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儿子已写下遗嘱，死后让你的孙女们把我的骨灰撒到故乡的洮儿河里，我将和那日夜流淌着的河水一起，陪伴着你和母亲，直到永远。——作者

1961年8月，本文作者（右）高考结束后，回到家乡与二弟（中）、姐夫合影，背景是自家的院子

快到春节了，我到理发店理发。当听到店里反复播送《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时，我不由得潸然泪下，不能自已。理发师傅问我为什么这样悲伤，我一时无法回答。停了一会儿，我说：“说起来话长……”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祖籍是山东莱州，父亲年轻时随祖父推着独轮车几经辗转来到东北，先到辽宁昌图县，后到吉林洮南县，在洮儿河边上偏僻的楚伦波屯（分前屯、后屯、腰屯）落了户。

　　父亲旧时读过师塾，当过屯长，是农村里小有名气的人。母亲半路丧夫，因生活所迫，和父亲在后屯过上了“搭伙”（单身男女不领结婚证同居，互相照顾、互相体贴的行为——编者注）的日子。老话说，旧社会妇女有三苦：裹足、文盲、中年丧夫，这三苦母亲样样占有。母亲前夫姓马，马大爷死后留下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父亲和母亲又生育了三个儿子，我是老大。

　　时光追溯到1946年。那一年，中国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如疾风暴雨般席卷东北大地。当时，我家虽然被划为中农成分，但因父亲在日伪时期当过甲长（屯长），多次被押入农会受审，他还在一次批斗中用剪刀插入自己的喉咙自杀，后来被农会人员救活。

　　在此期间，母亲得了伤寒病，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后，扔下我们一家七个子女，最大的哥哥才15岁，最小的弟弟还没断奶。那时，我虽然不能与哥姐们分担家事，可我已经记事了，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母亲临终时给了我一块饼干，还抚摸着我的头，叮嘱哥姐们把我和两个弟弟带好。可是，哥姐们都是未成年的孩子，怎么有能力把这个家支撑下去呢？小弟没有奶吃，饿得奄奄一息，没有几日就夭折了。

　　父亲被放出来后，把我和二弟接回了他原来的家（前屯）。那时，我的本家有守寡的大嫂（大哥早年去世）带着她的两个孩子，还有四哥。二哥独自到外地讨生活去了，三哥参加了解放军。大嫂心眼好，对我和二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但大嫂照顾我们四个孩子实在吃力，无奈之下，父亲忍痛把二弟送给了我的一个远房叔叔。

　　我害了一场大病，又惹了一场大祸

　　土改后，我家分了三间土坯的厢房和一头母牛。自从把二弟送了人，父亲对我十分疼爱。我和父亲住在西厢房的一间屋子里。每到晚上，父亲都把炕烧得热乎乎的，一边抚摸我的头发，一边给我讲故事。白天，我和父亲到洼地里放牛，牛在旁边吃草，父亲就给我讲过家之道。他说：“咱家分了一头母牛，这很好，这头母牛生母牛，生下的母牛再生母牛……咱家的日子会一天天地好起来。等有了钱，我就送你到学校读书。只有读书，才有前途。”父亲打开话匣子，说古论今，从宋代的包拯包青天，清代的刘庸刘罗锅，说到现代的毛泽东、周恩来。父亲说，他们都是念大书的人，只有读书，才能治国安邦定天下。我当时听了似懂非懂。

　　说到我的童年，虽然没有听过安徒生的童话，但在父亲的呵护下，还是很幸福的。可是，好景不长。我7岁时，突然染上了一种怪病，夜间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东西，日见消瘦，还脱发成了光头娃娃。父亲着急上火，束手无策，晚上抱着我哼呀哼呀没完没了，白天就用黄纸写了许多纸条，在屯里到处张贴。我还记得父亲在纸条上写的是：“天苍苍，地茫茫，我家有个吵夜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可我还是睡不着觉，整夜哭闹不停。后来有人说我得了伤寒病，父亲着急了，就到处为我寻医问药，打听偏方为。听说用艾蒿水洗头洗澡、喝小米绿豆粥能治伤寒病，父亲就采来艾蒿熬水给我洗身，一口一口地喂我小米粥喝，再加上吃些中药，我的病终于一天天地好起来，不久就痊愈了。　

　　我8岁时上了村小。因天性顽劣，经常逃学，每次老师家访后我都要遭到父亲的痛打（打耳光）。可我顽皮难改，在上小学三年级时闯下大祸。有一天傍晚，我和小伙伴们在村头的沙滩上玩“骑马打仗”的游戏。玩着玩着，由于裁判不公，我们两伙厮打起来。我和长发子把另一伙的大个子张公平摔倒在地，我骑在他的头上、长发子压住他的双腿在地上翻滚。只听张公平不停地喊腿疼，我俩不得不把他放开。没想到，张公平的小腿竟然骨折了，我和长发子吓傻了。我怕闯了祸再遭父亲的耳光，就钻进草垛里不敢回家，直到天黑四哥才找到我。我回到家里心想：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暴打我一顿。可是父亲没有打我，只是面无表情地长叹两声。

　　张公平骨折的医药费需要我和长发子家共同负担，村长裁定我家拿二百元钱，长发子家拿一百元钱。当时二百元钱可以买一头耕牛，这么多钱我家怎么能拿得出？父亲就这借一点那借一点，东拼西凑，总算给了人家医药费。可是欠下的这一大笔债怎么偿还？听说编炕席可以卖钱，父亲原本不会编炕席，后经自悟学会了编炕席。父亲编的席子质量好，别人都愿意买。父亲硬是用长满老茧的双手，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编了两个冬天的炕席，才还清了这二百元钱债务。

　　父亲怀揣大饼子，鼓励我读书

　　经过这次教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闯了那么大的祸，父亲对我不打不骂，而我旷课不好好读书，父亲就扇我的耳光，父亲是让我好好读书啊！从此，我收敛了过去的顽劣，开始用心学习。在村小读书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优秀，还加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少先队，当上了中队长。后来，我又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白城二中，上了初中。

　　1951年至1953年，全国农村掀起了合作化高潮，我的家乡也从互助组、初级社逐渐过渡到高级社。起初，父亲想不通，后来在我的一再劝说下，父亲也拉着我家的五六头耕牛加入了高级社。四哥在生产队里当车老板，父亲在生产队里当饲养员，他俩挣的工分足够全家生活花销，日子过得平安无忧。可我发现父亲总是闷闷不乐，原来他想我三哥和二弟了。三哥1946年夏天在山坡上放猪时跟随北“四野”解放军走了，走时家里不知道，走后一个月只给家里来过一封信，以后便音讯皆无。三哥已经离家六七年了，父亲能不惦念吗？我和父亲多次到乡政府查询，后来从县民政局得知：三哥牺牲了，牺牲的时间、地点不详。县民政局给了父亲二百元钱抚恤金和一个烈属证书。三哥牺牲后，父亲的心情更加沉重。为了让父亲宽心，我和大侄把二弟从我的远房叔叔家接了回来。

　　我读初一时，大侄读初三。那时我家只有四哥一个壮劳力，父亲因腿疼不能干重活，只做辅助性的劳动，家里的收入连温饱都解决不了，供我们两个初中生读书就更难了。和父亲商量后，我选择了休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只有13岁的我在生产队干成年人的活，争取挣整劳力的工分。铲地时，四哥帮我多铲半条垅；割地时，四哥帮我多割两条垅（每人六条垅），就这样，从春到秋，一年到头，我拼上了吃奶力气，总算坚持下来了。父亲看我年幼，再这样下去怕累坏身体，就劝我说：“你还是去读书吧，我就是拼上老命，也让你把中学读完。”

　　我读初二时，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学生每人每月定量供应35斤粮食，和市民的27.5斤相比，我们已经不算少了。可我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还是不够吃，整天饥肠辘辘。父亲知道我在学校里吃不饱，就把家里留作种子的苞米从棒子上一粒一粒搓下来，和四哥一起抱着碾杆碾成玉米面，再炒成炒面装到小袋里，托人给我捎到学校充饥。

　　我读初三时，有一天正在操场上体育课，守门的大爷告诉我，父亲来找我了。我和老师请了假，一溜儿风地来到校门口，只见父亲身穿大襟棉袄，棉裤脚下紧紧扎着腿带，脚上穿的棉胶鞋满是尘土。我问：“爹，你咋来了？”父亲说：“我来给你和你大侄送伙食费。”我又问：“咋来的？吃饭了吗？”父亲说：“我走着来的，怀里揣着大饼子呢。”父亲解开衣襟，用发颤的手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从里面拿出一摞钱，说：“这是8元钱。7元交伙食费，一元零花，省着点花。”我望着父亲，见他的脸苍老而疲倦，毕竟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我说：“今天别走了，明天搭一个车回去吧。”父亲说：“不了，车不好搭，还是走回去方便。”父亲又叮嘱我一些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别惦记家之类的话，就毅然地迈开双腿走出了校门。

　　时值初冬，路边的老杨树在寒风的吹刮下，枯叶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腰有些弯，背有些驼，肩膀还宽阔，我的心里酸酸的。我家距县城60华里，中间经过茫茫的草甸子，常有野狼出没，父亲不知啥时才能到家，我很牵挂。回到教室里，我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脑子里不停地盘算着：这8元钱伙食费家里是怎么攒出来的？四哥在生产队干活，一天挣10个工分，年终才能合上8分钱。一个鸡蛋能卖2分钱，一斤大葱能卖3分钱，除此之外，我家里再也没有别的生钱道了，肯定又是父亲借了债。特别让我心疼的是，父亲为了供我读书，到城里来一趟连一顿饭（当时城里烧饼5分钱一个）都舍不得吃，而是自己带着苞米面大饼子。想到这儿，我很心痛，似乎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狠狠地抽打我，让我奋进，催我向上。我只有努力学习，才能不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

　　我忙晕了头，忽略了父亲的病

　　1958年，我读完初中，考入了白城一中读高中。1961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吉林农业大学。1961年7月高考结束后，我回到家里等待入学通知书。我接到入学通知书，父亲又犯了难。我家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就连路费和学费都成问题，这学能上吗？家里人谁也不表态，当时我心里也没有底。最后，还是父亲作出了让我继续读书的决定。他老人家凭着自己的老脸面，又向亲戚朋友借了钱，我才能来到省城长春读大学。

　　位卑未敢忘忧国，家贫勿忘父母恩。在大学的四年里，我的成绩一直优秀，担当学科代表、学习班长，每学年都获得奖学金，解决了伙食费用，自己再参加些勤工俭学活动，解决了日常零花，终归是顺利地毕了业。

　　1965年8月，我被分配到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园艺学校工作。这期间，我回到老家和一位小学代课老师订了婚。1967年秋，我接到父亲的来信，让我回老家结婚。

　　我回到家里依然和父亲住在久别的厢房里，但我发现父亲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亲热了。我问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他支支吾吾地也说不清楚。四哥告诉我，“文革”初期，屯子里的造反派又折腾出我父亲日伪时期当过甲长的历史问题，后来看在父亲是老烈属的分上没有批斗他。可是父亲一看到造反派批斗屯子里的地主、富农，他就害怕，有时吓得躲起来，有时绕着自家院子周围转圈，嘴里还不停地嘟哝些什么。其实，我父亲当时的精神已经有问题了，可是我并没有往心里去。我只是感觉父亲明显见老了，脸上布满皱纹，头发花白，身体消瘦。父亲吃饭不多，经常大便干燥，三五天也便不下来一次，我找来蓖麻油给他喝了也无济于事，没办法，我就用手给他抠出来，使他暂时舒服些。

　　经过一番张罗，我结婚了。那时结婚很简单，领个结婚证，买两床被褥，把新买的上海手表给妻子戴上，亲戚朋友再在一起吃个饭，婚事就算办完了。刚结婚时，我和妻子住在二弟的北炕（二弟当时已结婚），不久又搬到三里地之外腰屯的一个亲属家，住人家的东屋。有一天下午，父亲突然到我的住处看我，我心里怦然一动：我怎么没去看父亲？他老人家还亲自来了，我真是结婚结得晕了头，把老父亲给忘记了。我知道父亲爱吃大豆腐（当时农村没什么好吃的），就赶忙到豆腐房买了几块大豆腐，让妻子用大铁锅炖了一锅大豆腐给父亲吃。

　　我把父亲送回前屯的时候，曾问过父亲，是不是该给他看看病，可是父亲说他心里有数，不用看也行。当时我急于回学校上班，也没坚持给父亲看病。

　　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

　　谁知，我与父亲的这一别，竟是永别。

　　我回学校上班不久，便于1967年初冬，携妻子来到长春市郊区定居了，走时也没回前屯与父亲告个别。一年以后，也就是1968年的秋季，妻子十月怀胎快要生产了。恰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从老家来的一封电报，内容是：“父病重，盼儿速归。”

　　我着急了，头上浸出汗水（我一遇急事就大汗淋漓）。我应该马上回去看望父亲，可是妻子近几日临产，我一走她身边无人照顾，怎么能行呢？思来想去，我拿不定主意。最终，孩子的出生在我心中占了主要位置。我安慰自己：以前，父亲想我的时候，也来过这样的电文。比如，我在读大三时，父亲就来过同样内容的电报。待我回去后，父亲的病并不重，他只是说：“我想你了，才去电报，不然你不好请假。”于是，我就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没有马上回去。那个时代农村没有电话，我无法与那边的家人联系，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但愿父亲无恙，等妻子生完孩子再回去吧！

　　谁知，我的这一决定，却铸成终生大错，让我追悔莫及。过了几日，妻子生了一个胖胖的女儿，我心落了底。我一边安排家事，一边准备动身回老家探望父亲。正当我要出发时，岳母突然从老家过来了。老人风尘风尘仆仆，挎了一筐鸡蛋，是专门来照顾妻子月子的。我既高兴又忐忑，因为岳母一定知道父亲的情况。我迫不及待地问：“我爹的病怎样了？”岳母不慌不忙地回答：“你爹他前几天去世了，你四哥和你二弟已把他埋葬了。”我听了顿时傻了，一屁股坐在厨房里准备当烧柴的苞米秆儿上，一言不发，整个脑子都麻木了，觉得周围一切都离我很远很远。只听岳母劝我说：“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要过于悲伤……”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父亲的祭日和大女儿的生日仅差一两天。

　　我现在已是72岁的老人了，每当回忆起父亲的面庞、父亲的背影，父亲的爱，我就无比地悔恨和懊恼。可这又有什么用呢？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没给他寄过一分钱。我是屯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父亲的骄傲，可是我毕业后两年就忙着结婚，其间所挣的工资都结婚用了。还有，我明知父亲的精神有些问题，却没有给他看病（父亲是因老年痴呆症去世的，他之前所谓的精神问题就是此症的先兆，却被我忽略了。如果我能早点给他看病，他也许能多活几年）。特别是在父亲弥留之际，我为了女儿的出生竟然没有回去看他一眼！父亲一生坎坷，历经磨难，拼了一生精力供出来我这么一个大学生，他临终前是多么盼望我能在他身边守候（父亲临终时不停地喊我的乳名）啊！可我的一念之差却酿成千古遗恨，没能回去和他老人家见上最后一面。我还是父亲的儿子吗？老话说，寒门出孝子，我却是天下最不孝的逆子啊！

　　父亲，请你在九泉之下原谅儿子吧！儿子就要去见你了！儿子已写下遗嘱，死后让你的孙女们把我的骨灰撒到故乡的洮儿河里，我将和那日夜流淌着的河水一起，陪伴着你和母亲，直到永远。    

　　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