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师，您永远是我一生中最尊敬、最崇拜的好老师。——作者

我（中排左二）回家务农后,参加红旗公社首届妇代会的照片，后排左二为同学薛欣（化名）

与孙老师分别时，他送我的照片

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今天我要把它说出来，再一次向我最敬爱的老师孙道明表示我内心深深的歉意。

　　新学校新环境新老师

　　1965年7月，我13岁，从长春市郊区小南大队（村）逯家小学毕业，升入长春市第十九中学在杜家屯新建的一所分校读初中。分校临近郊区，是长春市教育局为了照顾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就近上学而设立的。不久，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我和同大队的薛欣（化名）等几个同学结伴去学校报到。

　　新学校由一排长长的红砖红瓦房构成，很多同学聚在长长的走廊里排队报到。不知被谁碰了一下，我手里拿着的录取通知书掉在地上被弄湿了。拾起连泥带水的通知书，我的心情特别紧张，害怕第一天报到就挨老师的批评。

　　轮到我了，我不敢抬头，小心翼翼地把通知书放到桌子上，红着脸小声说：“老师，对不起，这是刚才不小心弄脏的。”老师非常亲切地说：“别害怕，没关系。”老师说话的声音柔和悦耳，很好听。这时我才敢抬起头来看眼前的老师。老师穿着一身浅蓝色土布衣服（在当时很扎眼、很少见），白净的脸上带着一副近视眼镜，黑亮的头发很自然地卷曲着，俊朗儒雅，气度不凡，看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最多不到20岁。老师核对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后又对我说：“我叫孙道明，是你们七班（这所分校一共设两个班：六班和七班，一共不到100个学生）的班主任，教数学。根据你的成绩单和鉴定书，你是咱们班的学习委员，希望你和班委会其他干部协助老师多做一些工作，为争当优秀班级，咱们共同努力。”

　　第一次见到班主任孙老师，他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我们那一代孩子都非常勤劳、听话，孙老师带领着我们种花、栽树，用我们的双手装扮这个新建的校园。孙老师还常常带我们去野外郊游，同学们像一群快乐的小鸟，沐浴在阳光里、蓝天下，欢快地唱着、尽情地跳着。我们都把学校当成了家，每天到放学时间了，大家都舍不得离开。

　　秋收时节，孙老师和另一位年轻老师带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去支农，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培养我们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我们虽然也是农村孩子，但是家都住在城郊，真正的农村很少有人去过。这次下乡的时间是一周，而且是去离学校比较远的一个叫哈拉海的地方。同学们欢呼雀跃，摩拳擦掌，为下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排排低矮的茅草房，沟沟坎坎的土路旁，站满了老乡和一帮光着身子的儿童。生产队为我们开欢迎会。开会的队部是个大长筒房子，一排连在一起的大炕足有十多米长，男女老少很多人，浓浓的烟草味弥漫在空气中。乡亲们像过节一样，边嗑瓜子边听生产队长讲话，还不时夹杂着说笑声。孙老师代表同学们感谢乡亲们的盛情接待并带领我们唱了一首又一首歌。

　　记得刚去那天，就闹出个大笑话。那时农村还没有电灯，我们的孙老师带了个白色的洗脸盆，房东大娘为我们做饭——晚上摸黑发玉米面时，竟然把孙老师的洗脸盆当成了面盆（锅碗瓢盆是几家临时凑的）。早上孙老师要洗脸时才发现自己的洗脸盆上沾满了面屑。这时大多数同学已经吃完了早饭，还津津有味地夸房东大娘用大铁锅贴的玉米面饼子好吃呢！大家围在一起抢吃大锅饭真的很有食欲，当时真是把我们都笑喷了。

　　那个年代，农村的条件非常艰苦，不但没有电灯，乡亲们连个钟表也没有，他们凭太阳能判断时间，我们和他们一起出工，一起劳动。他们教我们拾散落在大地里的豆荚（很扎手的）、扒玉米棒、抱高粱头。同学们都很能干，不怕苦，不喊累。转眼一周过去了，乡亲们虽然贫穷，但他们的纯朴、热情和好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他们依依不舍地将我们送出村口。

　　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还兼任数学课代表。我没有辜负老师的希望，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工作更是尽职尽责。每次考试后，老师都把我的答卷贴在走廊的黑板上，让同学们对答案。记得老师曾在一次班会上表扬我“学习首屈一指”，并预言“如果将来我们班只有一名同学考上大学，非吴春波莫属。”

　　我眼睛有点近视，光线比较暗的时候看不清黑板。孙老师看在眼里，放在心上。记得有一次期中考试，孙老师竟把他的眼镜摘下来借给我戴，以便我能看清黑板上的试题。事后，孙老师特意为我的眼睛问题找我谈话。他对我说：“你学习这么好，应该尽快去配个眼镜，不然会影响你的学习成绩。”我听了他的话，几天后到长江路眼镜店配了一副眼镜。戴上眼镜，我感觉天更蓝了，树更绿了，心里更亮堂了。　　

　　我家里兄弟姐妹八个，生活很困难。孙老师了解到情况后，帮我申请了助学金。对我这个家庭贫困的孩子来说，每学期三五元的助学金，可是一笔巨款，为我解决了很多问题。谁能想到，这样一位鼓励我学习、关注我成长，照顾我生活的好老师，我却昧着良心做出了伤害他的事，甚至给他的一生都留下了阴影。

　　我执笔起草给孙老师的大字报，杜撰两条罪状

　　1966年，我们刚进入初一的下学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来了，很快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我们学校也开始停课闹革命，并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向全校学生发出了动员令：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号召我们要敢于造老师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并强调说，每个同学的实际行动就是“试金石”，考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时候到了。

　　那时我们都戴上了红卫兵袖标，每个人都被鼓动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根本分不清是非，只是追赶着潮流。

　　为了积极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我们班级7个同学联名给班主任孙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因为我的文笔好，字也写得好看，大字报就由我来执笔起草。大家七嘴八舌地凑成了孙老师的两条罪状。第一条罪状：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根据是：孙老师平时总爱换衣服，三天两头就换一套，还在脸上擦雪花膏，身上总是飘逸出一股淡淡的香气，与其他老师朴实无华的穿着打扮截然不同，与周边的环境反差很大。第二条罪状：生活作风有问题。根据是：我班有个女生，代表学校到总校十九中参加运动会，回来时小腿抽筋了，孙老师就用手在她的腿上按了几下，当时班级里还有其他运动员在场。其时，孙老师的举动是很正常的，完全是出于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可我们却给他上纲上线，在大字报上写成了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如果生活作风不好，是要遭到万人唾骂的。人们会在街头巷尾，品头论足，当成茶余饭后的笑料。尤其当事人是为人师表的老师，就更不能被人容忍。可想而知，年纪轻轻的孙老师，要为此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

　　这张大字报是我校第一张指名道姓、直指老师的大字报。当时走廊里挤满了观看的人，我们7个大字报的制造者可谓出尽了风头。我发现孙老师正默默无语地站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他满脸通红，眼含泪花，突然挤出人群，跑向宿舍，猛地关上了门。许多同学听到了孙老师在里面伤心欲绝的痛哭声。

　　老师伤心成这个样子，让我始料未及，当时也觉得自己做得过分了。但这个想法只在我脑中一闪而过，更多的是为自己这种首当其冲的革命行动而沾沾自喜。

　　大字报贴出几天后，学校领导王德恩老师找到了我班的团支书薛欣同学，她也是7个大字报的制造者之一。王老师跟薛欣谈了他对这张大字纸的看法。在那个年代，我们红卫兵就是“老大”，学校领导也没有权利阻挡革命的潮流，也得听从我们的意见，不得自作主张。他说：“这张大字报所涉及到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孙老师的后半生。孙老师还很年轻，刚参加工作，今后的路很长，你们是否考虑一下把这张大字报撤掉呢？”随后，薛欣找到我，跟我说了王老师的意思。我俩一商量，就把这张大字报揭下去了。

　　紧接着，我们学校也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我作为红卫兵的一员去了许多大城市——沈阳、大连等地串联，与当地的各大院校进行交流，抄写大字报。不论是在汽车里、火车上，还是住宿的地方，我们都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大声背诵《老三篇》，其高涨的革命热情，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候，每个人的嗓子都喊哑了。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我们有精神病，但这的确是真实的，我就是那疯狂年代中的一员。

　　1966年11月26日，在毛主席第七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小将时，我和班级的几个女同学来到了北京，见到了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记得我们那天凌晨三四点钟就在王府井大街边等候了，一直等到下午2点45分才终于见到了高高大大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站在第一辆敞篷汽车上，向我们招手致意。我们唱啊，跳啊，哭啊，笑啊，幸福极了。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幕，令我终生难忘。

　　在北京串联了一个多月后，我们几个女同学才返回学校。我们是最后一批从北京返校的学生。刚回到学校，我们就听到一个很意外的消息：分校即将被长春市教育局解散，我们是第一届学生，也是最后一届学生。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夭折了；同学们可以自愿选择转到市内各中学，我们师生就要离别了。

　　师生分别之际，我请求孙老师原谅

　　从北京串联回来后，我在教室里见过一次孙老师。那时我们早已停课了，但偶尔会有同学去教室待着，老师也会去教室看一看。这是我给孙老师贴大字报后第一次见他。当时他主动与我打了招呼，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我的心颤抖着，震撼着，突然间良心发现了。回想起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与孙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难过和不舍。孙老师不分白天黑夜伏案备课，为我们批改作业，细心关照每一个同学，就像大哥哥一样，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我们。能遇上这样的好老师，是我们的福气，而我们这７个无知的孩子，却无情地伤害了他，让他伤心难过。

　　我错了，可孙老师会原谅我吗？    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要带着满腹的愧疚和遗憾与孙老师分别吗？

　　1966年年末，也就是我们准备离开学校、各奔东西的前几天，备受良心谴责的我终于鼓起勇气，向孙老师敞开心扉，真诚认错。

　　还记得当时是下午两三点钟，因为正值寒冬腊月，孙老师的宿舍里很冷。我当时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找他认错的，精神很紧张，生怕老师记恨我，把我给撅出来；再加上天气寒冷，我的身体有点发抖。老师看我进来，还没等我开口，就说：“你很冷吧？等一会儿，我把炉子先点上。”    

　　待炉火烧起来，屋里暖和了，我的心情才不那么紧张了，平和了许多。我终于红着脸向老师认错：“孙老师，我错了，我对不起你！”老师说：“没关系，别往心里去了，我一点儿都不怪你们。”至今，我仍然记得当时孙老师对我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

　　他的家住在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吉林市，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也算是书香门第吧。他刚毕业参加工作就被分到了我们分校，当时也是满怀抱负，立志要将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

　　刚来到这个坐落在穷乡僻壤中的学校，看到这里的教学环境与想象中的大城市相差甚远，他很不甘心，也很失望，但和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接触之后，他深深地喜欢上了我们，同时也爱上了自己的工作。我们是那样的天真活泼，清纯可爱，朴实无华，他远离亲人，寄宿学校，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来关心爱护、教育培养……

　　第一次听孙老师这么详细地介绍自己，我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我临走时，孙老师还叮嘱我说：“你很懂事，到新的学校后，一定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我送你一张照片作纪念，让我们记住这段师生情分吧！”

　　孙老师的宽容大度深深地感动了我。当我拿着老师的照片走出宿舍时，泪水溢满了我的眼眶。

　　因为文化大革命，到处都在停课闹革命，我转到另一所学校后也没正经读上几天书，就糊里糊涂地中学毕业、返乡务农了。至于考大学，连想都不用想了。

　　中学时代的那段蹉跎岁月，至今仍铭刻在我的脑海中，也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如今，一别几十年，我始终没能和孙老师再联系，也不知道孙老师住在哪里，身体可好，是否还记得当年我们这些学生们。孙老师送给我的照片我一直保存着，偶尔拿出来看看，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代，孙老师的音容笑貌还和昨天一样清晰。我想在这里发自内心肺腑地对孙老师说一声：“孙老师，您永远是我一生中最尊敬、最崇拜的好老师。”

　　吴春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