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太小了， 胸太窄了， 失去了长者之风， 教者之德。如果换位思考， 章馨菊是我的女儿， 我还会这样对待她吗？ —— 作者

“文革” 中的人们 资料图片

我是个爱面子的人，如今活到78岁， 这辈子从来未向别人道过歉。但今天要公开道歉，向我的学生章馨菊（化名）。我不想让她在九泉之下还有怨在心，也不想再让自己的良心不安。我要勇敢地站出来， 向章馨菊说一声抱歉，求得别人和社会的谅解， 然后轻松生活， 轻松前行。

和谐的师生关系

1965年暑假过后，我任伊通一中高二·二班语文老师。刚上完第一节课后，我请语文科代表到教研室来一趟。我回到教研室刚放下教案、粉笔盒， 还没等坐下， 身后便跟进一名女生。她短发， 戴近视眼镜， 面色粉红。 “你就是语文科代表？” 我问。“是。” 她答。 “叫什么名字？” 我问。“章馨菊。 ” 她答。 “长话短说吧， 以后你的科代表工作要尽职尽责，比如齐作业本、 作文本、 反映同学对语文教学的意见与要求等，你能做到吗？ ” 我问。 “张老师， 我能做到， 还希望张老师对我多加批评指导。”她答。我们交流时， 我感觉到她那副近视眼镜里透出的目光是真诚的，语气也是恳切的。

后来听人说， 章馨菊家是菜农，她父亲在镇东开了个菜园子。她母亲早逝。她有个弟弟， 因几年前发生意外， 掉井里淹死了。

章馨菊的语文科代表工作确实认真负责， 每次都按时齐作业本、 作文本，并且将没交的同学名单写在一个纸条上交给我。她也常搜集同学们对我教学的意见和要求，比如老师讲得多， 学生发言机会少， 要求我进一步加强启发式教学等。我都认真思考， 一一进行了改正， 提高了教学质量。章馨菊成了我的 “助教” ，我们师生配合得比较默契和谐。

章馨菊的写作水平很高，在班里出类拔萃，这和她多读多写大有关系。我多次把她的作文当范文在作文课上进行讲评， 深受同学欢迎，她也受到很大鼓舞和鞭策。每次作文， 我给她写的评语都红呼呼的， 至少一到两页，同学们都争着抢着拿去看。一是好奇，看老师是否偏向；二是同学间互相学习观摩，容易吸收与提高。我很欣赏章馨菊， 她也很尊重我， 我们做到了尊师爱生。为了重点培养她，我还借给她许多课外书， 让她多读中外名著， 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等。

章馨菊不仅语文学得好，其他科的成绩也不错。看着她一天天进步， 像小苗一样茁壮成长， 我暗暗为她高兴，对她的未来充满期待。我想， 我这个高徒， 将来说不定能成为冰心、 丁玲呢！再过一年就是高三，凭她的成绩，考上吉大中文系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再努力一下， 说不定能考上北大中文系，她可是前途无量啊！

风云突变

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6月 “文革” 突然爆发， 一股红色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从此， 我和章馨菊的师生关系开始破裂。

我校造反派先从教师中诞生。平静的校园， 竟因一张《三问赵副校长》的大字报而沸腾了， 从而伊通一中的灾难也降临了。

副校长赵青山是民主人士,县政协副主席。他治校有方， 为国家培养出不少人才。这张大字报， 一问赵青山为什么给学生讲 “三余” （三国时魏人董遇勤奋好学， 一点空闲时间都不白费， 他把冬天、 夜里、 阴雨天看作“三余” ，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 阴雨者时之余。 后以 “三余” 泛指空闲时间。陶渊明 《感士不遇赋序》 ：“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 —— 编者注） ？二问赵青山为什么给学生讲 “坐有坐相， 站有站相” ？还有一问， 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总之， 大字报最后上纲上线， 给赵青山定了一个罪名—— “封建卫道士” 。

让学生惜时勤读、遵守礼仪有什么错？算什么罪？这张大字报贴出后， 大伙儿看后心里不服， 暗暗为赵鸣冤， 可谁又敢反驳呢？教师周××便是一中的“聂元梓” （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 《宋硕、 陆平、 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的大字报， 从而声名大噪， 被称誉为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 编者注） 。 后来， 一中师生分成两派， “红二” （红色第二造反团总部）和 “造大”（革命造反大军）。章馨菊投到以周××为首的 “造大” 麾下， 成为 “造大” 的得力干将。

一笑结深仇

“文革” 开始不久，上级便派来了 “四清” 工作队， 校领导班子全被打倒， 靠边站了， 学校正常教学秩序陷入瘫痪状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成立了校筹备委员会， 简称筹委会。我被选为筹委会委员，为以后再建班子打基础。不久， 工作队撤销， 群众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 “造大” 如鱼得水。我们 “筹委会” 被 “造大” 称为“臭委会” ，我也多了个头衔—— “保皇驴” 。

赵青山被“造大”麾下的革命小将数次揪斗， 把他老伴的裤头儿套在他的头上， 进行谩骂、 污辱， 家又被抄……最后他和老伴无法承受， 夫妻双双 “自挂东南枝” 了。当我和几位同事去料理两人的后事时，没有棺材，我们就把赵家的一个炕琴当棺材， 将二人放在一起草草安葬了。

让我不能容忍的是， “造大”对大多数教师都倒向“红二”极为不满， 寻机报复。1967年8月的一个晚上， “造大” 对 “红二” 进行袭击。各个教研室的所有卷柜，被他们洗劫一空；所有书籍和教学资料、教学用具， 也全被他们抢走。这还不算， 他们把教师王力新（化名）劫持到高粱地打个半死。我幸得逃脱， 否则， 我的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占据教室搞宣传，他们集体围攻我爱人（我爱人也是一中教师， 教化学）到深夜两点。这是杀鸡给猴看， 实际上是冲我来的。我极为恼火，第二天也写了张大字报—— 《看一中未来是谁家天下》，对他们进行反击。

我在大字报中措词严厉，揭露他们造反是为了做官的心理，我是豁出去了。这更惹火了他们。他们抓住我曾是 “筹委会” 成员这一 “软肋”向我进攻， 把齐云峰（筹委会主任）与我二人弄到县委大院会议室进行批斗。他们指着我的脑门质问我：“你在大字报中写‘田玉山们’ ，这‘们’ 指的是谁？” 因为田玉山是我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 被打成 “三反”分子， 所以那时 “田玉山” 就是 “阶级敌人” 的代名词。我说： “运动还在向纵深发展， 深揭深挖， 谁敢说一中没有阶级敌人了？谁敢打保票？ ‘们’ 字是虚指， 是个未知数。” “你别狡辩，到底指的是谁？” 他们问这句话时，我看到章馨菊在台下得意地诡笑。她那笑包含着对我的奚落、戏弄，而且还很享受的样子，似乎惬意无比。见她这样， 我如万箭穿心般难受。好你个章馨菊啊！你还是我的学生吗？

一笑结深仇，从此我视章馨菊为仇人。

愤怒、恐慌、迷茫……第二天，我哥又出事了（他在伊通某机关工作）， 他被打成 “反革命分子” ， 游街示众了几个小时。我满嘴大泡， 心里在滴血， 我恨啊！若不是周××等人点燃“造反”这把大火， 我哥能被 “烧” 成那样吗？于是， 我更加迁怒于 “造大” ， 也迁怒于章馨菊。

两派武斗，仇恨越结越深

两派的武斗逐渐升级， 从最开始的棍棒，到自制步枪……终于有一天， 伊通“造大”进攻伊通“红二”总部—— 县委大院。当时我正在学校写宣传栏， 听到枪声， 便乘机溜到街上观察各派动向。不一会儿， 县广播站被“造大”占领，同时“造大”向全县发表声明， 宣布他们取得了胜利。

“造大” 的胜利引起了 “红二” 的强烈愤怒与仇恨， 决定以血还血， 以牙还牙， 暗中筹划。因为 “造大” 在进入县委大院时， 不但摧毁了 “红二”总部， 还打死了 “红二” 穿黄棉袄的转业兵陈育（化名）……

“造大” 为避免 “红二” 报复， 收缩在伊通县酒厂。1967年9月23日，伊通 “红二” 将酒厂团团围住， 开始进攻。双方激战， 酒厂被攻破， 打死了 “造大” 骨干—— “杜大没事” （绰号）， 我校的一名初中男生， 也倒在血泊中， 白白葬送了性命。这就是有名的 “9·23大战” 。

“造大” 为揭露 “红二” 罪行， 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到长春最大的广场用高音喇叭进行 “控诉” ，主角就是章馨菊。她说， 在 “9·23大战”中， “红二” 进攻酒厂后， 有二十七个半人对她进行了轮奸。她还煞有介事地点出 “红二” 头目的名字……

此控诉一时引起社会的强烈热议。俗语说， 纸包不住火,雪埋不住人。人们见到曾被 “如此” 糟蹋的黄花闺女竟然行走如飞， 声壮如牛， 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一时间， “二十七个半”丑闻成为伊通灰色幽默的经典桥段。

章馨菊的这种以抛弃自尊为代价、 舍身攻击对方的战法， 并没起多大作用， 几天后便真相大白了。不用说， 当时的我更是气愤已极。

1968年6月份。伊通两派大联合， 成立伊通县 “革命委员会” 。大会筹备组成立了写作班子，推荐我写《 “伊通革命委员会成立”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一文。使我气愤的是，大会召开那天，诵读“致敬电”的人， 竟是章馨菊！

让谁诵读， 本与我无关， 但稿子毕竟是我写的，这让我气不打一处来。我想， 她来诵读， 不是玷污了我那圣洁的文字了吗？筹备组选她， 真是瞎了眼。更有甚者， 有人竟夸奖她读得声情并茂， 鼓掌叫好， 气得我掩耳拒听， 愤然退出会场。

我用这样的口吻描述这段往事， 是想还原一个当时的我， 当时我就那么恨她，甚至有些恶毒地那样想着， 那样做着的。

一朵香菊凋谢在伊通河畔

十年 “文革” 如大海潮落，渐渐平息。林彪、 四人帮反党集团土崩瓦解，中国的祸患消除了，伊通一中的一切也都渐渐步入正轨，就如同地球公转，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因为 “文革” ， 章馨菊他们那一届学生没有考大学的机会，都各谋职业、 各奔东西了。章馨菊由于语文水平比较高，当上了一中的语文老师， 与我从师生关系变成了同事关系。

由于我和她在“文革”中积怨太深， 彼此不说话、不沟通，即使偶尔碰面，也互相视而不见。我鄙视她， 不希望她好。有一次， 她上课，那是她第一次给学生上课，我就在走廊里躲在暗处偷听她讲课。我想知道她的课堂乱不乱， 如果乱， 她讲不下去，我才高兴呢！我想看她的热闹。她的课讲得还挺好，课堂并没有乱。当我返身从走廊往出走时，她听到走廊有声音，打开教室门，我一回头，正好与她四目相对，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彼此心知肚明。以后， 我们之间的隔膜又增加一层。

她上班后没多长时间，就病倒了。大约是1978年或1979年吧， 她躺在医院高烧不退，病情日益严重。我没去看她， 我爱人去了。我爱人说： “她只有个父亲， 身边没有别的亲人，怪可怜的。”她那些昔日的“战友” 也没有几个去看她的， 一杆枪用完了，也就放在那儿不管了，只有她的好朋友刘丰芹（化名）在她最后的时刻照顾她。她临去世时很惨，大口大口地吐血，一吐就是一洗脸盆， 折腾得很厉害。她英年早逝， 走时才三十多岁。没有花圈，没有悼词， 一朵香菊就这样过早地凋谢在伊通河畔……

当时我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倒觉得这是自然， 在当天的日记里， 我竟然残忍、 恶毒地写下这样一段话：“牛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奶； 而章馨菊喝的是水，吐出的是血。血是肥料， 这也算 ‘贡献’ 。”

沉重的反思

如今， 我年老了， 已经走进人生暮年。老了总想到死， 这是必然的，同时也总爱回想我这一生是否说错了话、 行错了事、 为错了人……

我与章馨菊的那段往事，常常横梗我胸，让我良知难归，寝食不安。我感到， 我这辈子最应该忏悔的人就是章馨菊。

我曾经找出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原谅自己。不是吗？每个人都该为“文革” 犯过的错负责。单从个人心理层面、 责任担当方面讲， 章馨菊确实存在着某种主观的恶，因为她的伤害行为发生了，这一点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也不因为她的死亡而消失。这样看来， 我过去对她的恨和幸灾乐祸， 没有什么错啊！

可是，不管我是否能找来很多理由原谅自己，都难免会在心里留下阴影。我对她做得实在太过分， 如果道歉是对自我良知和心理的一种救赎， 我愿意向她承认错误， 公开道歉， 以便让自己有所心安。

“文革” 是场浩劫，并非某一个人的过错，一些人跟着“造反运动” 、 “批判运动” 的狂躁之势行事，伤害他人并非出于本意，大环境与大形势或许才是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从这个角度上说，章馨菊成为造反派， 甚至做出抛弃尊严的疯狂之事，也是能够理解的，她也是“文革” 的受害者啊！

反思过往， 其实我在 “文革” 中，不是也在扮演一个丑角吗？我凭什么去恨她、 去指责她呢？

作为“师者” ，我完全没有一个老师的样子， 丝毫没有担起 “传道、授业、 解惑” 的责任。一个园丁， 看到花土有虫， 就应去捉虫护花， 可我去却任虫食花而后快，沦为一个幸灾乐祸者。我没有包容、 宽容的品格，对学生缺点不是帮而是打，不是往回拉而是往外推。被教育者的成材不是教育者用恨恨出来的，而是用爱爱出来的。由气愤而抛弃， 最终必然使被教育者向隅而泣， 成为庸才、废才。这是人才资源的最大浪费， 也是教育者的一种无形犯罪。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需要最阳光的人去完成，灵魂的工程师本身要有一个纯洁高尚的灵魂。否则， 这个美誉之称， 就会缺斤少两、缩小减色， 大打折扣， 甚至被玷污。无疑， 我玷污了我的职业。

我的心太小了， 胸太窄了， 在对待章馨菊的问题上，失去了长者之风和教者之德。如果换位思考， 章馨菊是我的女儿，我还会这样对待她吗？在她重病期间去看她， 说些话语温暖她， 给她帮助和安慰， 这才是我应该做的啊！可是我没有做到， 反而还幸灾乐祸，在日记里写出恶毒的话来诅咒她。我太渺小了， 简直就是个小人……

几个月前， 我曾去过伊通（上世纪80年代，我和爱人已调到辽宁沈阳工作）。时过境迁， 这里已不是记忆中的伊通了，也不是记忆中的伊通一中了。我站在伊通河岸， 遥望着不远处的群山， 我想， 章馨菊定是长眠在哪座山里。我不求她饶恕， 只为她祈祷： 可怜的孩子， 安息吧， 老师来看你了！

青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