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一时疏忽酿成悲剧,我年迈的母亲惨遭横祸

 我因办书店而疏于监护,痛失母亲,纵使挣下金山银山,又有什么意义呢? ——作者

这是母女三人站在住了30多年的即将拆迁的红楼前的合影。中间是母亲,右是作者,左是妹妹


  宽平大桥,过去是我上电影城市场(菜市场,也卖水果、衣物等日常用品)的必经之地,如今却有12年之久没有光顾了。我宁可多绕段路,也不愿经过那个地方。那是让我悔恨终生的伤心地,我尽力躲着它,生怕触景生情……


  往事不堪回首,欲语泪先流。我恨那座桥,恨桥下那条小路,恨经过小路的那列火车。我也更恨我自己。我只顾自己的生意,没有尽到一个女儿应尽的责任,致使母亲在那条荒草丛生的小路上,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悲剧。


  忍饥挨饿

  她带着一家老小度过艰难岁月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妈妈的身旁,只是童年时代离开她4年。那是1954年,我10岁的时候,身在山东老家的母亲,要带着全家人与远在长春工作的父亲团聚。只是奶奶依恋老家不愿与我们同行,她要求妈妈留个孩子给她做伴。哥哥、弟弟、妹妹都不愿留下来。当奶奶问到我时,母亲急忙朝我使眼色,她舍不得扔下我,怕我吃不上应时的饭,怕乡下没有好学校。要是我也不愿留下来,奶奶或许就与我们同行了,免得一家人分居两地。我不谙母意,傻乎乎地点了头。一诺定乾坤,母亲忍痛把我留下来陪伴奶奶。


  母亲走后,我和奶奶白天同去侍弄庄稼,晚上她去听评书,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漫漫长夜,恐惧和寂寞侵袭着我。我想念妈妈,想念哥哥、弟弟、妹妹,悔不该没跟妈妈走。


  妈妈更是放心不下我,隔三差五就给同村的姥姥家写信,打听我的情况,嘱咐姥姥多关照我。姥姥一再向她打包票,让她一百个放心。妈妈还是不放心,催促父亲快点把我和奶奶接到长春来。1958年,我14岁时,也就是离开母亲4年后,终于踏上了北上长春的火车。记得下火车的时候,母亲正在用急切的目光寻找我。她见我一身农村姑娘打扮,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个子快赶上她了,眼睛里闪出了泪花,一把抱住我,哽咽地说:“孩子,委屈你了!”亏了母亲催得紧,我再晚来一步,国家就开始严控城市人口了,我的户口也就迁不来了。


  进城后,父亲安排我进了小学,插班念三年级。我比同班同学要大上两三岁,又是一口山东口音,把女孩叫做“小妮子”,把馒头说成“馍”。同学们都觉得新奇,有的模仿我的口音,拿我取乐,我有点自卑。母亲出生在延吉,普通话讲得很好,她教我说普通话,让我逐渐地与同学们融合在一起,我的学习成绩也逐渐地跟了上来。


  我进城时,妈妈也就四十来岁,端庄美丽,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可是缕缕白发还是过早地闪现在她的发际间。她能不见老吗?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家中粮食严重不足,一群儿女正嗷嗷待哺(进城后,家里又添了两个弟弟),她天天都在为一家人的温饱发愁。


  当时,我家10口人,上有80岁的老奶奶,下有三四岁的小弟弟,还有一个表姐常住我家。开饭的时候,常常是每人一个窝窝头,妈妈总是最后一个上桌。别人下桌了,她才拿着一个菜团子上桌吃饭。有一次,我刚吃过一个窝窝头,还觉得饿得慌,便抓起一个菜团子塞到嘴里,但很快就吐了出来。因为那菜团子又苦又涩,全部由野菜做成,一点粮食也没掺兑。妈妈天天吃的竟是这个!


  我还记得,早上喝粥的时候,妈妈把干的先捞给奶奶和表姐,轮到我们几个孩子,全是稀的。我有点不平,不愿伸手去接,心里说:妈妈也太偏心了,让表姐吃干的,让自己的孩子喝稀的。可当我看到妈妈最后上桌时,碗里装的全是米汤,稀得几乎能照见人影儿,一肚子气顿时消了。


  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母亲又跑到200里之外的吉林市郊——六家屯拣庄稼。她爬山越岭,贪黑起早,拣到了几十斤粮食,暂时缓解了家中缺粮的困难。当时,全家10口人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每个月50多元工资,常常出现“赤字”。为了节省开支,母亲带着我去拣煤核、树枝等,全家人穿的衣服和鞋大都是母亲亲手做的。母亲的勤劳和节俭,让我们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不甘手残

  她单手也能当双手用  


  母亲一生命运多舛,危难不时袭来。1971年,母亲在报社印刷厂找到了工作,日子渐渐好起来。正在这时,她在工厂里发生了一起意外工伤事故。那年的12月13日下午,母亲和一个姓王的工人正在裁纸机上裁纸。裁纸是个安全系数很低的工作,要求操作者精力高度集中,而那位王师傅不知是精力不够用,还是精力不集中,或是其他原因,干活常走神儿。那天裁纸时,母亲这边把纸刚续进去,左手还没抽回来,他那边就把刀按下来了。那锋利无比的切纸刀,把母亲左手5个手指头齐刷刷地切掉了。鲜血溅红了切纸机,也溅红了母亲的衣裳。母亲掐着受伤的手,疼得直转圈儿,当即被工友们送到医院抢救。从此,母亲永远地失去了左手5个手指。十指连心啊,母亲疼得一连几宿没合眼。


  她疼得睡不好觉,父亲和全家人也跟着着急。当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医院的医疗条件不太好,不但断指无法再接活,连伤口都难治愈。她的伤口反反复复,时好时坏,一直治疗了8个多月才愈合。


  在治疗期间,她还惦记工厂的事,问这问那。父亲和全家人都劝她,让她好好在家养伤,往后就别上班了。她不置可否,只是说,等手好了再说,始终没吐不上班那句话。伤口刚封口,她就坐不住了,早早就起床了,躲在小屋里,还拿着一本书。我奇怪了:母亲是半文盲,不认识几个字,很少看书啊?一天,我怀着好奇心,扒开门缝向里看去,只见母亲正用那残存的左手——肉叉叉翻书页呢!那肉叉叉被书页磨破了,流出了殷红的血,染红了书。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妈妈啊,你到任何时候也不会向困难低头啊!不久,她又重新回到了生产第一线。虽然她被工伤鉴定部门定为三级伤残,只适合做些轻微的活儿,而她仍坚持做着双手健全人的工作。


  自从母亲的左手致残以后,我和妹妹就把做饭的活儿接过来了。母亲怕我们在长身体时休息不好,总是赶在我俩起床前抢着做饭。一天早晨,我正在穿衣服,就听当啷一声巨响,推门一看,一股热气扑面而来,一锅菜摊在地上。原来是母亲用一只右手端菜时把菜锅跌落在地。我和妹妹劝她别再下厨房了,她嘴里答应得挺好,可趁我俩不在的时候又钻进了厨房。渐渐地,炒菜做饭这些活儿,母亲一只手也照样能拿得起来了,甚至比我们双手健全的人还麻利。有谁能想到:只有一只手的人,还能包饺子呢?从切馅、揉面、擀皮,到包馅,所有工序,母亲一只手全部完成,而且速度绝不比正常人慢。一天夜里,我见她在灯下做针线(她能用一只手做针线活儿),为那只残手缝制一个无指的特制手套。那个手套没有手指套,样子奇特,但很漂亮。母亲的手没有致残时,不习惯戴手套,自从致残后,出门时总是戴上那特制的手套。她不愿让别人看到她那致残的手,更不愿看到别人怜悯的目光。她性格刚强,在困难面前,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儿,敢与双手健全的人比高低,用顽强的毅力谱写人生的苦乐年华。


  爱管“闲事”

  她受尽挫折仍矢志不渝


  1974年冬,53岁的父亲因患肺心症去世了,生活的重担全压到母亲一个人身上。她除了管好家务,还爱管一些别人不愿管的闲事。那时,我家斜对门的院里住着的一家邻居,不知什么原因,时常吵架,有时还动武,声势很大,弄得四邻不安。邻居们不愿管,更不敢管。他家打架爱下死手,都怕拉架伤着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母亲好管闲事,每次他家吵架都过去劝,有时劝好了,有时劝不好。我劝母亲不要管,母亲不听,依然去劝。有一次,父子之间又吵起来,而且动了手,母亲隔在中间去拉架。双方都在气头上,谁也不让谁,儿子一个板凳打过来,没打到他爹,却误打在我母亲的头上,鲜血染红了她的白发。到医院一看,母亲头上被砸了一条长长的口子,一连缝了8针。好危险!差点要了母亲的命。因伤口剧痛,母亲一连躺了两个多月才能下床,从此落下了头痛的后遗症。


  按理说,有了这次教训,不该再管闲事了,可是我那不长记性的老母亲,还是照管不误。她不光管邻居吵嘴打架的事,还管起其他的闲事来。我们住的是个二层的小红楼,我家住在一楼,这栋楼有20多户,大都是“铁将军”把门的上班族。母亲发现有的订奶户因白天不在家,收不到牛奶,她就用那只好手给每个订奶户钉了个装奶用的箱子。有的订奶户因为忙忘记了取奶,她就把奶取出来,爬上楼梯,挨家挨户地送到订奶户的家里。有的人家孩子小,夜里尿了床,临上班前,把湿被子晾在绳子上。他们走了,天空突然下了雨,母亲便把这些物件收起来,晾在自家的晒衣绳上。这些被尿过的被,发出一股尿臊味,我埋怨母亲不该把这些脏东西拣到家里来。可不管我咋反对,这些闲事她照管不误,白天把这些东西晒干后,晚上又一家一家地登门送去。


  1975年冬天,我有了大女儿;1978年秋天,我又有了小女儿。生她俩时,都是母亲陪我去的医院,出院后她又把我接到她家中,精心照顾到满月,才让我回家。母亲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却没有重男轻女的旧观念,特别喜欢我的两个女孩子。孩子到了入托年龄,大女儿由我爱人带着去他们工厂的托儿所。大女儿初进托儿所,有点不适应,别的孩子在那儿玩,她却站在一边哭。每天早晨入托成了难事,她躲在炕里不肯走,我们只好采取强制措施。她恐惧异常,坐在我爱人的自行车上哭哭啼啼,见此场面,我好不心酸。二女儿由我带着,她不像姐姐,很快就适应了托儿所的环境。只是我所在的工厂经常加夜班,别的孩子到点儿都被及时地接走了,托儿所里只剩下二女儿孤零零的一个人。有时超过下班时间一两个小时了,带孩子的阿姨有点儿不耐烦,流露出不满意的神情。更让我难以承受的是,我每天背着孩子挤公交车,夏天还可以,冬天就难了,一时半晌挤不上车,冻得孩子直哭,还经常感冒。


  两个孩子弄得我和爱人焦头烂额。一开始,我不想让母亲知道我们的难处。可后来,母亲还是知道了。于是,她老人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辞去工作,专门带孩子。她把这个想法一说,我觉得不妥。她身边已经带了一个孙子了,再添两个孩子,一个只有一只手的残疾老人,怎能同时带得了3个孩子呢?母亲见我没把孩子送过去,便亲自到我家接孩子。她说:“我一个孩子也是带,3个孩子也是带,你放心吧,我能带得过来。”


  我是解放了,母亲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3个孩子年龄相近,有时还打架,累得母亲直喊腰疼。我见母亲太累了,就把我的两个孩子送到母亲房后的一家私人托儿所,白天送去,晚上再接回来。送去一个多月,母亲偷偷地去看了几次,发现那里的伙食不好,她的两个心肝宝贝都瘦了,说什么也要把孩子们接回来。一只残手的母亲,为了帮儿女分忧解难,几乎把我们带孩子的活儿全包了。她先后带大了我和哥哥及弟弟的4个孩子。


  母亲无论是在外边,还是在家里,总是先想着别人,最后才是自己。就拿吃饭来说吧,她怕孩子闹,影响我们吃饭,每次吃饭的时候,她总是第一个匆匆吃完,放下筷子连忙把孩子接过去,一个膝盖上坐一个。每年给她过生日,我们这些儿女为她精心准备一桌子饭菜,想让她好好品尝一下,谁知她吃不上几筷子就急着下桌,不是抢着帮人带孩子,就是帮着招呼客人,好像是为别人过生日。


  同情弱者

  她为帮别人几次累倒


  母亲是个热心肠,一辈子就见不得谁家有困难,专愿和有困难的人家走动。因此,我家穷亲戚、穷朋友多,特别是农村的穷朋友更多一些。她身上没有瞧不起农民的小市民意识,就是儿女择偶,她也不排斥乡下人,我就是在她的支持下,找了个既无房又无钱、父母在乡下的爱人。她关心周围的一些穷邻居。靠着我们小红楼西山墙的一间简易房里,住着一户人家,男的叫大贤,在一家工厂上班,媳妇是农村人。大贤媳妇和两个孩子落不上城市户口,吃不上商品粮,生活十分困难。母亲时常把省下来的粮食、煤、木柈子之类的生活用品给他送去。不管他家缺啥少啥,凡是家里有的,母亲都毫不犹豫地给他送过去。大贤的父亲和继母就住在他家对面,却很少光顾儿子住的小简易房。相比之下,他感到我母亲比自己的亲人还要亲,多次要认母亲为干妈。母亲没答应,她认为这都是该做的事,谁家还没有为难遭灾的时候。后来,大贤的媳妇当上了社区主任,两个孩子都落上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还考上了大学,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因为房子拆迁,老邻居各奔东西,大贤一家始终不忘母亲当年对他的帮助,逢年过节,都从大老远赶来看望母亲。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弟弟、妹妹们先后结婚离开母亲的身边,老宅里只剩下她和一个10来岁的小孙女。当时,母亲已年近七旬,还患有高血压和关节炎等疾病。我们知道她老人家是个闲不住、爱管闲事的人,就嘱咐她:除了管好自己家的事外,不要乱操心。她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可是一转身就不是她了。


  1990年春天,我家住了30多年的小红楼老宅开始拆迁了。门前已贴出拆迁通知,我们提醒她老老实实在家等着拆迁就行了,不要管些不该管的事。谁知道她又想起了我爱人的二弟,他正在市郊的孟家屯附近盖房子。因为他刚从农村搬来,生活很困难,缺钱少料,房子迟迟盖不上。母亲替他着急上火,看拆下的旧料扔得遍地都是,就想趁这个机会,帮他拣点拆下来的建筑材料。于是,她贪黑起早,起窗户,拣砖头,拾木板……四五天的工夫,竟拣了一货车旧建筑材料。大家都很惊奇,一个70来岁的老人,还是一只手,这么多的建筑材料,她是怎么拣出来的呢!材料是拣来了,她却累趴下了,血压升高,关节炎病也犯了,一连在床上歇了好几天才缓过来。


  1990年,我家老宅拆迁后,母亲要选择一个暂住的地方,我们6个子女都争着让母亲到自己家里去。因为母亲的脾气好,婆媳关系和岳婿关系处理得好;她又是个爱干净的人,到谁家谁家就焕然一新;还有,她烧得一手好菜,味道特别鲜美,特别是那道烩豆腐,让人百吃不厌。母亲最终选择了我家,可能是考虑到我两个孩子小,又开书屋,需要帮一把。


  母亲那么多子女,最后选择了我家,我很感激。她的到来,让我吃上了应时、可口的饭菜。在生意上,她还能帮我一把。特别是中午的时候,顾客多,有点应接不暇,母亲及时地赶来了。有她的照应,我的生意好多了。闭店后,她又抢着帮我打扫卫生。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想找点事情干。她都进入古稀之年了,万一累病了,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哥哥、弟弟、妹妹们交代呢!我尽量让她多休息,少干活。


  1993年,母亲动迁的房子(在胜利公园附近)开始回迁了,她张罗着要搬回去住。我们6个子女都持反对意见,怕她一个人住不安全,万一有点闪失,我们后悔都来不及。于是,母亲还是留了下来,与我一起住。她腿脚不好,喜欢住一楼,我和爱人买的房子(在西解放立交桥附近的开运小区)就是她选的。一楼出入方便,适于老年人,但是光线不好,冬天温度低,我给她买了个电暖气。


  一时疏忽

  给我留下永远的悔恨


  母亲刚强自立的性格,让她克服了无数个困难,但也让她吃了不少苦,遇到了一些常人遇不到的风险和灾难,更让我们为她多担了一份心。


  转眼间,母亲渐近耄耋之年,满头白发,腿脚又不好,我不忍心让她为我而忙碌,打扫卫生之类的活儿已经不让她伸手了。母亲见我太忙,有的事不和我打招呼就单独行动了。她见我早晨开门营业很早,没时间买菜,就独自一个人到3里地之外的万宝街市场去。我拦了几次也没拦住。一天,她早晨4点多钟走,7点多钟才回来,比平时晚回来一个多小时,而且头发有点凌乱,脸色有些苍白。我问她怎么回来晚了,她支支吾吾地说,遇到了熟人,唠了一会儿嗑儿。吃过饭,她坐在那里直揉腿,我怀疑她好像有什么事。过了好几天,她才告诉我她出事了。那天,她去万宝街市场买菜,路过一个室外厕所,进去解手时,解开裤带刚蹲下来,右脚踩到一块冰上了,一打滑,就顺着两个石板的中间溜了下去。多亏她两个胳膊张开卡住,才没掉下去。要是掉下去,她就没命了,那茅坑足有一人多深。听母亲一说,我的心不禁怦怦直跳,撸起她的两个袖子一看,她的两个胳膊肘还有血印呢!“老妈呀,你可吓死我了,咱往后宁可没菜吃,也不冒那个险了!”我心疼地埋怨她。从那以后,我再不让她独自去市场买菜了。


  母亲在家里待着,“外事”活动还不少。有一天,听说我婆婆病了,她非要去探望一下不可。从我住的开运街到南广场要倒两遍车,车很挤,又正是初春,乍暖还寒,路上很滑。我不同意她去,劝她等几天,我抽出时间陪她一起去。母亲说:“礼物都买好了,不能再等了。”母亲一心要去,我也没有再坚持。原本说好3点多钟就回来,可都5点多了,外边都擦黑了,母亲才回来,而且浑身汗淋淋的。母亲一进屋,自己先笑了:“不服老不行啊!迷路了!”原来,她经过南广场时,面对8个路口,不知选哪个路口,转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辨出方向。幸亏遇到一个警察,把她送上了公交车。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轻易让她单独行动了。


  2000年9月10日早晨,母亲像往常一样,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换上了她爱穿的那件浅灰色上衣,左手戴上她那特制的手套,一副要远行的样子。


  她看中了邻居徐老太在电影城市场新买的一条裤子,也要去那里买一条。我怕她一个人去不安全,劝她不要去,待我下次买菜时给她捎回来。母亲执意要去,我没拦住,她独自一个人匆匆上路了。她前脚走,我后脚就后悔了:不该让她独自一个人走,她已是78岁高龄的老人了,上市场,还要横穿一段铁路,万一出点啥事咋办?我有些自责,盼她能快点儿、安全地回来,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让她单独外出了。


  我正在为母亲担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这突如其来的铃声把我吓了一跳。我抓起电话一听,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他问:“这是王美丽家吗?”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心怦怦地狂跳着。对方在确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后,说:“我是铁路的,你母亲在穿越铁路时出事了!”我的头一下大了,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越是担心的事越是出现了。我连忙放下手里的事,向出事的现场跑去。我边跑边想:那个出事的人真是母亲吗?莫不是电话有误吧?母亲一生积德行善,如此惨事,怎么那么巧就让她赶上了?


  在宽平大桥下,北侧的一条小路的铁轨旁,我远远地就望见一群人。人群围成一个圈,圈中躺着一个人:那熟悉的浅灰色上衣、那散乱的遮住了半边脸的白发,映入了我的眼帘。那是母亲,毋庸置疑,我残存的一点侥幸被彻底击碎。我疯狂地拨开人群,步履踉跄地扑倒在母亲身旁,失声痛哭,不停地责备自己:“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让你一个人出来啊!”


  可是,我的悔恨已经于事无补了,母亲永远地闭上了那双慈祥的眼睛。母亲啊!你晚年遭此横祸,实在是我这个当女儿的不孝。我万没想到,因我的一时疏忽,竟让你横遭不幸!


  当时,宽平大桥正在进行加宽桥面的施工,桥上不能通行,在桥下的北侧(现轻轨车宽平大路站点处)由行人踩出一条临时的小路。这小路经过铁路的地方,没有标志,无人看守,极其危险。据现场的人介绍,列车驶过来时,母亲刚刚跨过铁路,是火车的巨大风浪,把她卷起,带出20多米远,最后把她甩在地上……


  母亲年龄太大,眼神不好,假如有人相伴,能望见远来的火车,会停下来等待火车驶过;母亲年龄太大,腿脚不灵,假如有人与她同行,紧急之中会拉她快走几步,也不会被火车卷去。说一千,道一万,我就是不该让她独自出行啊!


  母亲性格刚强善良,凡事愿亲力亲为,不愿麻烦别人,干了一些力所不及又十分危险的事。她人生中的几次遇险,都露出了将要出事的征兆。特别是到我家来住之后的几次遇险,都亮出了老人独行危险的信号。如果我立刻警觉,并引起足够的重视,停办书店,全天候地监护母亲,寸步不离地看着她,绝不会有此事发生。我因办书店而疏于监护,痛失母亲,纵使挣下金山银山,又有什么意义呢?


  母亲遇难那年才78岁,假如没有那次意外,老人活到现在,正好是90岁。在过去,人活到70岁,称之为古稀之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90岁以上的老人越来越多,凭母亲的身体状况,也可能进入百岁老人的行列。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这辈子,我都会背负着母亲惨遭意外的罪责。

  王美丽




标签: 母亲 悔恨

作者:喃喃 分类:亲人 浏览:1451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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