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周围的人打发走后，怀着悲痛和伤感的心情，庄重地给老黄骡子深深地鞠了一躬。——作者

1984年，我（左）在当大队会计期间，与村委会王主任到南方参观乡镇企业时，在杭州西湖合影

我订《新文化报》已有几年了，是一名忠实的读者。尤其是周刊的“扪心”版，我是每期必看。别人的忏悔对象都是亲人、朋友、同事，而我的忏悔对象却是一头不会说话的哑巴牲口——老黄骡子。

　　时间还得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1962年，我17岁，刚刚初中毕业就回乡（长春市西新公社双丰大队一小队）务农了。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地主成分），当时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正是因为出身问题，生产队长张声（化名）派活时，什么脏活累活都让我去干，清闲自在的活根本就没有我的份儿。也是因为出身问题，同样的活，别人干一天记10分，而队长只给我记9分。那个时代唯成分论，成分不好的人处处受歧视。每到夏锄季节，国家都会拨来救济粮，每个劳动力都有份儿。当时我家已断粮好些天了，我拿着口袋去生产队领救济粮时，队长却说：“没有你家的粮食。”我据理力争：“国家给的是补助夏锄的粮，我们三口人有俩劳力（我爸也是劳力），怎么不给呢？”他说：“这粮是救济贫下中农的，没有地主富农的份儿。”

　　后来，由于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不公待遇多了，我知道自己的头上是带着地主成分这个“紧箍咒”的，并深知它的灵验，所以我诸事都逆来顺受，加倍小心，以免惹出祸端。即便这样，我还是惹了麻烦。

处处小心，还是惹了麻烦

　　那是1963年的夏锄季节。有一天，已到了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可是队长让社员们必须铲到头才能回家吃饭。到地头的距离还有100多米远，大家都很不情愿。这时，挨着我的一个小青年大声说：“锄禾日当午了！”我随后接了一句：“饥肠响如鼓了。”我说话的声音并不大，却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

　　这时，队长倒背着手，嘴里叼着卷烟，怒气冲冲地走过来，问：“怎么回事？”他问了几遍也没人吭声。我装作没事的样子，低着头在不停地铲地，心想：这下可坏了，他要是知道我说了什么，我的“紧箍咒”又要显灵了。

　　还好，队长问了半天，却始终没人告诉他，最后他看问不出什么来，就歪着脖子、瞪着眼睛，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呸”的一声把烟头吐在地上，走了。我用余光看见他走了，打鼓似的心跳才平静下来。但我还是未能躲过这一劫。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地里干活，大队治保主任来到我面前，大声而严厉地说：“喂，你跟我去大队一趟，孙书记找你有事！”我直起腰，两眼发直，半天才缓过神来，声音颤抖地问：“现在就去啊？”“就现在。”大队治保主任态度更加严肃。我把锄头交给别人之后，我在前边走，治保主任在后边跟着，就像警察押着犯人似的来到大队部。

　　我胆战心惊地进了书记室。孙洪才书记正在看报纸，看我进屋就把手中的报纸放在桌上，然后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轻轻关上，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指着东边靠墙的椅子说：“你坐那儿吧。”我忙说：“不用。”我的眼睛不敢正视书记。这时，书记问我：“你在地里干活时说什么了？”我把前一天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书记听完之后对我说：“今后要注意点了，你的身份和别人不一样，人家根正苗红，说什么都无所谓，而你就不同了，给你上纲上线的话，你不但得挨批斗，还要株连你的老人。你说是不是？”我低着头，站在那儿一声不吭，泪水蒙住了双眼，不住地点着头。书记最后说：“今后你最好远离人多的场合，人多时尽量少说话，如有单独的活，哪怕最苦最累，你也要去干，懂吗？”我使劲地点点头。他看了一下表，又说：“好，就这样，你回去吧。” 

　　我回到家，只见父亲在门外坐着小板凳，低着头在抽闷烟呢。母亲手扶着门框，正愁眉不展地向外张望着。我回到屋，父母也急忙跟到屋里。没等他们问，我就简单扼要地把书记对我说的话学了一遍。他们听后，惊恐的面部表情才消除。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父母曾作为“牛鬼蛇神”，被大队组织的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人拉去戴着高帽批斗了一周，回来膝盖因跪砖头都跪出了血，吃尽了苦头，母亲还因此不堪受辱欲寻短见。他们怕自己的悲剧在我身上重演。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孙书记和我家有点亲属关系，论起来我和他是姨表兄弟，只因我家成分不好，人家才不敢公开相认，怕影响自己。但是，俗话说：是亲三分向，是火就热炕。这句话我是体验到了。

　　去年，我回老家时，还遇到了他，寒暄一阵后，提起当年的事，我问：“孙书记啊，如果咱们不是亲属，你能批斗我不？”他说：“当时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如果不是亲属，我还真就批斗你了。”这是后话。

　　至于大队为什么会找我，原来队长找大队书记告了我的黑状，说我煽动群众，消极怠工，破坏集体生产，意思是让大队来人批斗我。后来我还听说，到队长那儿给我告密的是一个能溜须拍马，善于躬身献媚的家伙。队长深知他在这方面是强项，经常给他点小恩小惠，让他充当“报耳神”。如果谁要说了队长的坏话，他就马上去队长那儿添枝加叶、有声有色地汇报一番。我当时没有防备他，结果被他咬了一口。这一口好险啊！

哪里人少就往哪里去，我当了12年的车老板

　　这件事，让我记住了孙书记跟我说的那句话，哪里人少就往哪里去，尽量避嫌，以免招惹是非。后来我看跟车这活很适合我，除了车老板，再就是三头不会说话的牲口，只要和车老板搞好关系就相安无事了。于是，一有跟车的人欠工，我就主动去当替补。一来二去，我也学会了赶车。后来，先前的张队长因缺乏领导能力，被上级免职了。队长被免职不久，也就是1967年冬天，我也当上了正式的车老板。

　　我赶的那挂车是由一头骡子两匹马组成。骡子是在前边领路的，它受车老板的指挥，然后它带领两匹马按车老板的意图往前走。一般的马车都是这样配套的。因骡子是驴的后代，具有驴的灵性，腿脚轻便，走起路来步伐矫健，脚力很好。而且，我使用的这头骡子比一般的骡子从各方面来说都更胜一筹。皮毛是橘黄色的，中等身材，四腿粗壮，站在那儿就像四根柱子立到地上一样。每条腿的回弯处都有几条黑道，俗称老虎腿。前胸肌肉非常发达，鼻孔开阔，肺活量大，拉车有耐力。两只眼睛视物灵活，两只耳朵转动自如，异常灵敏。腹部呈弧形，能吃能喝，力大无穷。懂相马经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匹绝佳的牲口。但这头黄骡子的烈性脾气是我们队人人皆知的，一般的人不敢靠近它，因为它爱踢人。它性情执拗，极端狡猾，干活出工不出力，使用过它的人都知道。拉车时如果你不看住它，它就把绳套绷得很直，佯装用力，实则在偷懒。

　　自从我当上车老板后，国家的政策就有所放宽了，允许生产队搞点副业，所以每个生产队都有马车在市内跑运输，以便增加集体收入。我们生产队也派出我赶的这挂马车常年由长春市二木材厂往长春市水泥预制构件厂拉圆木，每天一趟。

　　但是，这个活可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装木材的时候必须得有经验，还得有力气。每根圆木都有五六米长，一抱多粗，重量起码有七八百斤，稍有疏忽就会发生伤亡事故。往回运的时候也得相当注意，遇到沟沟坎坎、坑坑洼洼的地方，车老板要聚精会神地看准路，否则就会有翻车的可能。另外，鞭子还得经常在空中打两个响，意思是让三头牲口的精神振奋起来，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否则车会在路上卡住。虽然我每次都能平安、顺利地把货运到目的地，但是有一次由于我的粗心大意，还是险些出了大事。

　　那是1974年初春，天气乍暖还寒，也正是刮春风的时候。那天，和往常一样，我们把木材装完车，怕风刮大了，就急忙往目的地赶。风太大，对人、马都不利，所以我扬鞭催马，快马加鞭，急忙赶路。尽管如此，还是未出我所料，车没走到一半，大风刮起来了，足有七八级。大风夹杂着沙土，打得脸上直发麻，睁不开眼睛。我只好转过头，用破棉大衣半遮着脸，不时地往前方看一下，再把头挡起来。那时来往的车辆很少，基本不用担心会车的问题。

　　马车顶着大风缓慢地往前走，不知不觉走到了孟家屯车站以西约一公里处的铁路西道口。这时，马车突然忽悠一下就不动了。我急忙跳下车一看：傻眼了，马车的两个轱辘正卡在了铁轨和辅助铁轨中间的小沟里。我让跟车的两个人在后面推，同时挥动鞭子大声吆喝着赶了几下牲口。但是，马车依然纹丝不动。这时，我突然听见了火车的轰鸣声，扭头一看：哎呀！不好！火车来了！这可怎么办？我的头嗡的一下大了，额头就冒汗了。

　　这时，火车的汽笛在不停地响着，离我们已经不到500米了。跟车的那两个人早已躲到一边去了。怎么办？我也扔下马车跑吧！不行，我现在跑了，回去也是罪责难逃啊！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能饶恕我吗？就当时的政治背景来说，凭我的家庭出身，我的命还不如这三头牲口值钱。我死微不足道，如果集体财产损失了，那还了得！我深知那一关是不好过的。怎么办？怎么办啊！我急得直跺脚。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听到那头老黄骡子“嗷——”的一声长鸣。它这一叫，那两匹马也随之惊恐万状。说时迟，那时快，我趁机扬起鞭子，用尽全身力气把鞭子往回一甩，鞭鞘儿在空中“啪”的一声，来了个炸响，随即我声嘶力竭地大喊两声：“驾！驾！”就看这三头牲口四蹄蹬开，头往下一低，脖子往前一扬，人借马力，马借人威，车忽的一下就拉起来了。这真是：“一鸣惊醒两匹马，两声撼动一辆车。”可喜可贺！

　　车被拉起来后，我顺势把车赶出几十米远才停下。我拍着大腿，仰天长叹：“苍天有眼啊！谢天谢地啊！”我真是大难不死，福星高照啊！庆幸之后，回头一看，火车飞快地呼啸而过。火车司机向我挥手致意，并竖起了大拇指。

　　我回过神来，忙跑到老黄骡子跟前，抱住它的脖子，把我的脸紧紧地贴在它的头上，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喃喃地说：“老黄啊，多亏你了，是你救了我！”

　　老黄骡子这次虽然立了大功，但是它的狡猾——出工不出力的坏毛病使我对它很厌恶。每当发现它耍滑偷懒时，我就毫不留情地狠狠地打它两鞭子。它后来摔伤，加快衰老，直至死亡，就是我的两鞭子造成的。

　　那是1975年晚秋的一天，天气很冷，有的路面已经结冰了。我还和往常一样，在长春二木材厂装好车后，赶着马车往目的地走。有一段路坡度很陡，路面还冻了一层薄冰，非常光滑。当时，马车的载重有三四吨，每走一步都很困难，有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危险。见两匹马都累得浑身是汗，气喘吁吁，而老黄骡子的身上却一点出汗的迹象都没有。我以为这老东西又在跟我耍滑了，于是我扬起鞭子往它的肚皮上“啪啪”就是两鞭子。这一打不得了，就看老黄骡子往前一蹿，随后“咣”的一声就倒在了地上。我急忙叫停了马车，让跟车的人把两个轱辘用石头掩好，以免车往后退。然后，我连吆喝带拽它的缰绳让它起来，但是它挣扎了两次都没有起来。这下糟了，可能摔坏了，我心想。又过了一根烟的工夫，我又连拉带拽加吆喝，它才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原来它不是偷懒，而是由于四个脚上的铁掌已经磨得溜平，没有一点防滑作用了，难怪它不敢用力拉车，我真是错怪它了。这下可好，它完全丧失了拉车能力，一车重载全靠那两匹马来承担了。那天，我赶着马车在路上歇了好多次，才勉强地把木材运到水泥构件厂，回到家时天都黑了。

　　老黄骡子从那次摔坏就再也不能干活了，就连吃草也不比以前，还经常吐草蛋，喝水也往出呛。我后来给它找了兽医，兽医检查后说：“老黄骡子的胯骨摔劈了，消化系统也摔出了问题。”兽医给它灌了几回中药也未见什么效果。从此，老黄骡子就“病退”了。

说话有分量了，我为老黄骡子选择土葬

　　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政治上拨乱反正。1979年，我当上了生产队会计。至此，我12年的车老板生涯宣告结束。一年之后，我又被调到大队，当上了大队会计。那时，我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身不由己，再也没去看过老黄骡子。

　　1981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有一天，我从大队（村委会）下班回家，路过生产队大门口时，见院内有一帮人围着在看什么。我好奇地下了自行车，挤进人群。原来人群中间躺着一头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牲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老黄骡子吗？”我大声说。它听见了我的声音，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了我一下，然后用力地抬了两下头，好像要起来，但又无能为力。随后，只见它脖子往后一仰，四腿一蹬，嘴张了两下，肚子的起伏就消失了。

　　我当时的心情很难过，如果不是因为我对它实施暴力，它不会摔倒，也不会致残，更不会过早地死亡，凭它的体力，再活个十年八年应该没有问题。它临终前还看了我一眼，我想，这一眼应该是愤恨的一眼、冤屈的一眼、伤感的一眼吧！我深知这一眼的含义，它很聪明，善解人意，它是怨我的。

　　老黄骡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有人主张剥它的皮，吃它的肉，我竭力反对，严加制止。我让几个年轻人回家取铁锹去，准备把它深深地掩埋。因为它为集体效过23年（1958年至1981年）的全“骡”之劳，因为它对我有着免灾之功，我不能允许那些好食之人对它千刀万剐。我要厚葬它，这也是我对它真心诚意的忏悔。我把周围的人打发走后，怀着悲痛和伤感的心情，庄重地给老黄骡子深深地鞠了一躬。等人都回来了，我叫他们把它装上马车，拉到东边草甸子去掩埋。随后，我也跟去了，送老黄骡子最后一程……

　　似水流年，几十年一晃而过。回顾我的人生经历，最难忘的就是对老黄骡子所做的愧疚之事。在我心里，它对我有救助之恩，也是陪伴了我整整8年的伙伴，对它的伤害，是我最难过的事。好在它死时我是大队会计，成分的事没人提了，说话有分量了。我没让人剥它的皮，吃它的肉，也算是对它的些许补偿吧。

　　我想，等我百年之后，如有阴曹地府，走到牛马关时，肯定是难以通过了。传说人死之后，要过五殿十八关的，到那时老黄骡子要向阎王爷告我犯暴力和虐待罪时，我马上供认不讳，如实交代，低头认罪。只有这样，它才能不计前嫌，宽恕于我；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它的灵魂得到慰藉。

　　双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