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在大学毕业前我们班同学留影。前排左三是我。这张照片没有张连升，那时他去林场劳动改造了

　　我们班同学于1956年秋在松花江边留影。前排右二是我，后排左一是张连升。

由于年代久远，这张唯一有着张连升影像的照片有些模糊了

　　2011年，我老母亲李春荣102岁了，可算是罕见的高寿了。年纪虽老，可她老人家身体还挺硬朗，生活基本自理，住在沈阳市苏家屯我二哥家。我父亲李剑秋去世得早，他在我两岁的时候，也就是1937年初冬，被日本鬼子在沈阳（当时的奉天）小西边门外枪杀了，其所谓的罪名是反满抗日（当时我父亲是辽宁省桓仁县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抗日自卫军参谋长）。

　　父亲被害时，我的母亲只有29岁。她顶着反满抗日分子家属的重重压力，仅依靠小学教师的微薄收入，领着我们年幼无知的姐弟五人艰难度日。她是怎么熬到新中国成立的，常人难以想象。

　　父亲李剑秋永远是我们后代子孙心目中的英雄，母亲李春荣永远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功臣。我们姐弟五人经百年的繁衍，现在已经是四世同堂、子孙五十多人的大家族了。生活好了，有条件了，我们五十多个子孙约定，每年6月28日我母亲过生日的时候，大家都按时集中到沈阳市苏家屯二哥家为老人家祝寿，让她老人家高高兴兴地度过晚年。

　　我和老伴决定提前去，多住几天，就买了6月22日哈尔滨至大连的火车慢车票。

火车上的意外相遇

　　开车不久，老伴就碰我，指着斜对面坐着的一个老头低声对我说：“那个人从咱们一上车就直勾勾地瞅你，你认识他吗？”我漫不经心地抬起头来看了看。那老头一身农民打扮，秃秃的头，两腮深陷，黑瘦黑瘦的，满脸皱纹，好像只剩几颗上牙，花白胡子和鬓发连成一团。他个头虽不矮，但弓腰驼背很严重，看样子年龄比我要大十岁八岁的。

　　我在观察他的同时，快速搜索记忆，一点印象也没有，不认识这个人，因此又低下头继续看我的报纸。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老伴又碰我，低声说：“你看啊，那老头还是直勾勾地瞅你，怎么回事？看得我直发毛。”我又一次不情愿地抬起头来看看那老头，正好和他的视线相遇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老头就直奔我而来，激动不已地抓住我的两只手说：“是你啊！老班长！”

　　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回答他说：“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没当过兵啊！”他更加激动了，有点语无伦次地说：“没错，是你！不是当兵的班长，是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的班长。我是张连升啊！”这下我猛然想起来了，便狠狠地给他一拳，然后我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人生真是太短了，五十多年，怎么一眨眼就过去了呢？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又是怎么定的格呢？老同学五十多年后相遇，真是感触太多太多，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心里话。因为车厢里人太多不便细唠长谈，我们带着他的小孙女一块去了餐车。在餐车上我点了几个小菜，要了两瓶啤酒。落座之后，张连升说：“这五十多年，咱们班同学大概属我混得最差了，都没有脸回我老家了。现在老家大连只有一个老妹子了，由于年迈多病捎信让我回去看看。这不，这是我五十多年第一次回大连，带着小孙女，也让她认认老家。”

　　老同学见面，自然要唠唠各自的情况。我告诉他，1960年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我被留在学校林学系植物教研组当助教。就是在那年的秋天，东北林业大学两位领导到有植物王国之称的云南的西双版纳考察，回来之后觉得，丰富多彩的云南热带植物大有文章可作，于是头脑一热就在东北林业大学成立了一个“热带植物分类专业”。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哈尔滨是我国有名的冰城，在冰城搞热带植物分类简直不可思议。可在那个头脑发热的年代真的就兑现了。

　　我就是头脑发热的第一批牺牲品。1962年被东北林业大学送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进修热带植物分类。当我1964年进修期满回来的时候，东北林业大学林学系短命的热带植物分类专业早就下马了。于是我调到了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直到1995年退休。由于中间到云南昆明折腾了两年，所以与好多同学也就失去了联系。最后我说：“我的基本情况就这样，很简单。现在说说你吧。”

　　他低着头，沉默了很久没说话。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我见他的眼角上明显挂着眼花。他用两只粗糙的手慢慢地擦着眼泪，然后说：“岁月不饶人啊，实际上咱俩年龄一样大，但我知道，我早早地衰老得没人形了，难怪你认不出我了。你变化不大，还是红光满面的，除了头发花白了些。我真羡慕你啊……”说着他又哭了起来，这次竟像小孩一样哭出声来。由于受他情绪的感染，我当时也控制不住地流出了眼泪。又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缓过神来，慢慢地给我讲述了他这五十多年的经历。

张连升的坎坷经历

　　由于火车的轰鸣声比较大，又加上他因牙少说话漏风吐字不清，我听起来很是费劲。

　　1957年11月他被定为“右派”之后，就被学校戴帽强行送到黑龙江省尚志县帽儿山校办林场劳动改造，在帽儿山林场喂了五年猪。

　　提起帽儿山林场，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便插话问他：“1961年春天，我带学生在帽儿山林场实习，一天中午发现饭盒里多出三个小窝窝头，是你放的不？”他点点头。我接着说：“这可是你当时一天的口粮啊！”他不以为然地笑笑说：“那天运气真好，我们一同改造的另一个放猪的在山上挖了一兜野菜根，回来煮了一盆，真好吃，就把窝窝头省下了。”听到这，我深受感动，又止不住流泪了。我又问他：“你为什么躲着我不见我呢？”他说：“我们有规定，不准和外人接触。”说到这，我俩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他接着说他的经历。

　　就在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分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62年，张连升又从帽儿山林场被送到内蒙古根河下边一个偏僻的小苗圃劳动改造。在这个偏远的小苗圃，他先后放过猪，放过羊，干过杂活，当过食堂管理员，再后来当过育苗助理技术员，直到1995年退休。

　　中间我又插话问他：“你成家了吗？”他说：“曾经成过家。”提到这个话题时，我发现他长长叹口气，好不伤感。我后悔提这个问题，他没成家怎么可能有孙女呢？原来，在三年自然灾害年代，山东很多农民为了求生北上逃荒。1963年，在好心人的撮合下，张连升和一个逃荒群里的姑娘过上了，什么手续都没办。当时在那个偏远的地方，不办任何手续就成家是司空见惯了的，可这也留下了后患。1971年山东生活好转了，他这个拣来的媳妇不辞而别，一去杳无音讯，给他留下一个6岁的儿子。从此他既当爹又当妈，与儿子相依为命。1995年在他退休的时候，苗圃领导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安排他儿子给苗圃开拖拉机。虽然是临时工，但这也很难得了。就是在这一年，他儿子总算成了家。

　　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也就是1997年秋天，他儿子开拖拉机运砖时翻车砸断了双腿。由于他儿子是临时工，苗圃只一次性给了18000元了断了。这时我又忍不住插话问：“这点钱够医疗费吗？以后生活怎么办？”他习惯性地用手擦了一下痛苦的眼睛，继续说道：“到现在为止儿子的医疗费已经花了四万多了，好在腿保住了，他现在拄着双拐能走动了。欠的债，慢慢还呗。我现在的退休金每月能开六百多元，四口之家节俭点还是可以维持的。”我又迫不及待地问：“你怎么开这么点退休金？不是早已摘帽落实政策了吗？据我所知，咱们同期同学大部分都是高级以上职称，退休金多数都在三四千元以上。”他抬起头看了我一阵子，才慢慢开口道：“我能和你们比吗？我才到苗圃时，没有工资，每月只发20元生活补助费，后来改为每月40元，直到1976年底落实了政策。当时上级很重视，林场派来领导亲自召开苗圃全体大会，宣布我是错划右派，以后大家不许叫我“张连右”，从现在起要改叫我张助理，工资定为每月56元……”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自从我来苗圃以来，上上下下都叫我张连右，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你说当时我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呢？在会场上当着全苗圃40多名职工和领导的面，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嗷嗷大哭起来。是高兴？是激动？是感伤？是委屈？我也说不清楚。19年啊！反正痛痛快快地哭出来，心情好多了。我们苗圃经营不景气，好几个领导和我一样，退休了每月也只拿六百多元退休金，而且有时三五个月才开一次资，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

　　说话间火车已经过了铁岭，快到沈阳了。我起身准备去服务台结账，张连升狠狠地把我按在原地，态度坚决地说：“班长，你看我穷请不起你啊？这顿饭我请定了！”他说完，头也不回地去服务台结账去了。我很是无奈，他现在的处境这么困难，我怎么忍心让他花钱买单？说也怪，人在关键时候，往往也能当机立断地拿出解决问题的良方。趁张连升去结账的工夫，我从兜里掏出给老妈祝寿的5000元钱，从中数出3000元，用纸包好，交给张连升的小孙女。我说：“孩子，你把这个装在你拎的那个小布袋里，等我下车之后再交给你爷爷。”孩子瞪大了眼睛，警觉地指着我那个纸包问：“这是什么？”实际上我数钱的时候孩子看到了，看来是瞒不过去了。我只好说：“是钱，3000元。”孩子坚定地说：“不行，我不能要别人的钱。”我只好真诚地对孩子撒谎说：“这钱你一定得拿着，不是白给你爷爷的，是我以前借你爷爷的，听懂了吗？快装起来。”我看着孩子半信半疑地把钱放进布袋，然后又系上了带子，才算放心了。我暗喜，还是十来岁的孩子好忽悠啊！

　　到了沈阳，给老妈交祝寿钱的时候，老伴发现少了3000元，追问我怎么回事。我只是简单地和她说，那钱给在火车上碰到的老同学了。老伴听我这么一说，有点发火了，说：“那个干巴老头，只是个同学，咱们和他又没有深交，他有困难给个三百二百的也就行了，你可倒好，给那么多，装什么？”我看她真生气了，只是在老妈面前没爆发，于是我自知理亏地小声对她说：“回头找时间再跟你解释。”

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

　　在从沈阳返回长春的火车上，我把与那个干巴老头的往事讲给老伴听。

　　1956年暑期我被沈阳林业学校保送到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由于是保送的优秀生，因此还没入学就被东北林业大学内定为新生班的班长。这样，我就不得不在9月1日新生报到之前，提前两天来到学校，筹备迎接新同学事宜。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我在新生报到处拿起我们班的报到册时，发现一个名叫张连升的同学已经先我而来报到了。

　　见面之后，他自我介绍来自大连二高。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精干，为人热情，办事麻利，好多事比我这个当班长的想得还周到。迎接新生报到、安排食宿是个忙乱的苦差事，但在他的操持下，一帮帮、一拨拨同学被安排得有条不紊。经过短短几天的忙乱，迎新工作总算结束了。新班级选班干部时，在我的提议下，张连升被选为文艺委员兼团支部宣传委员。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没有看错人。张连升不但学习好，而且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入学不久就被系排球队选为骨干。他组建的男生合唱队因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在全校轰动一时。特别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活报剧“阿Q大战唐·吉诃德”，在1957年元旦全校迎新晚会上一炮走红，简直是红得发紫，连东北农学院、哈尔滨师范学院等邻校也慕名前来邀请他们去客串演出。

　　尤其是剧中的两段警句，甚至被好多同学抄录下来贴在床头上作为座右铭。一段是唐·吉诃德说的，“上帝只有在时间上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有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三天（前天是昨天的昨天，后天是明天的明天），昨天已经过了，而且永远也不复返，今天正在过去，明天也必将过去，珍惜它吧，阿门！”另一段是阿Q说的，“古代花花公子唐伯虎曰：人活七十古来稀，就算你活七十岁，前十年孩童啥不懂，后十年老朽事无成，掐头去尾剩五十年还一半睡在床上，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就是生命，珍惜它吧！”

　　这两段警句后来被同学们总结成“三天论”和“掐头去尾除二公式”，在同学中流传相当广。总之，刚入学半年多，张连升的才华就已崭露头角，是个不可多得的高才生，前途无量。

　　1957年暑期刚过，我们学校和全国形势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是1957年春夏，共和国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时，新出现又风靡一时的政治语汇。“大鸣大放”中的“鸣”与“放”，本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缩写或简称———编者注）。一开始，多数同学对此并不怎么关心，在鸣放会上提些零碎的无关紧要的问题。有一天下午，张连升发言了，他发言的中心议题是农村生活苦，城乡差别大。他说他家虽然住在大连，但他的姥姥家住在瓦房店边远的农村，他几乎每年假期都去那里小住，对农村生活还是知情的。从吃、住、穿、用，到零花钱，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农村生活不如城市。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在会上问大家：“农村最困难的事是什么？”由于他问得很突然，谁也没答上来，他打趣地说是上厕所。他说农村都是露天厕所，寒冬腊月上厕所是最难的事，屎没拉完呢屁股冻得不行了，茅房里又没有手纸，用破开了的秫秸擦屁股，开始不会用，把屁股都划出血了……

　　他的发言很形象，引起了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同时也引起了来自农村的同学的共鸣。我们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来自农村，这下可热闹了，会场简直失控了，把我这个主持会场的晒到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起城乡差别来。

　　几天之后系里召开各班大鸣大放领导小组成员会，宣布说别有用心的人借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进攻，这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系里同时宣布把各班的大鸣大放领导小组改成反右领导小组，示意反右运动全面开始了，要求各班回去后马上按鸣放发言记录疏理向党进攻的右派言论，一周之内上报到系里。

　　我是我们班鸣放领导小组组长，也是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当时我认为我们班鸣放时同学们提出了一些意见，但都是事实，没有向党进攻的成分，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殊不知，我们班反右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王某已经背着我把张连升反映农村生活苦的发言记录报上去了。我知道这事之后很是恼火，指着王某的鼻子问他：“张连升的发言是不是事实？他哪一句是向党进攻了？”问得他哑口无言。

　　事后不到一个星期，系辅导员找我谈话，说我领导反右不力，撤销我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职务，由原来的副组长王某接替，我被降为副组长。我知道这是对我的善意警告，当时我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嘴不说心里想：什么正组长副组长的，算个啥啊，学生还是以学习为本。

　　大约又过了二十多天左右，一天刚上早自习，新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王某笑嘻嘻地拿来一张表格让我签字。我一看是定张连升为右派分子的呈报表，就一拍桌子转身走出教室，根本没理他，早自习也不上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系的资深老主任唐教授亲自找我谈话。我虽然没有直接听过他的课，但我很敬佩他，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的老教授。他的话不多，但很亲切，意思是让我认清形势，即使我不签字，也不会改变定张连升为右派，这是上边按学生人数比例分下来的名额。他说：“你们班不抓个张连升，也得抓个李连升、王连升。签了吧，硬顶着对你的前途非常不利。”

　　我当时觉得老教授好像在向我暗示什么，同时我也知道他是真心为我好，我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违心地在定张连升为右派分子的呈报表上签了字。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班级反右领导小组的五个成员中，两人同意，两人反对。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是，我的一票成了定张连升为右派分子的关键一票。我后悔也晚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班级反右领导小组的五个成员中，两人同意，两人反对。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是，我的一票成了定张连升为右派分子的关键一票。我后悔也晚了。说老实话，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定为右派分子的后果的严重性。一个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就这样在我的一票中毁了，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我为此内疚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才逐渐地把这事淡忘了。真没想到，这个地球太小了，事隔五十多年了，竟在火车上与张连升不期而遇，所以又勾起了我的内疚。这次不光是内疚，看到他由一个高等学府里的佼佼者变成了一个弓腰驼背的干巴老头，又对他产生了怜惜之情和忏悔之心。我很难想象这五十多年他是怎么过来的，命运就是这么无情地捉弄人。

　　“我就是那个造成他不幸命运的始作俑者，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为他做些什么。”讲到这，我发现老伴正在擦眼泪。她自言自语地说：“3000元钱能抵消他五十多年所遭受的磨难吗？”是啊！三千、三万，就是三十万、三百万，能换回他五十多年的幸福时光吗？老伴说：“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以后有机会就常资助他点吧。”她这么一说，让我冷不丁地想起一个细节，那天下车时我和张连升在仓促间没有互留联系方式。我是有意这样做的，当时我催促他“快下、快下”，就是怕他有了我的联系方式会把那3000元再给我寄回来。对我来说，那3000元除了可以给老同学带来点经济上的帮助，最大的作用是可以给我自己带来一点良心的安宁。

　　我真的不知道，假如张连升看到了这篇文章，知道是我投的关键一票决定了他的人生，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该怎么想呢？不管他怎么想，我都不会原谅我自己。今天我之所以把它写出来见见光，只是希望能对后人起到个告诫作用。人啊，当你手握权力的时候，一定要慎用。因为你的一个不经意的决定，很可能改变他人的命运，甚至给他人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李国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