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真正的忏悔

从征文开始到现在，这个栏目的操作一直比较艰难，不只是能用文字的形式把自己心中的忏悔表达出来的人少，而且在很少的来稿中，有些还不是“忏悔”，而是一种批评与自我批评。

　　比如，有一位作者，在征文中写了她和姐姐“小时候干的坏事”———

　　邻居徐奶奶家地边种了一大圈向日葵，都要开花了。我和姐姐趁徐奶奶一家人吃午饭的工夫，把所有的向日葵“脑袋”都给揪了下来。我和姐姐也太嚣张，有够不着的还回家搬来凳子上去揪。因“作案”时间长，被吃完午饭的徐奶奶抓了个正着。惹了这么大的祸，妈妈不但没打我们，还与找上门来的徐奶奶话不投机，打在了一起。徐奶奶又憋气又窝火，病倒了好几天。现在想想，这都怪我妈妈。我妈妈也是太宠孩子了，应该向人家道歉才对，害得人家过年连瓜子都吃不着。打那以后，我和姐姐上学都不敢从徐奶奶家门前过，直到徐奶奶瘫痪在炕上不能出门。徐奶奶家养了一条大黑狗，总用铁链拴着。有一天，狗挣脱了铁链，正巧我们放学回家经过，于是在四个同学中这条狗就把我给咬了，咬掉了一块肉。直到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大腿上还有疤。我想，这就是报应吧！

　　在此叙述中，作者批评了自己的母亲“太宠爱孩子”，并自我批评“我和姐姐太嚣张”、“这就是报应吧”，却让人感受不到忏悔之意。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位作者，其征文的题目是《我的过错导致了母亲的死亡》。在征文的开头，作者说：“1976年，由于我的严重过错，导致了母亲的死亡，我对此表示人生中极大的悔恨，深深地感到无法原谅自己。”可是读完了整篇文字，我们认为作者的忏悔不能成立，因为通篇都找不到他哪里做错了。虽然作者应编者的要求曾两易其稿，但我们最终还是没有采用。以下是此征文片断———

　　当母亲病重的时候，说句心里话，从一月末到四月末，我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回家了，别的不说，母亲的病我还是很惦念的。家中也来过几次电话，说母亲病重，让我回去看看。可是因为工作忙，我都没有回去。后来父亲来信说母亲的病越来越重了，非让我回去一趟不可，于是我就向工作队的头头请假。那个头头说：“现在没时间，以后再说吧。”后来，直到母亲病得不行了，电话一来再来，头头才让我回去。

　　我回去后马上领着母亲去医大一院看病。母亲检查完之后，天已经晌午了，无论如何，我也得请主治医生吃顿饭。因为当时条件有限，我就用一个担架，把母亲抬着放到了医院的走廊里，我们就去吃饭了。在街上找了一个比较好的饭店，我们要了一些可口的酒菜，一同去的还有省医院的一个司机。我心里挂念着母亲，很着急，想着赶紧吃完饭好回医院，可是那位司机却不理解我，见了好酒好菜就大吃二喝起来，一直持续了两个来小时。大家都在等他，好不容易他总算喝完了，才慢悠悠地走出来。那时没有人查醉驾，否则非出大事不可。到了医院，我连忙赶到担架旁，看到母亲两眼无神，脸色发黄。见了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你怎么才回来，我都挺不住了。”说完，母亲便虚弱地闭上了眼睛……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不久以后，母亲就去世了……

　　在文中，我们虽然理解作者失去母亲的沉痛心情，也感受到了一个母亲的慈爱和伟大，但并没有看到是因“我的过错”才“导致了母亲的死亡”，作者甚至连自我批评都没做到。而且，在作者看来，母亲的死，似乎都是那个工作队头头和那个司机的责任，所以他才忍不住去批评别人，借以转嫁自己对母亲深深的内疚感。

　　在扪心征文来稿中，这样的例子不少。为什么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因为恐惧，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这个恐惧的意思是，如果我不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惩罚与噩梦就可能会降临到我头上，所以我愿意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惩罚与噩梦没有光顾我，我就不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了。所以，有些来稿不是忏悔，而是因精神压力与道德压力之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所以，我们认为，除非你发自灵魂深处真觉得：我错了，我有罪，忏悔才会发生；否则，忏悔将不可能发生。

　　从征文来稿中，我们不难发现，真心忏悔的人，是真正感觉到了别人的痛，且这别人的痛好像痛到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与自己的痛毫无两样；而要命的是，这个别人的痛还是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所以，“我忏悔”。

　　忏悔这个词汇源自佛教。忏，是请求别人原谅；悔，是追悔、悔过之意，即追悔过去之罪。但这样的解释还不足以说出我们心中对忏悔的理解。因为佛教对忏悔的经典解释似乎藏着一个含义———我忏悔了，就可以避罪了，或者罪就可以有机会关闭了。这样的说法，我们觉得都有惧怕惩罚的含义。真正的忏悔，是源自灵魂深处的疼痛，而不是源自恐惧。

　　真正的忏悔，大体分两种情形，一是不求对方原谅，一是恳求对方原谅。

　　在某些征文作者看来，就是在文中坦陈其罪，而不求对方原谅。现举一例说明。

　　杀人事件发生之后，1967年8月5日———也就是那场武斗结束后的当天，北京市某中学16岁的红卫兵王冀豫通过电话向公安局报了案。

　　此后漫长的一个月内，尚未被抓捕的王冀豫饱受一种紧张情绪的煎熬，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这期间，王冀豫还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躺在一张硬木板床上，蒙眬中，他看见一个身穿白纱、带着血渍的人跟他说，你要在这儿躺一万年。他在心里回应，一万年太长了，梦就醒了。

　　“现在想起来，这个梦应该是痛苦要折磨我很长时间的意思，要折磨我一万年，无休止地折磨我。其实我也想开了，就是我干了缺德事儿，我就要受到折磨。怨谁啊，就怨我自己杀人了。缺德就要受报应。”王冀豫说。

　　当年的12月14日，王冀豫被逮捕了，在监狱里一蹲就是九个多月。这九个多月的监牢生涯，算是他为自己打死人的行为付出的代价。但他没料到，这件事对他人生的影响，远未终结。

　　此后，只有王冀豫自己知道，越是经历岁月变迁，他越无法摆脱一个角色，这就是———忏悔者。

　　终于有一天，王冀豫觉得：“我大白天待着待着，突然就想，我打死人这事儿怎么办呢？我不信神，我也知道我死了以后这个生命就结束了，什么都没了，根本不信还有什么天堂地狱，我从来不信，就是地道的无神论者，可还是觉着不舒服。”后来，他的不舒服，到了“觉得不行了，都不知道该如何解脱”的程度。

　　在王冀豫看来，这是真正的来自良心的谴责，跟一开始的投案和其后“缺德就要受报应”的自我安慰是两回事。

　　身边也有朋友劝王冀豫，当年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原因。但他觉得：“这都是借口，我杀了人，这是永远也抹杀不了的。罪恶就是罪恶，永远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总要有人站出来说某事儿是我干的，总要有一个人来负责任。”

　　王冀豫负责任的方式之一，就是公开承认了自己当年打死人的经历（《16岁，我杀过人———一个老红卫兵的忏悔》

　　在征文中，像王冀豫这样的忏悔者，他们都超越了恐惧，其反思与忏悔发自内心。但他们只是“对历史做出真实的复述”，并不一定求得对方的原谅。

　　对于真正的忏悔，如果对方原谅了，那忏悔者将感激不尽。在我们所刊发的征文中，向对方真诚忏悔且被对方原谅的例子也有一些。现举一例说明。

　　当年的长春市第二十二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头头王市集在年近花甲之时，到处寻找在“文革”中（王市集当年17岁）遭受过自己摧残的老师涂良玉的下落，最终找到了这位百岁老人。

　　王市集在征文《老师，我给你们赔罪了》，有过这样几段描述———

　　得知涂良玉老师还健在，2010年11月，我终于坚定了去给涂老师赔罪的决心。

　　由于我只听说涂老师住在本市的南湖新村，至于具体住在哪栋楼、门牌号是多少，就不知道了。我又找到了南湖派出所，以求得他们的帮助。一位值班警官却说：“你是私人寻访，又没有合法手续，南湖新村这么大，找一户陌生人谈何容易？”我重申来意：“我要找的人是我的老师，我们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文革’中我是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上百次批斗过他，老师遭受了不白之冤和皮肉之苦，我今天是给老师赔罪来了。”也许是我的举动感动了警官，他打开电脑不到两分钟就查到了涂老师的住所，并且亲自领我去拜见涂老师。

　　历史有“负荆请罪”之说，我今有“赠画谢罪”之举。我事先请省内知名画家铁英给涂老师画了一幅中国画《松鹤延年图》，祝老师健康长寿。进屋后，看见已是百岁高龄的涂老师，我百感交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下子就给涂老师跪下了。涂老师见到我这样，吃惊地问：“你是谁啊？”我说：“我叫王市集，是您的学生啊，我今天特向您请罪来了！”说完，我双手把画举过头顶，泪落如雨。涂老师扶起了我，仔细地端详了我好一阵，安慰我说：“过去了，都过去了！你能来看老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紧紧地抱住了涂老师，早已泣不成声：“老师，是我不好，不该组织批斗大会，给你造成皮肉之苦！老师，你该恨我啊！”涂老师老泪纵横，安慰我说：“理解、理解，不恨、不恨，暴风雨过后就是晴天，你看老师都活了一百岁了，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这师生相见的一幕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涂老师的保姆躲在墙角哭出了声。

　　涂老师戴上了老花镜，认真地看了我送的那幅《松鹤延年图》，连连点头说：“两只仙鹤，一棵青松，一堆乱石，而且这一只还是回头鹤……鹤回头，意悠悠，抛却数点愁……很有创意，你比以前更聪明了！”

　　涂老师把“你比以前更聪明了”这八个字说得很重。我知道，这是老师对我这“谢罪”之举的赞赏和肯定啊！

　　无论是不求原谅也好，恳求原谅也罢，真正的忏悔，就是清洗心灵污秽，从而使灵魂得以净化、升华。

　　即使是生活中极小的事，也有忏悔的必要

　　忏悔仅仅是在“文革”中犯下罪责的王冀豫、王市集们需要做的事情吗？在冯小刚导演的影片《非诚勿扰》里，葛大爷由幼儿园起“忏悔”，直到日头都落了才说了三分之一，以至于神父认为他的小教堂装不下他的罪恶。这有点恶搞“忏悔”，但也说明忏悔在当下生活的可能。从我们的征文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方面的来稿最多、也最常见。虽然许多都是生活中极小的错事：对父母、对朋友、对孩子、对同事……但作者却发自内心地感到“对不起”，要求忏悔。

　　然而，“忏悔”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终究更加沉重，也是一种非日常的精神生活。而且“忏悔”一词我们并不经常使用，一旦使用，就意味着非常严重和严肃，我们更愿意使用内疚、后悔、自责、反省等词语表达我们的忏悔。这在我们的扪心征文中都有明显体现。

　　在这里，我们挑选两篇以前未曾发表过的征文加以说明。它们虽然篇幅短小，且说的都是生活中极小的事，但其表达的内容却是实实在在的忏悔，同样能通过“心灵的自我鞭笞”，给予读者以深刻的启迪。

　　2011年2月17日，一个没留下姓名的作者给我寄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叙述了她至今“忘不掉、过不去”的一件小事———

　　我小学时在吉林市船营区第十小学读书。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可我仍然怀念那所学校，因为那所学校盛载着我太多太多少年时代无尽的快乐和无名的忧伤。前年我去找过它，可它已经没有了。站在它的旧址前，我是那样地失落———过去了，真的一切都过去了。

　　可是，有一件事却过不去，它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底，怎么也忘不掉。

　　还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来了一位新班主任，叫谢光新。她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教师，干净利落，还有点不怒自威的样子，我们都很喜欢她，还有点怕她。她的到来，使我们班级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好好学习。我学习也还好，尤其是朗读好。那时学校有什么活动，不论是多大的场面，需要有学生代表发言，学校都会安排我。为此，谢老师很喜欢我。可是我却做了一件至今都让我后悔和自责的事。

　　四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于是我们就不怎么上课了。“大串联”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小学生，不能像中学生、大学生一样到“全国大串联”，学校只能组织我们去“长征”。我们背上行李、戴上“军帽”，唱着毛主席语录歌，从学校徒步走到九站。从来没走过这么远路的十来岁孩子，一下子走了这么远的路，还背着大行李（那时的家长谁也不会想到给孩子背个假行李，好轻便一些），到目的地时我们已经累得无精打采了。

　　吃饭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很大的食堂，主食是大米饭，菜有好几样，同学们都高兴起来。可是，买哪个菜吃呢？那时我们都不富裕，能吃上大米饭就很不错了，哪舍得买贵的菜吃呢？更不用说有肉的菜了。大家差不多都买了一份比较便宜的菜吃了起来。

　　当时我也买了一份米饭、一份素菜。刚坐了下来，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谢老师走了过来，坐在我旁边。我抬头看看老师，礼貌地笑一下，算是打了招呼。这时，只见谢老师侧头看了一下我吃的饭菜，又抬头看看我，什么也没说，毫不犹豫地把她刚吃了几口的菜一下子全倒在我的饭碗里。当时我愣了一下，随即看看老师，老师的眼睛里满是慈爱，小声地说：“我不饿，你吃吧！”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谢老师就站起来走了。

　　我在心里说，谢谢老师！可是您吃什么呢？随后我低头看了看，哦，菜里还有肉丝呢！很诱人啊！可是，感谢归感谢，诱人归诱人，看着老师倒给我的菜，我却吃不下了，真的吃不下了———谢老师有吸烟的习惯啊（那个年代，那个年龄的女人吸烟是常事）！我很不喜欢烟味———我强挺着又吃了两口，实在咽不下。咳！没办法。于是……于是我站了起来，走到垃圾桶旁边，弯下腰，把饭菜倒了———全倒了。谁知这一举动又被谢老师看到了，她又来到我身边，轻轻地说对我说：“怎么？嫌我脏啊！”谢老师的声音轻得耳语一般，那么无力。每每想起这件事，我就会想起那轻轻的耳语。我当时没说什么，事儿悄悄地过去了。

　　过去了，一晃四十来年了。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人的一生中，有些事真的是过去就过去了，有些事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老师舍不得吃的菜全给了我，而我却倒掉了，想起这件事，心里就禁不住地一颤。我不知道该怎样评说我当时的举动，但无论如何，我漠视了别人对我的关爱，这是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啊！

　　谢老师，我伤您的心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霜叶（化名）在2011年6月23日的征文来稿中以《一声对不起，难以说出口》为题表达了她对大哥的忏悔。虽然也是小事，但她的忏悔却引人共鸣。下面是这篇征文的主要内容———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过有大有小，大过小过都是过，有时是不经意间的过。可当你知道是过了，却为时已晚，想解释想道歉都没有机会了。

　　我从小就没有母亲，我们兄妹五个没娘的孩子，其苦难可想而知，恰逢上世纪60年代家家都困难……总算都长大成人了，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他们都在农村生活，只有我当了兵，进了城，有了工作，挣了工资。

　　一开始，我想自己有了工作，每月挣现钱，算是享福了，一定不要忘记在农村的兄妹们。尤其是两个妹妹，母亲死时小的才三岁，还不会说话，是我把她们带大的，所以我人在城里，心里老惦记她们，每逢有机会回家，总要大包小包往回带：父亲的、哥嫂和孩子们的，两个妹妹要比其他人更好点儿的。那时猪肉九角六分一斤，我自己竟然舍不得买，心里想买二斤肉的钱就能买块花布给妹妹们做件衣服。我宁愿自己少吃少穿，也让妹妹们穿得漂亮点儿，高兴点儿。

　　后来我自己成家了有了孩子，再想顾他们就难了。三十几元的工资，要过日子养孩子。丈夫家条件虽然比我娘家好得多，但是婆婆视钱如命，不管是否急需，更不管我们小家过得怎样，她是定期向丈夫要钱的。我们白手起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那时，两个哥哥早已娶妻生子，两个妹妹也相继嫁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和孩子。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活还是很苦很穷，碰上点儿事儿就要到处借钱。他们可能也想到我有工资，怎么也比他们强，所以谁家里有个大事小情、急需钱又求借无路时，就想起了我，或写信或直接来家里弄点儿钱。我是尽量勒紧自己的裤腰带，省吃俭用口挪肚攒的，再大的难处也不让他们失望，没多还有少呢！尽管自己的心里很酸楚。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可我一想起来就心痛、心闷。大哥又从老家到长春我家来，说他儿子定亲需要些钱，让我帮个忙。我听后就忍不住眼泪哭了起来。大哥见我哭，有些不解地说：“跟你借点儿钱你哭什么哭，有钱就借没钱就算了。”我边哭边说：“大哥，我不是因为你借钱才哭的，我是哭我自己的命不好，摊上一些穷亲戚。看看我们单位周围的同志，有的父母给补贴，有的兄弟姐妹互相帮衬，吃的穿的都比我强。可我呢？谁帮我一分一角了？自我工作挣钱以来，不是这家盖房子缺钱，就是那家孩子上学需要钱，再不就是孩子定亲借钱，有病有灾的就更不用说了，大病小病都到我这儿来。吃住不必说，找人看病欠人情也不必说，我还要掏药费，我是摇钱树还是开银行的？我知道你们有难处，可我的难处呢？你们替我想过吗？你也是快50岁的人了，怎么总是依靠别人过日子呢！”大哥说：“你不要说了，也不要哭了，我以后再也不让你整钱了。”

　　第二天大哥要走，我还是给他拿了几百元钱。可大哥真的从此以后再也没向我借过钱，连我家也不来了。我知道那次我的话说过分了，说重了。大哥也是堂堂七尺男儿，也要面子也有尊严，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也不能找我借钱。大哥一定认为我是他的亲妹妹，生活又比他强，不找我找谁呢？可我却那样对他，真是不应该！这种愧疚之感一直在我心里憋了十几年。

　　后来，大哥的儿子结婚他没告诉我，是大嫂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我去后大哥没有说什么，只问了我的身体健康情况。我想起大哥向我借钱的事，想说声“对不起”，可是又一想，大喜的日子不说难受的事。

　　两年前，大哥患了不治之症，也是大嫂通知我的，我们兄妹全都到了。看到即将离世的大哥，我又想说声“对不起”，可话没出口，喉咙哽咽，泪流满面，直到大哥死去，这一声“对不起”也没说出来。后来我想对大哥的儿子说，又怕他的儿子心里不好受，想到他们的父亲为他们让姑姑训斥而更加悲伤。我对大嫂也不能说，怕她伤感。每当我想起那一幕，想对大哥说声“对不起”都没有机会时，我就泣不成声。今天，我就通过报纸说一声：“大哥，对不起！”但愿大哥的在天之灵能听到，我也就释怀了。

　　“没有谁可以真正自我地活下去，我指的是思想上的，关乎良心，关乎灵魂。不管你如何镇定，貌似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那样地生活着、工作着，而其实，你都是在伪装着自己。也许每一次伪装都是成功的，甚至骗过了你身边不知情的人，但往往到头来，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如此狼狈不堪，灵魂深处那一度被你刻意掩藏起来的悔恨的火种现时几乎星火燎原。良心的谴责，使你成为一个在道德的高台上被绝对藐视的痛苦的灵魂。就如我，生活与未来，都是沉重的大山，这一切皆源于我心里的负累，对父亲、对母亲。”2013年11月10日，在我们的征文《爸爸妈妈，请原谅你们不孝的儿子吧》中，作者传奇（化名）毫不留情的自我鞭笞，给读者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一个人如果不能卸下多年的心理重负，一吐为快，实为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忏悔是时时刻刻都需要的，如果你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心，而看到自己真实存在的罪，你自然会忏悔。阻止忏悔的力量，与一个人的人格也有关系。比如，在“文革”中攻击他人很爽的人，可能都有程度不一的人格问题，他们可能真的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甚至，当看到别人的痛苦时，他们会高兴。让这样的人忏悔，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读者对给我们扪心版投稿的所有“文革”忏悔者，都是近乎众口一词的敬佩。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文革”忏悔者能来这里倾吐自己的心声。

　　记者 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