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本文作者在舒兰矿务局职工大学工作时的照片，当年50岁

    我今年77岁了，这一生，像个五味罐，酸甜苦辣，啥滋味都尝过了。最让我回味的，是亡妻王淑清。她是不一般的妻子，是伟大的母亲，也是可怜的女人。如今，她去世9周年纪念日又到了，我和她的一切，像演电影一样，又浮现在眼前。

我的哀悼

　　2004年初，淑清得了子宫癌，在吉林市住院。我得到消息到医院去看她。她看见我时脸色大变，支撑起身来，要与我拼命的样子。我只好把给她看病的钱交给大儿子。我去过几次，她都不愿意与我见面。她连我要与她多见几面的机会都不给，悲哀啊！大儿子告诉我，是她自己掏一万元钱交的住院费，而这一万元钱是她推小车收破烂积攒下来的。她这么做，是为了减轻儿女的负担……

　　同年8月3日，是我最悲痛的一天，淑清离开了人世。在火葬场，亲友、儿女为她默哀，我则成了不理智的疯子，号啕大哭，悲痛欲绝，若不是有人拉着我，说不定我会一头撞死，与她同去。当她的遗体被送进焚烧炉的那一刻，我觉得天昏地暗，晕倒在地，醒来已躺在长凳上，可泪水还像泉水般往外流，地面湿了一片。我捶胸顿足，悲痛不可遏制：“淑清啊！难道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吗？你受了一辈子苦，遭了一辈子罪，没享过一天福，我欠你太多、太多了！对不起你啊！”

　　人们都说，妻子去世，送灵、上坟、烧纸都是儿女的事，丈夫不应出面。我哪管这些，每到她周年祭，我都带儿女去火葬场，请出她的骨灰盒，跪地烧纸、磕头、叨念。这样，我也觉得弥补不了自己的过失。我又以她生前的经历为题材，写了8集电视连续剧，托人拿到北京去找婆家。也许是我的水平不够吧，最终稿子又拿回来了，至今我还珍藏着。

　　我对亡妻这么念念不忘，不知底细的人怎么会想到：淑清是我的前妻，她去世时我们已经离婚19年了。

甘苦与共，恩爱夫妻

　　我和淑清曾是恩爱夫妻。1955年，我从乌拉街永吉师范毕业，被分配到永吉县大绥河公社中心小学当教师。1958年，经人介绍，我与淑清相识。她虽是农村姑娘，仅小学毕业，却写得一手好字，偶尔还能写出几句诗。我当时一无所有，可她没有嫌弃我，两个人的行李搬到一块，就算结婚了。

　　1961年，国家出台政策，年轻的中小学教师可以考师范大学，伙食、课本、医疗等一切全是公费。淑清鼓励我：“多好的机会！你报考吧！”我说：“我若考上走了，你咋过？”她一笑，说：“我咋过不用你管，你能考上就行。”于是，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结果，我还真被录取了。

　　我上学念书，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淑清带着孩子搬到她的老家———治新屯，借住在她大姐家的西厢房里，省下了租房钱。她又到永吉县石灰厂捡石灰块儿卖钱，贴补家用。她每月都给我写信。秋天天凉，她给我邮来新织的毛衣。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不到一年，就得了肺结核病，学校令我休学一年，回家休养。我回到家里，看见淑清面目漆黑，身子清瘦，手被石灰块儿烫得没了皮，心里很不是滋味，想自己还得再念5年才能大学毕业，她还得受多少苦、遭多少罪啊！

　　在淑清的精心照料下，一年以后，我病好了。可我没有去复学，而是向县教育局申请，还到大绥河中心小学当教师。我又参加了函授学习，最终在吉林省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这是后话。

　　淑清是个特别勤劳的人，操持家务一刻不闲，对我和孩子照顾得非常周到，对自己却很刻薄。一件上衣穿了十多年，她说啥也不换新的。每当吃饭时，她都是等着我和孩子吃饱喝足下桌之后，才肯上桌吃，剩下什么吃点什么。1962年闹饥荒，凡是能吃的东西她都给我和孩子吃，自己往往只喝些汤水。因此，她全身浮肿，还得了心口疼病。

　　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回大绥河公社中心小学工作一年多，淑清就得了胸脊骨质增生，不久就全身瘫痪，卧床两三年。为了给她治病，我不遗余力，不惜一切，求人抬着她上下汽车、火车，跑遍了吉林市大小医院，最后在吉林市中心医院住院半年，经过手术才治好了她的病。她能走路了，但是她的骨缝里却嵌上了特制的钢片。她住院时我根本没有几个钱，住院费2500元，只好打欠条了，从我工资里扣还。后来扣还了16年，还差400元，医院给减免了。

祸不单行，精神崩溃

　　因为我在大绥河公社中心小学工作小有成绩，1965年上级调我到永吉十六中工作

　　（仍在大绥河）。谁知这竟是我最不幸的一段历史，也是我和淑清痛苦生活的开端。

　　1966年，“文革”在全国爆发。我们学校的学生们变成了红卫兵，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老神气了。教师们也借了光，跟随红卫兵串联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可是串联回来不久就酿成了两派斗争，吉林市的一派是“造反委员会”（造委会派），受军方支持；另一派是“八三一”（妖派），不受军方支持。两派斗争激烈，经常发生武斗。我是妖派战斗队里的一个小头目。

　　后来，军方成立校革委会，造委会派掌握了实权，妖派凡有头有脸的人都受到了批斗，我也难辞其咎，被校革委会抄了家。他们没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却拿走了我的全部书籍和诗稿。诗稿中有这样一句诗：“队长的手，是伟大的手，日月星辰跟他走。”我写这句诗的意思是：用夸张手法，赞颂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精神和力量。可这句诗却被他们抓住了把柄，说我把劳动人民写成妖精，把日月星辰都掠走了，是丑化、诬蔑劳动人民。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把我的诗稿打成大毒草，给我脖子挂上“反革命黑干将、炮制大毒草的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让我站在学校大门口“站岗”，又拉上汽车满街游斗……

　　我被关在在黑屋子里，淑清给我送饭。我发现她的精神有些异样，与以往判若两人。她双眼呆滞，语无伦次，我预感到有些不妙，就劝她要想开点，一切都会过去的。

　　家庭贫穷，吃苦受累，她都认了。但如此折磨她的亲人，她是无法忍受的。在她看来，亲人的安危比她的生命更重要。我是啥样人，她最清楚。我3岁没了父亲，在苦水里泡大，念书时什么都是国家供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感恩戴德，无限忠诚。可现在，我却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但在那个无限上纲上线、残酷斗争、无清打击的特殊年月，上哪儿说理去？她欲哭无泪，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折磨。

　　中国有句老话：“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像是命中不济，老天安排，不幸的事，一件接一件。我的事已经很不幸了，谁知还有更大的不幸接踵而来，而且都压在淑清一个人身上了。

　　就在我劳动改造的几个月里，从大庆传来淑清母亲患肺气肿去世的噩耗，紧接着没多久，又传来她妹妹患肺结核不治身亡的噩耗。我们结婚之后，她母亲就从治新屯老家到大庆投奔她妹妹去了。她父亲早逝，没有兄弟，只有母亲和姐妹，淑清与她们的感情特别深。她是个坚强的人，宁折不弯，这样的人往往经受不住重大打击，接二连三的不幸，像万钧重锤砸到她头上，击得她心肝俱裂，五脏俱焚。她的精神崩溃了。

　　突然有一天，她失踪了。我和儿女历尽周折，千方百计地找她，都找不到。两个月后，吉林省信访站来信，让我去接她，是北京信访部门派人把她送过去的。

　　没想到，我去接她时，她把我当成了敌人。我还记得我俩的对话。“你上哪儿去了？”“上北京。”“上北京干啥？”“告你。”“告我干啥？”“你害死了我妈和我妹，我咋不告你？”“你妈和你妹在大庆，我根本没去过那里，怎么能害她俩？”“你诡计多端，你不去，你不会指使大庆的人暗中使坏啊？你还我妈！你还我妹……”说着，她就动手打我。

　　她认为，她妈和她妹是被人暗害了，而我就是罪魁祸首。

　　我领她看过一次病，是把她骗到医院的。我对她撒谎说：“有个人说他是你们治新屯老王家人，你去看看，认识他不？”她信了我的话，跟我去了医院。没敢挂号，没敢写病志，没敢使用检查仪器，大夫也没敢穿白大褂，只和她随便唠嗑，观察她的语言动作。她出医院大门时，一回头，看见大门牌子，顿时炸了庙：“什么？精神病院？我没病！你竟把我领到这里来？张库，我跟你没完！”

　　过后，我去见大夫。大夫说，她有狂想症，是精神疾病的一种；此病多由心理上剧烈的刺激引起，当一个人坚持的信念与社会现实相抵触时，就很容易患上狂想症；这种病主要表现为缺乏对人的基本信赖，比如喜怒无常，胡乱猜疑，胡说八道……

　　不过，大夫说，她的病还没有达到精神完全分裂的程度，暂时可以不入院，开点药先给她吃，或许能有好转。

　　吃药也不可能，因为她至死不吃药。直到她去世，这病也没治过。

家里单位，疯狂闹腾

　　除了儿女，淑清谁都怀疑。比如，她到粮店买粮食，指责粮店卖的粮食有问题。她把米、面等各样粮食分成大包、小包，拿到公社领导哪儿、拿到派出所，要求化验粮食里是否有人下毒。

　　这回，我家里有戏唱了。她不许我进厨房，不许我买米买菜，不许我接近水缸。为啥？怕我下毒。吃饭时，她不许我盛饭，必须是她亲手盛一上碗饭，递给我，我吃两口，她再把我吃过的那碗饭拿过去，她吃。为啥？我吃过的，肯定没下毒。我在家，她就打我、骂我，没头没脑。她还把切菜刀高高地举起来，咬牙切齿地要砍我，吓得我落荒而逃。为了躲她，我在家的时间减少了。

　　她犯心口疼病的时候，疼得全身冒汗，大叫不止，从炕头儿滚到炕梢儿，又从炕梢儿滚到炕头儿。我买来药，她宁死不吃。她说：“你害我得了这病，你还下毒，想药死我啊！”我又请大夫来，大夫装好打针药，她给打碎在地，骂我：“张库，你这个豺狼，丧尽天良，又让大夫来害我……”

　　我的工作单位也有戏唱了。因为淑清怀疑邻居害她，经常与邻居打仗，为了改变环境，我离开了永吉十六中，调到西阳公社教育办当业务辅导员，家也随迁到西阳镇。在教育办，我写材料、搞辅导、组织公开课，干得很顺手，和教育办的郭主任关系也不错。可淑清却怀疑郭主任与我合谋害她。在召开全公社教师大会的时候，她突然闯进会场，抢过讲话人的麦克风，大骂郭主任：“郭××，你这个杂种，张库指使你害我你就害？”为此，公社党委领导指责我：“张库，你对教育办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干啥指使老婆大骂？”并令我在另一次教师大会上检讨、道歉。我说我家里的是病态，她骂郭主任不是我指使的，可是没有人相信我。

　　实在没办法在这个单位办待下去了，我又转到了位于江密峰公社的永吉十一中。十一中书记朱国曾是我在大绥河工作时的同事，关系也不错，他让我当代理学生处主任。我家也随迁到学校家属宿舍。可好景不长，我上班没多久，淑清就到书记室大骂：“朱国，你是什么东西？在大绥河时你就害我，到这里和张库合伙害我更方便了……”这还不算，淑清总是怀疑家属宿舍的邻居害她，朱书记就让学校在离家属宿舍二里远的北山根———学校的田地边给我家盖了一间简易房，这里原先已有一户人家。因为离这里五六十米远有几座坟，淑清又跑到学校找朱书记算账：“朱国，你让我和鬼一块儿过日子！你安的什么心？”

　　永吉十一中我也无法待了，我又申请调到黄金大队黄金小学当校长。为了离别人家远点，且能独门独院，大队张书记在河边批给我一个房场，并找人帮我盖了两间房子。我们一家搬进去不久，适逢公社教育办在黄金小学召开教育现场会，公社教育办领导、大队领导、各校教师代表前来参加。就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淑清突然闯进会场，拽着我的脖领子喊：“张库，你把这么多人弄到这里来，要干什么？你说！你说！你还嫌害我的人少吗？”她转而又骂大队书记：“张麻子，你是什么大队书记？表面上帮张库盖房子，暗中给我下毒。书记？狗屁不是！呸！”经她这么一闹腾，该现场会不欢而散。

　　这里也无法待了，我又调到缸窑镇永吉六中教导处当干事，住学校的宿舍，家也随迁过来。淑清经常趁课间操时闯入操场大闹，使学生无法正常活动，时间长了，我还是待不下去。就这样，我先后调转了十多个工作单位，在永吉县几乎转了一圈，都是由于淑清的闹腾，我在哪儿都干不长，简直无容身之地。

　　我决心离开永吉县。1981年，我申请调到了舒兰矿务局。家也搬了过来，住矿务局天合煤矿的房子。矿务局教育处领导看我档案，了解到我曾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又是吉林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还是党员，就把我分配到舒兰职工大学当教师，教文选、写作、哲学。1986年，我被评上大学讲师。

    她的狂想症有间歇性，犯病时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好的时候对我也有怜悯之心和疼爱之意。于是，我对她撒了个弥天大谎：“淑清，我在单位犯错误了，咱们离婚吧，不然我还得被人家抓起来……”也许是“文革”时我挨整给她留下的印记太深，我的谎言起了作用，她同意离婚……

权衡利弊，骗妻离婚

　　自从淑清患上狂想症这么多年来，我渐渐地发现了两个秘密，一是我在家她就闹腾，我不在家她就安静，她和儿女在一起啥事没有；二是我对她的好心都变成驴肝肺，我在她跟前不但照顾不了她，反而害得她病情加重。唉！我干脆离开这个家，跟她离婚算了，也许离婚对我、对她都不是坏事。

　　我想到离婚，还有一个原因。以前她闹腾那么多年我为啥没和她离婚？因为孩子尚小，都在念书。现在为啥要离呢？孩子大了，我能撒开手了。当时，5个孩子4个已结婚，最小的儿子正在上高中，如果能考上大学，可由我供到大学毕业。可是，我要离婚，她能同意吗？儿女能接受吗？至于儿女，先不让他们知道，等他们知道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我权衡利弊，最终下决心与淑清离婚。我也是人，我也需要过正常人生活，再也经不起她的闹腾了。可淑清有狂想症，这婚怎么离啊？我冥思苦想，觉得有几点对离婚有利，一是她没有精神病诊断，即没有法定不许离婚的凭证；二是众人也没有公认她有精神病；三是她生活能完全自理，洗衣、做饭、买菜……什么都能做，只要有钱花，她能独立生活得很好……

　　这样，与她办离婚手续还是有可能的。她的狂想症有间歇性，犯病时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好的时候对我也有怜悯之心和疼爱之意。于是，我对她撒了个弥天大谎：“淑清，我在单位犯错误了，咱们离婚吧，不然我还得被人家抓起来……”也许是“文革”时我挨整给她留下的印记太深，我的谎言起了作用，她同意离婚。办手续的时候，她提出要5个孩子，要全部家产，要求我供养最小的儿子上大学。她说得有理有据，有板有眼，办事员根本没看出她有什么精神问题。

　　我们是1985年春天离的婚。离婚当天，我净身出户，怀揣离婚证书走出家门，来到东山岗坐在地上。那饮烟袅袅的房子是我的家啊！我却离开了它。我卸掉了身上的千钧重担，却并不感到轻松，因为我又欠下淑清一笔情债，从此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破镜难重圆，忏悔伴终身

　　淑清一生清白，我也没有外遇，而且都过了大半辈子了，可我们却离了婚。是我走错路了，我迈出离婚这一步，是我自私，是我缺德。我抛弃了她，在她身患精神病的时候，而我付出的代价是自己永生不得安宁。

　　离婚后，为了改变生活环境，我又调到了吉林市第五十五中学，直到退休。我节俭用度，每月除了给小儿子念大学寄去一笔钱外，再另外寄给小儿子200元，让他转交给淑清。她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我必须给她一定的生活费。但我直接给她，她坚决拒绝。

　　离婚后，淑清坚持一个人过。她一个人住在舒兰矿务局天合煤矿给的那个房子里（我调走后，跟矿务局协商，房子不收回）。我想，她若能好转，我在吉林市租个房子，接她过来，我们仍在一起过日子，如果能过下去，可以复婚。我抱着希望从吉林市到舒兰去看她。我敲门，她不开，我借邻居敲门进屋之机，跟着进了屋，把买来的水果递给她。我说：“我买的这四样水果都是外国进口的，可好吃了，你都没吃过，尝尝鲜吧？”她双眼现出异样的光，说：“你还来害我啊？你这些水果都有毒，谁吃？”说着，她把这些水果都撇到了窗外去了。此后，我又去看过她几次，也都是不欢而散。我和她再在一起过日子的梦想破灭了，破镜难重圆。

　　1994年，我再婚了，对方是商店的收款员，比我小16岁，至今我们都生活得很幸福。可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亏欠淑清太多，越是觉得对不起她。

　　也许，我压根就不应该离婚，就是叔清把刀真的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应该离开那个家。就是她不容我的照顾，我也应该陪着她生活，这样做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意志竟然这么薄弱，遇见困难就逃避，完全失去了劳动人民的本性，失去了道义和良心。

　　因为我离婚又结婚，有个儿子对我大打出手，我只是忍受。从我们离婚到淑清去世前这19年里，5个儿女都不和我来往，逢年过节也没有一个孩子来看望我，我也没有怨言。我对不起淑清，也对不起儿女，不配做他们的父亲。人说我供养两个儿女高中毕业、三个儿女大学本科毕业，儿女应该感恩，我却认为培养儿女成才是父亲应尽的责任，从来不想让儿女回报什么。无论我为儿女奉献多少，也弥补不了我对他们母亲的亏欠，更无法安慰他们受伤的心灵。

　　其实，从淑清患狂想症到她去世，这些年里，尽管她病态的时候多，正常的时候少，但在我遇到困难时，她还是关心我的。那是我退休以后，已经再婚了，由于胳膊上长了一个囊肿，住院两个多月。出院后，我胳膊上缠着绷带去舒兰看望淑清。这次她没有撵我，更没有打我、骂我。我临走时，她还送我到火车站，塞给我20元钱，让我补养身子。我不要，她非给，我只好收下了。一想到这个细节，我就心酸流泪。

　　淑清，我知道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吧！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发誓我要改错，来世一定陪你到底。我已叮嘱儿女，我去世后把咱俩的骨灰合葬在一起，让我们永远做夫妻。我要寸步不离地陪着你，不让你孤独，不让你无助，你打、你骂我都心甘情愿，再也不会逃离你了。

张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