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我在工作中的两次自责

 在工作中,在人际交往中,不能主观、片面地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作出判断,而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站在集体的角度思考问题…… ———作者

挑花担(资料图片)

这是作者在上世纪50年代的照片,她说:“这就是当初那个不肯演戏和不愿意挑花担子的顽固者。”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自认一生与人为善,在待人、处事方面不改淳朴本色。但有两件事,虽然过去了六七十年,却一直让我自责不已,也让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些道理。

 

第一件:我顽固不化

演戏不肯当丫鬟

   1950年,盐城人民政府文教科组织文艺训练班,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并且还要演一场古装戏。所有人员都是县属各学校抽调的,包括所需主角和吹拉弹唱的各类人才。  

   而我啥也不是,啥也不懂,只是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20岁出头的小学教师。我是只喜欢看不喜欢演的人,而且也没有演艺方面的特长。然而,领导把我排入文艺训练班,还给我一个角色,在戏中当丫鬟。另一位王姓女老师也是和我一样的任务。

   我接到通知,心情非常烦乱、沉重。文艺训练班设在盐城县的大岗镇,距离我家有40多里路,还要自带行李等等。我真犯愁啊!我怎么能背着行李步行这么远去大岗镇的文艺训练班报到呢?那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只能步行了。  

   周凤阳老师是离我家三里地的颜宋村的小学老师,我也说不清是谁安排他领我一起去大岗镇的文艺训练班的。他是拉二胡的。  

   一天,周老师来我家领我动身了。他自带行李、牙具之类,还有一把二胡。我们素不相识,之前从未见过面。他长得高高大大,面目和善。他双肩已有一个行李,又拿起我的行李放在肩上,让我拿二胡、牙具之类的小东西。  

   我就这样和他一起从我家出发的。40多里路靠步行又背这么多行李,对周老师来说确实难度不小。我也不会说什么,只知闷起头来跟他走。  

   没吃的没喝的,走到快夕阳西下了,我实在浑身没劲儿了,长这么大从没走过超过10里地的路,我被累得都想哭。但也得忍着,大姑娘家不能哭,叫人家笑话呢!其实周老师更累啊,双肩行李的负重够他受的,他的视力还不太好。  

   忽然,他说:“不走了,前面一个村子是我亲戚家,咱们休息吃顿饭借一宿,明早吃顿早饭再起程。”我一听,高兴地说:“好啊!”  

   于是,他亲戚招待了我们。当天吃了晚饭,我和他婶子住一个屋。休息一宿恢复了疲劳,第二天吃过早饭又开始了行程。  

   走啊走啊,也不知第二天是啥时候到的训练班。分手以后,周老师忙他的事去了。  

   我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真难受啊!因为大家都是从各个学校抽调到一起来的,相互之间不认识,说不上话,真不是滋味。后来有人接洽领我到一家住了,一看是个大地铺,铺上全是稻草和芦苇,有的人已经放了被子睡下了。  

   无人互相说话,睡我旁边的是个带着孩子的老头,我的心揪起来,男女互相不认识混睡在这个大地铺上,难免引起我这女孩的可怕心情,我再困也睡不着啊!  

   这样的生活环境,让我孤单无助,但也没办法,只好随大溜了,反正都是来训练班的人,他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终于有人组织过问了,学习啊、讲话啊、听报告啊,慢慢有人领导了,心中有点儿踏实了,不太害怕了。但是,我很孤独。为什么?他们都是喜爱文艺的人,唱啊说啊,都落落大方地发挥他们的文艺天赋。而我呢,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与他们正相反,所以也难以联系得上交心的朋友。我总是单打独斗,活跃不起来,很苦闷,恨不能插翅飞回家。

   在导演的指导下,他们都在忙碌着排戏,吹拉弹唱倒也挺热闹的。戏的名字叫《九件衣》,说的是唐贞观年间,大唐天子高悬皇榜,广选天下读书郎。姜巧云与姑表兄钱雨林自幼青梅竹马,寒窗苦读的表兄钱雨林欲进京赴试,无奈家境贫寒,来舅舅家借当。表妹巧云见爹爹不在家,又拿不出多少银两,便将自己珍藏的九件嫁衣赠予表兄质当,以作为赴京应试的盘缠。怕九件嫁衣当银有限,又在包内放官宝十两纹银一锭,暗藏绣鞋一只,以此作为暗托终身的信物。雨林当衣恰巧乔举人的女儿翠花要出嫁的九件嫁衣被盗,雨林去当衣时被差役张虎拿获。公堂审问,乔举人在辨认雨林的九件衣时一口咬定是他女儿失窃的九件嫁衣。杨知县酷刑拷问,雨林清白身遭不白之冤,屈死刑房。巧云闻听噩耗,不顾抛头露面,闯上公堂与乔翠花当堂对质,真相大白,终于还表兄一个清白。望着包裹,巧云百感交集悲伤难禁,公堂上殉情自尽。此桩冤案前因后果,要饭的花子刘广早看得一清二楚,在公堂之上揭穿了真相。杨知县恍然大悟,严惩了凶手,告白自己的失职,无以面对姜、钱两家孤苦无依的二老姜九卿和钱母,情愿以自家一双儿女赔给钱、姜两家二老,弥补过错,最终得到二老的原谅。  

   导演给我和王老师的任务是,演替乔老爷捶背、按脚的丫鬟,是侍候人的角色。我一听吓了一跳,叫我侍候乔老爷当丫鬟,这我不能接受。乔老爷是戏文中的大坏蛋,他是封建统治阶级,是魔鬼,是欺压良民百姓的罪魁祸首。我是人民教师,我可不侍候他,给他当丫鬟,坚决不干这个丢脸的事。  

   丫鬟这个角色,台词就四个字:“老爷,来了。”别看只有这四个字,导演要叫你必须从思想上进入这个角色才行,否则会影响戏的效果。丫鬟是侍奉乔老爷的,例如,乔老爷喊:“丫鬟,来呀!”丫鬟就得像奴婢一样细声细气连忙快步出动,边走边应声叫:“老爷,来了。”然后,别腔别调拉个细长声在老爷身前蹲下,一个捏脚,一个捶背。  

   我犯愁得狠,打定主意不能干,不能学这一套动作。另一个王老师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反正她也坚决不干。  

   这下问题严重了,两个丫鬟没人当,都在闹别扭。于科长找我俩谈话,打通思想,讲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就这样轮流找谈话不下四五次。扒帘子看的人有的在笑,有的在惊奇,我不管那个,你有千条道理,我有一定之规,我是坚决不干啊!我心想,你于科长怎么不叫你的妹妹当丫鬟呢?非得叫我当?我嘴上说不出,但内心在挑理,不服气,他再找我谈话也没用,我全当成耳旁风。

   我这个不服从领导的人,肯定把于科长气得够呛,他再也不找我谈话了,最后彻底放弃我了,也放弃了与我同样顽固不化的王老师。

   一天,有人通知我和王老师下厨房劳动摘菜,我俩高兴地去厨房干活了。倒也挺好,厨房内的活儿干惯了,不存在任何困难;同时,思想包袱卸掉了,精神面貌也好多了。

   戏快开演了,又安排我在后台管道具,我挺高兴。在演戏的过程中,替乔老爷捶背的正是于科长的妹妹于娟老师,还有一位我不认识。于娟老师个子高大,有一米七左右。我想,她出台时心中也是不平静的,谁甘心去演一个侍候人的丫鬟呢?但她活泼可爱,丫鬟动作做得挺好,语言也挺好,就是个头儿太高了,而另一个是矮个儿,这两个丫鬟一高一矮不相称,人们看她们出台都笑了。  

   我的心情又不轻松了。于娟老师演得很努力,勇敢大方地承担了丫鬟这个角色,完成了不是自己的任务,是个好老师。还有另一个矮个儿的不知名的老师,她们顶替了我们两个顽固不化的守旧人,把这场戏圆满地演成功了,实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她俩有功,相比之下我和王老师渺小极了,思想守旧不开放,给领导找了不少麻烦,怎么开导都不行。

   文艺训练班的组织有数十人,他们辛苦了半个多月宣传《九件衣》。训练班快结束时,领导讲话肯定了成绩,鼓励了大家,每个人都非常兴奋。于科长说,大家都好好总结一下,肯定成绩找找差距,以利再战。  

   这一来我的思想又紧绷了,我不服从分配,对抗领导,问题不轻啊!我的任务不但没完成,反而给领导找了不少麻烦,苦口婆心找谈话也不听,仍然我行我素犟死理儿,都像我这样,文艺训练班不就黄摊儿了吗?更谈不上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了。如果上纲上线的话,我这不就是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了吗?我想了许多,思想不消停,自责不已。在小组会上,我自我检讨,上纲上线深挖思想根源,认真总结表态,今后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宣传员。我的检讨通过了,大家都很理解我。

   文艺训练班解散,周老师来领我一起回家了,他辛苦了。对于我拒演丫鬟一事,他可能是知道的,但他一字不问,我也一句不露。就这样,我们闷着一起回家了。  

   数十年来,总是想起周老师,想和他联系,谈谈往事。但由于“文革”风云,我精神不振,至今成了泡影。他比我大,若健在,该是90多岁了。光阴如梭,六七十年不见了,问周老师好。  

 

第二件:我不愿挑花担

宣传抗美援朝

   我1951年从教师工作岗位调到盐城县人民政府的民政科,负责发放全县荣军物资和土地买卖的嵇征工作。我感觉还挺好,能胜任,顺心。

   这一天,我们听完抗美援朝的形势报告,就听见有人说说笑笑:“我自己都吃不饱,还‘扛米’援朝呢!”这是当时少数人对抗美援朝的极大误解。

   抗美援朝是党中央毛主席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这是举国上下人人皆知的重大政治号召,也是应积极行动的大事。志愿军已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保家卫国去了,这少数人对抗美援朝的误解得赶快纠正啊!

   于是,盐城县人民政府的文教科领导积极行动,主要是组织女同志宣传。政府机关女同志很少,人手不够,得赶快向直属机关借人,于是,一下子组织了一大群人。宣传工具是挑花担。用竹篾扎制了一对精工的大花篮,缀以各色鲜花瑞草,美丽极了,显得格外喜庆。扁担也是由竹篾削制,柔软而有弹性。还有编好的唱词,由一大群女同志演唱。

   很快,一切准备就绪,但花担子由谁挑?按挑花担的传统规矩,要被选上挑花担的,那是一种荣耀,表演者得是年轻貌美的姑娘。想不到同志张步英说:“领导让王琳璋挑。”我说:“我不挑!”张步英说:“不行!领导就是要让你出来锻炼锻炼。”

   我一听,傻了!这事离1950年我不服领导安排检讨还没过去多久,当时我曾表态,以后要好好做宣传工作,可一碰到这具体事就变卦了,又不干了。我思想在斗争,活思想特别多。我心想,宣传抗美援朝,是一项重大严肃的政治任务,可宣传方法很多,为什么非选挑花担子宣传呢?真叫人不理解。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指定花担子由我来挑?

   虽然想不通,但这回可不能再抗上不服从组织安排了,万一因此丢掉了工作,那我就得回家乡农村种田吃苦去了,那个在县法院工作的未婚夫还能要我吗?我越想越害怕,再往严重了说,这不是违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吗?想到这里我更害怕,就立即答应了张步英:“我挑!”这是我活思想激烈斗争的结果,不抗上了。

   她们一听我说挑,喜欢得直做老鹰抓小鸡的动作,高兴得不得了。有人给我头上戴花,有人给我戴墨镜,有人给我腰间扎红绿绸,有人给我挑上了花担。她们七手八脚,顷刻之间就把我打扮成了“民间艺人”。

   她们快活如神仙,前呼后拥地跟着我出了县政府大门,然后就喊口号,有的还唱了起来。

   “挑花担的人来了!”消息一传开,大人小孩都兴奋起来,纷纷赶来看热闹。人们夹道观望,越聚越多,从盐城的东门到西门,有三里多路,整个大街热闹非凡。人群非常拥挤,显不出是一个宣传抗美援朝的庄严的重大政治活动,更像是民间艺人在表演。

   挑花担还要有配乐,不过乐器很简单,就一把二胡和锣鼓。除我这个挑花担的主角外,配角有一丑角和一解说员,分别在花担的两边,另有一大群女同志在一旁唱歌。丑角是一位男同志,他穿着破旧的衣裳,脸上夸张地画着皱纹和胡子,显得傻里傻气的。解说员也是一位男同志,但他服装讲究,戴着眼镜,上衣口袋别着钢笔,手捧讲义夹,很有文化的样子。锣鼓响过之后,丑角上场,他甩动着破衣烂衫,傻乎乎地说着凑热闹的话。接着,二胡沙哑的前奏响起,一旁的女同志们齐唱新编的歌词,歌词的内容当然是宣传抗美援朝的。女同志们唱完后,丑角高叫好听,然后把唱的内容胡说一遍,包括把抗美援朝说成“‘扛米’援朝”。解说员便教育丑角,说丑角听得不认真说错了,然后详细解说唱词内容……

   我挑着这玩意儿也很累啊!挑上花担刚走几步路,我就觉得我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挑花担要求挑担人应着节拍,踩着碎步,走两步,回一步,扭腰晃肩,两只花篮随着挑担人的动作,有节奏地晃呀晃。他们喊着宣传口号,唱着新编的宣传歌词,我则像个木头人一样没劲儿了,不跟着唱,也不和着跳,唱词全忘光了。而且,我累得只能慢慢的便步走,一点儿也不像挑花担的样子。我晃不起来,花担子在我肩上就像死的一样,花篮略微动一动,就把我累出一身汗。

   按理说,只要花担上了肩,就不带落肩休息的,而且在人堆里挑花担,顾前又顾后,穿插前进,稳步后退,一点儿闪失不得,况且这是一次重要的宣传活动。但是在我挑了一里地以后,已经力不可支,频频喊累了。张步英看我挑花担的痛苦表情,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喜庆劲儿,无奈的她只好叫小王替我挑。小王身强力壮,精神十足,我如释重负,马上把身上的装备全给了她。

   小王真会挑花担,把花担子挑得像个活物一样,扁担晃得有节奏,不轻也不重,两头的花篮被她荡悠得又蹦又跳,看上去那叫一个美!她可真是使出了全身力气,虽然远道无轻载,很是辛苦,但她没有喊一声累,脸上始终是笑着的。跟着看的群众也都高兴地笑着,有不少人拍手叫好。

   我可是吸了一口气。我挑着这个花担子累得够呛,唱词一句也记不住,小王换我可把我解放了。当时我心里想:我的领导啊,这下可真把我锻炼得不轻啊!我可是足够努力了!

   这次宣传活动,从效果来看,还是有较大收获的。因此,在总结会上,县政府领导表扬了我们这些参与者,还特别表扬了在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小王。虽然没有批评我,但我心里却不好过。

   近些年,我偶然在省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一些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书,使我触景生情,内心受到极大震动。我把作者叶雨蒙的朝鲜战争五部曲《黑血》《汉江血》《黑雨》《血雨》《血战》都看完了。这些多维解读朝鲜战争的书,让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抗美援朝的意义,懂得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不仅使朝鲜免遭了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保卫了祖国和世界的和平,同时也有力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其中《血雨》这本书我一读再读。这本书全景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结束第五次战役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不甘失败,调集了六万精锐部队,发动了残酷的“金化攻势”。在仅有四平方公里的战区内,敌我双方共投入十万余人。战斗程度之激烈,在朝鲜战史和世界战史上均属罕见。双方死伤近四万人,战区内几乎无一具完整的尸体。我志愿军付出巨大代价,最终赢得了朝鲜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战,即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烈士,为国牺牲永远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毛主席得知此事坚强地含泪于眼中……那些英勇的烈士,他们用鲜血换回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保卫了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幸福。

   我离休以后,享受着许多优厚的待遇,这都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才换来的。可当年宣传抗美援朝时,我却打起了退堂鼓……

   这让我感到十分惭愧和自责。抗美援朝的英雄们为了世界的和平,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相比之下,为宣传抗美援朝,我挑个花担子付出点儿体力又算得了什么?!

   现在回想我不演戏、不愿挑花担子这两件让我自责的事,使我懂得了:在工作中,在人际交往中,不能主观、片面地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作出判断,而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站在集体的角度思考问题,那样才能避免对组织、对同志造成的伤害。可我懂得的太晚了,我是一个90岁的人了,趋近于人生尽头,这个年龄还能做些什么呢?最后,我套用一位哲人的话作为结尾:“如果有一天,我能够不计个人得失对我们的集体利益有所贡献,我就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王琳璋

 

编者感言:

   本文作者在工作中经历的这两件事,虽然都不是大事,却给她的人生留下了遗憾和自责,也让我们从中体悟到一些应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一、不去做或没做好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内疚,从而侵蚀自信。随着我们自信的下降,我们的活跃程度下降,事情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下降。我们的态度就会开始减弱,我们的自信就会愈加下降。因此,不要忽视去做那些“丢脸的”、“累人的”但有可能是磨炼人意志的事。

   二、人,不免有失败的时刻。尽力之后,技不如人的失败,是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最可怕的失败,是当自己还有一搏的力气与机会时,却自己放弃、放水的失败。

   三、看起来“难以完成的任务”可以历练人的意志,也可以消减人的意志。你若接受它,试着改变它,它会历练你;你若逃避它、抱怨它,它会消耗你。经常想“我做得还不够,我可以做得再好一点儿”,内心就会越来越有动力。千万不要认为“我已经够努力了,我吃了很多苦……”这些想法只会让你更加苦恼,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会在行动之后使自己的内心充满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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