和鞠缉爽畏罪自杀，属于反革命行为……”把学生和乡亲们都吓跑了，于是大家都怕受到株连不敢上前了。  

   我们一大家子人哭喊一阵之后，大侄女小溪从衣兜里拿出一个纸条，上写：“哥哥，兄弟手足几十年，生活命运一线牵，如今弟已长别去，侄男侄女多照看。”索振寰见了纸条便哭得一头栽倒在炕上起不来了，只有我领着不满11岁的大侄女小溪和刚满5岁的大侄子大胖，拿了一条毯子去了现场。  

   听乡亲们告诉我，屯子里昨晚许多人都听见了，他俩哭了一宿，可黑天半夜谁也不敢过来看。今天早晨是大队干部报了案，公安局来人照了像，卸了吊，把他俩的遗体平摆着放在一块。看他俩的前大襟，哭得都湿透了一大片。

   我用毯子把他俩的遗体盖上了，这时大侄女扑到父母的身上打着滚哭喊：“爸爸啊，妈妈啊，你们是怎么了？为什么把我们三个孩子抛下不要了？我们和奶奶可怎么活啊！”围观的乡亲们也都跟着哭，哭喊声一片。大侄子站在父母身边，在毯子角上跳着脚地哭喊，悲惨的一幕使人心碎。二侄子太小，还是个吃奶的孩子，他没看见父母的遗体，当时还不知道父母已不在人世。  

   公社派了车来拉遗体，送去城北的火化场，我和大侄女跟着去的。火化后我买了一个双人的骨灰盒把二人的骨灰装了，因没有钱寄存，就把骨灰盒拿到我们家西仓房放了好几年。

   学校离索振东家不远，二侄子小二当时才两岁，想妈妈要吃奶，便自己哭着跑到学校去找妈妈，在学校办公室门口喊妈妈。老师们见到孩子来了，都背过脸去哭。有几位女老师围过来小声告诉孩子说：“小二啊！你再别来了，再来也找不到你爸你妈了，你爸妈他俩都没了……”悲惨的一幕令人震惊。

   我可怜的婆婆，当时已66岁，从小是童养媳，中年丈夫娶了二房，晚年又失去了赡养她的儿子和儿媳妇，命也太苦了！而现在不但失去了儿子和儿媳妇，还有三个孤儿要她来抚养，该怎么办啊！老人哭得太惨了，三个孩子那无助的眼神叫人心碎。而公社、学校在造反派的权威下无人上前救助，乡亲们怕被株连也不敢上前，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本来三间泥草房两家住，可就连东屋的老尹家也吓得搬走了，三个孩子和一位老人挺着三间泥草房可怎么活啊！谁能可怜啊！哪怕谁能给挑点水也是个帮助啊！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依靠的老人和三个孩子，生活陷入了困境。  

   索振寰和我商量怎么办，先让我们在西屯民主村青年点的二女儿请假来帮助奶奶挑水、照看孩子，但也不是长久之计，青年点也有劳动纪律。后来干脆让我们的大儿子（当时15岁，正在中学念书）别上学了，来帮助奶奶挑水、照看孩子，缺啥少啥还能骑自行车上城里取。

   转眼事情已过去半年之久，公社、学校还是无人过问。我们的大儿子也不能在那儿长住下去啊，不上学也得找点活干。眼看秋去冬来，老太太和三个孩子的生存陷入了绝境，愁得我和索振寰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把三个孩子送给别人吧？我从心眼儿里舍不得，毕竟是老索家的根啊！怎么舍得长得那么水灵可爱的三个孩子呢？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更何况是自己弟弟的孩子。所以，我说：“就算这九个孩子（我有六个孩子）都是我亲生的吧！”  

   关于我和索振寰抚养这三个孤儿的艰辛经历，说来话长，这里就赘述了。

   三  

   言归正传，我要说一下在索振东夫妇轻生事件中，我心中的愧疚和不安。这里边涉及一个人，他就是我当时的妹夫冯万才，是我昧着良心把索振东、鞠缉爽夫妇去世的责任推给了他。

   索振东、鞠缉爽夫妇去世后，过几天冯万才来到我们家，坐在北炕边上，右手拍着大腿，哭着说：“大哥大嫂，都是我的错，怨就怨我吧！那天，他俩支我骑车先到大哥家等着，当时他俩说‘我们随后就到’。我不该先骑车来大哥家，把他俩扔下，我怎么明知他俩有轻生的念头还先走了呢？！我若陪他俩一起到大哥家把事情说开，或住一宿，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是我好心办了坏事……”  

   听了冯万才的话，我虽然嘴上埋怨他，把责任推给了他，指责他：“你跟都跟来了，咋没有跟到底呢？”但实际上我心里明白，冯万才即使跟着他俩也是看得了一时，看不了一世，因为他俩要以死来捍卫自己尊严的决心已定，这与冯万才又有多少关系呢？但后来小姑子因为此事要与冯万才离婚的时候，我选择了沉默，没有替冯万才开脱，承认自己比冯万才更早知道索振东要轻生，使小姑子最终与冯万才离婚。所以，我对冯万才是满心愧疚的。

   如果说冯万才对索振东、鞠缉爽夫妇的死有责任、有愧疚，那么我该负的责任更大，愧疚也更深。因为早在索振东、鞠缉爽二人轻生的前一周，索振东就已经向我和他大哥说了想要轻生的话，这是我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从未向别人说过的事。

   索振东曾在“五一”那天来到我们家，还给他大哥买了两瓶酒，给我们的小女儿买了一条小纱巾，这些我都记得很清楚。索振东在跟他大哥唠嗑时谈起“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他说：“听说我们老师要办学习班，我以前当过右派，一定要有大字报，要是再让我去劳动教养，我可不活了，再也不能苟且偷生，人要有自己的尊严。我当右派的时候，根本没有错误，从参加工作开始，一直都是优秀老师和团员……却被劳动教养了四年，那苦我可受够了。如果这次再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还活着干什么？”

   他这些反常的话让我和他大哥很震惊。他平时很听他大哥的话，如果他大哥能用合适的语言劝慰他，也许他能回心转意。可他大哥却不知道用什么话劝解，只是说：“你死啥啊？挺着呗！你死我可不给你烧纸！”现在想来，当初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劝。

   我当时听了，虽不十分相信索振东的话，但也有些害怕，担心他真的会那样做。我心想，这可咋整？但又无能为力。记得我也只是劝他说：“你就挺着吧，让他们斗去，有啥啊？”再就不会说什么了。但我也不能确定他能否挺过去，因为那时已有被打坏的人……我后悔的是，我没有劝好他，也许我用激将法将他一下就好了，比如跟他说：“你就挺着吧，这不没枪毙你吗？等枪毙了你再死也不晚啊！”

   也许，最好的劝慰不在于言辞，而是用行动表示我和你在一起。最好的劝慰也不是劝慰本身，而是让对方升起对未来的期待。而我和索振寰作为索振东的亲人，明明知道索振东有轻生的念头，却没有合适的话劝慰他，过后也没有做任何阻止他轻生的举动。如果在没有大字报之前专程去他家里一趟，好好和他谈谈心，解开他心里的恐惧和疑虑，或许他们就不会走向绝路。那时我脑中也曾闪现过去他家唠唠的想法，但两家相距25里地，大家都上班，也是抽不出时间，就忽略了这事。说到底，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时不知道怎么做，等知道怎么做了，一切都晚了，悲剧已无可挽回。

   索振东和鞠缉爽夫妇的死，根本原因是时代造成的，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家里的亲人对他们的关注不够，没有尽到有效劝说和阻止的义务。所以，我心里愧悔，也代表我的老伴索振寰（索振寰早在1986年就去世了，享年60岁）表达同样的愧悔。

   赵智先

编后语：

   因为赵智先老人家在外省，我是通过微信语音与老人多次交流沟通来逐步完善这篇稿件的。老人虽然年事已高，却耳聪目明，敏捷。讲完这个沉重的故事，老人长出了一口气说：“所幸多年的痛苦都过去了，三个孤儿后来发展得都很好，也都有出息。我现在一无所忧，美好的生活是时代给予的。”

   只有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老人对此感悟颇深。现在是科学发展、太平盛世的年代，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再也没有各种运动之忧了。老人说：“虽然我赶上了新时代,生活很幸福，可是我们家这辈最亲最近的人都早走了，孤独的我有一肚子话无处倾诉……”老人终于说出了想说的话，感到高兴，也不免落下心酸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