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妈妈临终没吃到葡萄,让我至今无法释怀

 妈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儿子要吃的,我却没来得及满足妈妈的心愿…… ———作者


此照片拍摄于1969年1月25日,是弟弟当兵临走前的合照。

照片中所标注的"1953-1969"字样,是我有意留下的,目的是不能忘记1953年爹爹去世后妈妈养育我们长大的心酸史。

照片中前排端坐着的是我的妈妈,后排右二是我,左二是弟弟,两边是妹妹

这是我爹爹生前照过的唯一照片,当年37岁

为了不忘妈妈的教悔,我没舍得把这张3元定额的屠宰证丢掉,像宝贝似的一直珍藏到现在

   妈妈的祭日又要到了,每当想起妈妈的音容笑貌,想起妈妈的辛酸往事,想起妈妈的养育之恩,特别是想起没能满足妈妈的最后愿望,而且仅仅是向我要点儿葡萄吃,我却没能来得及给妈妈买,这让我至今都不能释怀,时时刺痛着我的心。

  妈妈与爹爹是经媒人介绍,于1936年成的亲,妈妈小爹爹5岁。在媒人给妈妈介绍对象时,曾先介绍过同屯的张家小伙儿,后介绍的我爹爹。两家相比相差悬殊,张家当时在屯中是个大户人家,有许多房产还有很多土地,而爹爹家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无立足之地,住的是租的别人家的偏厦子,爹爹又是给张家扛活的。那时爹爹年轻又非常能吃苦,诚实肯干,张家让他当打头的,深得张家的认可。每到秋收以后,一进入冬季就没有什么农活儿了,为了生计,爹爹仍留在张家给他们无偿地当厨师,换回免费吃饭的待遇。那时,爹爹在烧火做饭时发现有些豆秸、高粱挠子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打不净的粮食,他就边敲打边烧火,这样聚少成多额外收些粮食。对此,张家还很宽容从不干涉。

  爹爹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和他很会为人处世的许多长处,深深地打动了妈妈的心。那时,农村婚嫁大多都是讲要多少石粮食,可妈妈一点儿粮食也没要就和爹爹成了亲。对妈妈不嫌贫不爱富的这种不寻常的选择,屯中有很多人羡慕,认为爹爹命好,找到了一位难得的爱人。那时,爹爹是上有老父、兄长,下有弟弟。伯父在公主岭街里给一家叫泰和成的工厂当厨师,叔父靠在街里给人挑水挣钱度日。

  土地改革了,我们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伯父的厨师不当了,回到老屯与爹爹一起耕种分得的土地,还时不时地开了些许荒地。有了自己的土地,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有使不完的劲儿,粮食逐年增多,吃穿用都不用愁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强。到了1951年,我们家盖了三间新房子,另外盖了二间仓房,家境越来越好了,还把在街里挑水为生的叔父一家接了回来,合住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大家庭。1952年,我们家在本屯第一家买了胶皮大轱辘车,买了三匹马,这时全家已达到了17口人,过上了人财两旺的好日子。很难想象就这么短短几年的工夫,我们家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是他们的艰辛努力、他们的极大付出、他们的省吃俭用换来的。

  那几年爹爹是当家人,主掌着全家的收支,精打细算,谋划着全家的美好远景,企盼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爹爹由于超负荷的劳累,身体过度透支,加之劳心费神,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那时,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应该说是不错的了,可是爹爹想自己是当家人,挣钱不容易,宁可把钱花在治理家业上,也舍不得花钱为自己去治病。他万万没有想到,舍不得花钱治病却舍去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我记得爹爹带病还坚持去地里干活儿,累得趴在地里回不了家了,是邻居李长荣大哥发现了,连扶带背地把爹爹送回了家,我牢记在心。对病重的爹爹,我们家还搞过歪门邪道,不去求医而去求仙。大仙把用朱砂写在黄纸上的符烧成灰让爹爹冲水喝下去,还用捡回来的破布、鞋底熬水让爹爹喝。可想而知,如此治病就是没病也治出病来了。对此,妈妈只能是违心地顺从了。爹爹是在很难挺下去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去了一趟长春,到医大二院做了检查,排片发现肺部已经出现了黑点。当时国家已经进口了能治肺结核的青霉素了,如果能舍得花钱,爹爹的病是有救的,可是爹爹不但没有住院治疗,甚至连一点儿药都没带回来。挨到1953年农历八月初十,已经实在挺不下去了才去公主岭医院,可是一切都晚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只住了5天院就被通知人已经不行了。八月十五早晨,爹爹被抬回了家。八月十七早晨,年仅42岁的爹爹停止了呼吸,撇下了相依为命的我的妈妈,撇下了他的5个年幼的子女。爹爹的死是愚昧、是无知、是舍不得花钱造成的,可是一切都悔之晚矣。爹爹的离去,使我们家失去了顶梁柱,失去了主心骨,刚刚起步的家好景也就不长了。

 

   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爹爹宝贵的生命,养育我们的责任一下子都落到了妈妈的肩上。苦命的妈妈领着我们5个苦命的孩子艰难地熬着岁月,顽强地在生死线上挣扎。那时,最大的哥哥15岁,我10岁,最小的妹妹才8个月。

  爹爹去世后,我们仍和伯父他们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956年初级社成立了,我们家值钱的大轱辘车和三匹马全都入社,家底也就所剩无几了,靠参加社里的劳动报酬来维持全家的生活。由于家中人口多劳力少,生活难以维持,妈妈看到此情此景,觉得我们这股孩子多又没有劳动力,不想继续拖累伯父叔父他们了,主动提出分家单过。当时,他们也不太忍心抛开我们母子,在妈妈的一再坚持下,家分开了。所谓分家也就是分居单过而已,因为没有什么家产可分,只是分分房子怎么住就是了。三间上房两家住,仓房一家住,让妈妈先选。妈妈没有选比较宽敞的、明亮的上房,主动要了仓房,经过简单的修修补补我们就搬过去了。可这仓房一住就是20多年,我结婚就住在这个仓房,一直到1975年单位在城里安排了房子我才和妈妈离开了这个仓房。那时,全大队近千户人家都很难找到像我们住了这么多年仓房的第二户人家了。

  分家以后,我们生活的困难程度旁人是难以想象的,缺吃少穿,喂猪的糠吃过,喂牲口的苜蓿吃过,还吃过各种野菜,甚至吃过炒糊了的麦秆灰。弟弟由于吃灰菜中毒,脸肿得像窝瓜,险些丧了命。1958年,生产队成立了食堂,在队里参加劳动的能在食堂吃点儿饭。那时妈妈除在食堂帮助做饭外,还额外为生产队喂5头老母猪,为的是能挣到与男劳动力一样的工分。那时食堂有时吃玉米面窝头,妈妈舍不得吃,拿回家切成片分给我们吃。对如此贫困艰难的生活,能不能养活我们这5个孩子,我姨妈是非常担心的。她不止一次地劝妈妈找个人,也劝过妈妈把小妹妹送人,这些都被妈妈坚定地拒绝了。妈妈对姨妈说:“我不能拖累别人,我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冤家,就是死我也要和孩子们死在一起,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们养大成人。”我的小妹妹出生以后,妈妈由于为爹爹的重病忧愁,又没什么能补充的营养,没有奶水,妈妈是用口嚼的小米饭挤出的饭汁硬是把小妹妹喂活了。妈妈为我们长大,为我们成人,做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牺牲。

  妈妈由于过度地劳累和疾苦,加之严重的营养缺乏,患上了抽筋的病,严重时抽得嘴歪眼斜,抽得手都抠破了,幼小的我也知道给妈妈掰手。由于没钱治病,听说黑木耳泡水发了以后蘸白糖吃能治抽筋的病,妈妈连用了月余,抽筋的病还真的好了,再也没犯过。还有一次,那是1965年初夏时节,妈妈去姨妈家串门,在那儿突发黄疸性肝炎,全身发黄,连眼球也黄了。可是,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妈妈也舍不得花钱去治,一针药没打,一片药没吃,只是在那儿吞食了几次活泥鳅。也许是上天怜悯我的妈妈,近半个月的时间病就奇迹般地痊愈了。她当时没有向儿女们透露病情,恐怕增加儿女们的负担。

 

   妈妈一天书没念过,她深知没有文化的难处,更知道我们家祖辈没有读过书的人,她甘愿自己受苦遭罪也不忍心让自己的孩子还像祖辈一样成为一个大字不识的“白帽子”。妈妈都给我们兄妹5人上学的机会。那时,我婶看到妈妈如此没白没黑地操劳,连吃饭都很难,还有心思供孩子读书,几次心有不忍地对妈妈说:“这么穷的家还供啥学生啊?”可就是这样,妈妈也从未向我们兄妹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别念书了的话。

  苦水里泡大的孩子懂事也早,知道心疼妈妈,知道珍惜妈妈给的上学的机会,更知道尽量多地为妈妈分担些苦和累。记得我从10岁时就能往家挑水了,由于幼小个子矮,我就把水扁担两头的挂勾往两边一搭,水桶就能挑起来了。只要我能干的我都尽量帮助妈妈分担,几乎没有什么农活儿我不能干的。我在家编过土筐、编过炕席,到农场打过小工,走村屯卖过冰棍,几乎什么都能干。是妈妈催我奋进,是家境迫我自强。妈妈为我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遭,我又有什么苦不能吃,什么罪不能遭呢?我不惧任何艰难,任何痛苦,我更不怕别人耻笑我的衣衫褴褛,为了能念上书,我什么都不顾。初中时我穿过捡来的女人穿过扔了的破紫色趟绒鞋,高中一年级时还穿过磨得几乎没有了鞋底的布鞋。1962年,那年气温回升得也早,同学们多数都已穿上半袖衫过上夏天了,可我到4月30日还在穿着过冬的破棉袄呢!我是在第二天“五一”节才脱下去了过冬的棉袄,不知妈妈是怎么借的钱为我买块白布做了件半袖衫。穿上了这件半袖衫,我的泪含在眼里,不敢流出来,生怕刺痛妈妈的心。

  我从小学开始就知道用功,顺利地考上了初中,考上了高中,还有机会读了中专。在我们屯我虽然是最苦的一个学生,但我是最幸运的一个学生,有多少个家庭条件都比我强的孩子,他们都没有得到像我这样的幸运,有点儿良心的人是不会忘掉这样的好妈妈的。

  年少的我深知自己家境的贫寒,我也并不是那么自私的,曾几度不想念书了,想早点儿助妈妈一臂之力。记得在小学毕业时正赶上“大跃进”,工业上马,工厂招工,我也曾试着到几家工厂应招过。可是,由于自己个子矮身高不到1.55米,体重不足80斤,没有哪家招这么又瘦又小的我。初中毕业时,我也幻想能早点儿工作,便报考了吉林铁路经济学校,上高中我连想都没敢想。可不知什么原因,我却被怀德县第一中学录取了。上高中对我、对妈妈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可也是件再困难不过的难事。那时,又赶上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多数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着,更何况如此饥寒交迫的家庭条件,再继续供个高中学生谈何容易?我不想难为妈妈,高中我是不能念了。可是,妈妈不忍心让我失去上高中的机会,对我说:“只要你愿意念书,妈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我怀着妈妈没有言明的期待,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妈妈的心愿把书念好,不能愧对妈妈的良苦用心。

  在妈妈的支持下,我人穷志不短,苦难让我更加顽强,任何困难都未能把我吓倒。我每天往返学校20多里,无论是春夏秋冬,我都风雨无阻,没旷过一天课。那时家中没有能看钟点儿的东西,只能凭感觉来确定时间早晚,有时早晨在家来不及吃饭,我就匆匆忙忙地往学校跑,而这样一饿就得是一天,只能晚上放学回家吃上一顿饭。天暖的时候,为了省鞋,是不是雨天我也要拎着鞋光着脚上学。班主任窦老师曾看到过我穿的几乎没有底的鞋,要求学校对我特殊照顾。学校对我是很关照的,每月发给我9元钱的助学金。这9元钱助学金为我能够读完3年的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非常珍惜这可贵的9元钱,都把它用在了学习上,我的作业本几乎都是两面用的。3年的高中时光,我连3分钱一根的冰棍都未尝过,一块糖没含过,从未乱花一分钱。

  妈妈看我这书读得也实在是太难了,又实在无法改变我的困境,担心我失学,曾做出了一件十分无奈的决定,忍痛把我过继给我的六叔家(六叔是我的叔伯叔叔)。那是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1961年9月22日晚,妈妈找来了六叔,还在屯中找来三位较有名望的老人。妈妈当着大家的面说出了不知怎么想出来的决定,把我过继给我六叔家,当时还让人用我上小学时的红领巾剪成了一个方块,写下了“过子单”,把自己含辛茹苦养育了近18年的儿子分文不取地变成人家的儿子。妈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便做出了如此狠心的决定,当时我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没有言语,没有眼泪,到嘴边的话我没有说,欲出的泪我没有流。我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妈妈是为了我的前程,宁愿忍痛舍出自己将要成人的亲骨肉,希望我能够得到六叔家的关照,以改变我十分困难的现状,创造有利于我学习的好条件。按说我应该改口叫六叔“爹爹”了,可我叫不出口,我已经8年多没叫过爹爹了,怎能改口叫他爹爹?更何况我怎能忍心抛开我苦命的妈妈呢?我只在那年春节时在六叔家待了三天,没有依赖六叔家的恩惠,没花六叔家一分钱,仅穿了一件六婶做的棉上衣,穿了一双六叔穿过的旧棉鞋。到1962年2月20日,我只当了近5个月的过继子,就坚决地回到了妈妈的身边。这是我生命中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964年7月,我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却收到了吉林省商业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学制一年,吃住和学习用品全是免费。又有机会上学了,我是又喜又难,家中分文没有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不想再让妈妈犯难。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为了给我再能上学的机会,她宁可厚着脸皮去借钱。妈妈去了好几个邻居家没借到一分钱,无奈妈妈又跑到街里去我三姑家试试。那时,三姑家的困难状况不比我们家强多少,也不知妈妈说了多少好话,三姑给凑了10元钱。我带着妈妈好不容易借来的10元钱,买了一个算盘、一个脸盆、一块床单,又买了一张火车票到学校报了到。后来,在我连3角钱理发钱都没有了的情况下,无奈我给妈妈寄了一封信,让妈妈想办法再给我寄来一元钱,否则我连往家邮信的8分钱都没有了。接到信后,妈妈让妹妹回信时夹寄了一元钱和4张8分钱的邮票。我就是用这11元钱和4张8分钱邮票念完了一年的书。要毕业了,学校派老师到我们家进行了家访,考虑到我们家的困境,为了便于照顾我的妈妈,学校在分配工作时第一个确定让我回怀德县,回到妈妈身边。是妈妈借的这10元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没有妈妈多年含辛茹苦的支持,怎么有我幸福美满的今天?

  我们兄妹5人是妈妈的血和汗,是妈妈千辛万苦把我们拉扯大的,妈妈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原本疼痛的人生拥有幸福,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中。我们兄妹5人从小到大都很懂事,都很守本分,从未与邻里家孩子们打过架,更没做过摸东家拿西家的丑事,从不惹妈妈生气。妈妈时常叮嘱我们:“咱家穷但志不能穷,穷人要有穷志气。”妈妈时常对我们说:“宁可身受苦,不让脸受热。”妈妈的言传身教使我们更加懂得做人的道理,妈妈的期待我们没有辜负。

  我是1965年7月学校毕业分配参加工作的。那时工资每月30.5元,挣得虽然不多,但这对很难见到钱的我们家来说,总算有了许多改善。

  到了1969年,弟弟初中毕业了,不辞辛苦的妈妈又把刚刚要借力的弟弟送去当了兵。弟弟在部队也真争气,到部队的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部队6年多,年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1971年秋,妈妈第一次出远门到旅顺,到弟弟的部队看望了弟弟,嘱咐弟弟在部队安心服役。

  1971年冬月,从未杀过猪的我们家杀了一头百余斤的小肥猪。那时,杀猪要交3元钱屠宰税的,碰巧我既是征税人又是纳税人,交与不交好像是我个人说了算。那年我们屯有10多户杀了猪,税我都如数地收上来了,自家的交还是不交我有些犹豫。那时妈妈没听说过也不懂什么叫屠宰税,问我:“杀猪咋还交钱呢?”我向妈妈讲了这是政府的规定。听后妈妈明白了,劝我说:“旁人家你都收了,咱们家你也不能落下。”于是,我听妈妈的话收了自己3元钱的屠宰税。那时,3元钱对我们家来说也算是个不小的数目,占我月工资的十分之一。这虽然是件很小的事,但在妈妈的提示下我做了正确的选择。为了不忘妈妈的教悔,我没舍得把这张3元定额的屠宰证丢掉,像宝贝似的一直珍藏到现在。

  在工作岗位上,我曾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立过功,受过奖,《吉林日报》上也曾见到我的名字。我们兄妹5人都没有给妈妈丢脸,先后有3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应该说,我们给妈妈争了气,添了光。多年来,每当我们面对挑战与挫折,每当我们又站在生命的分岔口上面临选择,我们总会想起妈妈……想起妈妈总是那么热情地面对生命,正面地拥抱各种生命中迎面而来的遭遇,我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即便现实再让人灰心难受,还都是做出“对”的决定。因为那就是妈妈身体力行在她的人生道路上,为我们作出的一场真实的示范。

 

   妈妈是位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虽然没有文化,却非常通情达理,处事坦诚,从不偷奸取巧算计别人,求到她的事她从没有说不的。我们屯当时有60多户人家,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愿意找妈妈帮忙。在我的记忆中烙印最深的是为屯邻家看守危重病人、给产妇接生。经妈妈看守的危重病人有很多家,李七叔的父亲病危,妈妈一连守了七天七夜直到最后,帮给穿上寿衣才算完事;还有张四哥的奶奶和妈妈、董大叔的妈妈……都是我妈妈帮助看护和料理的。困难时期,我们屯大多数人家也都比较困难,就连妇女生孩子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也几乎没有去产院的,都信得过我的妈妈,找妈妈帮忙。还好,经妈妈接生的孩子很多,都很幸运,从未发生过什么事故。看妈妈不仅含辛茹苦地为我们操劳,还额外不分白天黑夜地为邻里劳神,我很担心妈妈累倒了,或者惹出什么麻烦事来,曾流着眼泪哀求妈妈,不忍心让妈妈这样做下去。可妈妈说:“咱家穷没有钱,但咱有人。”妈妈的话语里蕴含着多么坦诚和善良的心,当儿女的还怎能阻拦呢?!经妈妈接生的产妇有难也有易,有的待产几天,她都是认认真真地处置使母子都很平安,都很满意。照料过那么多老人、接生那么多孩子,可妈妈没有接受过谁家一分钱,因为只有这样她才感到心安。

  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小事,那是1959年我上初中二年级时的事。那年学校组织学生到六家窝堡支援夏锄。在休息之余,我和几个同学到河沟里抓鱼玩。我们还真地抓了不少,有30条左右,差不多有2斤。晚上由于六家窝堡离我们家不太远,我高高兴兴地把抓到的鲫鱼送回了家,本想让一年都很难见到荤腥的妈妈开开斋,没想到等我第三天回家问妈妈鱼好吃不好吃时,妈妈笑了。妈妈久违的笑容,让我感到很纳闷,原来是妈妈把没有舍得入口的鲫鱼全都送给了邻居宫大婶了,说宫大婶有病想鱼吃。

  由于妈妈的热心肠,与邻里关系非常融洽,老亲少故也愿意和妈妈来往,到我们家串门。从打“四清”运动以来上边派下来的工作组都安排到我们家住,先后有“四清”工作组省农业科学院的王兴普、老李同志;有伊通县妇联白主任、张同志;还有环岭乡贫宣队员小王同志。妈妈对他们像对亲人一样照顾,他们对我们家的困难也都十分同情,特别是“四清”工作组的王兴普同志,多次伸出援助之手,给米给面给粮票接济我们。妈妈是位重情义的人,别人给予的好处从不忘记,多次嘱咐我千万不能忘了老王的恩情,对此我牢记在心。1967年7月王兴普同志请调回辽阳老家时,我到车站送别却没能力报答他,多年以来心里总觉不安。还好,1991年8月我公出去鞍山时顺便到了辽阳,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已退休在家的王兴普同志。他人虽然老了,但还是那样热情,临别时我给他扔下200元钱,他百般不留,我不得不说出这是略表母亲生前的心意。就这样,在妈妈离去三年后,妈妈让我报答老王的心愿我总算实现了。

 

   我与妈妈共同生活了45年,妈妈从未张口向儿子要过什么东西吃。只有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是妈妈临终前唯一的愿望。

  1988年10月末,我因公出差到广东。在我出差10多天后,妈妈因病住院了。手术时发现胃部有肿块,很大了已不能切除了。之后做了缝合,只能打针吃药维持,这样治疗已一个月了。当我出差回来时,得知妈妈住院了,急忙跑到医院看望病重的妈妈。当时医院看妈妈的病不好治主张让妈妈出院,我看到妈妈的伤口没有愈合,没有同意院方的意见,这样又住了近一个月的院。这期间我的同志纯华从范家屯一老中医处给弄来两贴膏药,这膏药还非常管用,到妈妈故去之前,伤口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在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手机几乎人人都有,那时通话非常不便,妈妈刚生病住院时,单位和家人几经周折也没能找到我,照顾妈妈的重担几乎全都落到我爱人的肩上。她找我单位领导借钱,由于匆忙,下楼时还把脚崴了。在此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是她为我尽到了我没能尽到的责任。

  同年12月31日,是我单位年终向省税务局汇报全年收入的最终数据那一天。那天惦记妈妈的我,在10点多钟时骑车抽空去哥哥家看望了妈妈(出院后,妈妈住到了离我们家10里地的老屯的哥哥家)。当时妈妈状态还好,啥都明白。在我要回单位的时候,我问妈妈想吃点啥,妈妈说:“你下班回来给我买点儿葡萄吃吧。”我回到单位后,已是中午,我们几位领导临时买点儿便当,准备吃完后抓紧干活。就在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家里派人到单位找我,说我妈妈不行了,匆忙中我没能去街里买上葡萄。妈妈的这一最后心愿没能实现,怎能让我安生呢?对此,我遗憾,我忏悔,我难过。此后,我在给爹妈扫墓的时候,带的祭品中总不能忘带葡萄,借此来弥补无法弥补的遗憾和不安。妈妈去世时72岁,她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精神遗产,妈妈的恩情我今生是难以报答的。

  在妈妈的祭日即将到来之际,我借贵报一角,诉说对妈妈的怀念之情。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回顾妈妈的一些辛酸往事,最主要的是向九泉之下的妈妈道歉,向妈妈悔过,这样或许能减轻没能很好地报答妈妈养育之恩的不安心情,寄托我的哀思。万望妈妈宽恕,祝愿妈妈安息。

胡荣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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