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啊！我辜负了你的教诲，知恩不报，让你白疼了我一场。 ———作者

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回老家到墓地为亲人扫墓。每当走到四叔的墓前，一股愧疚和悔恨之情便油然而生。望着墓碑上那熟悉的照片，我的心就有些发紧。他仿佛在叫着我的小名，与我打招呼。他专注地望着我，望得我脸发烧心发烫。当年，在他病危时，我当救不救，让他备受折磨而又无奈地离开人世。他生前白疼了我一回，我的冷酷，我的无情，冷了他的心啊！这20多年来，我也不好过，怕见四婶，怕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童年丧母，四叔为我遮风挡雨

那时，我常常暗暗发誓，等我将来长大了，一定要报答四叔

　　说起来，我和四叔之间，不同于一般的叔侄关系。1947年，我6岁的时候，母亲得了一场急病撒手人寰，丢下我和嗷嗷待哺的小妹。多亏有叔叔大娘婶子们的精心照顾，我和小妹才熬过最艰难的岁月，长大成人。当时我家住在公主岭市下面的一个屯子里，生活很困难。我小时候特别顽劣，总爱惹事。一次，我因为逗狗玩，差点被狗咬死。我家前院景二家养了一条大黑猎狗，见谁咬谁，还咬坏了好几只羊。大人们一再嘱咐我们这些孩子，不要到景二家去，离那大黑狗远点。可我有逆反心理，大人们越不让去的地方越是想去。

　　机会来了，父亲赶车出远门，临行前嘱咐我听话，别去逗狗。我嘴上应着，心里早痒痒了，趁大人们都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来到景二家。我透过障子一望，那狗果然与众不同，黑色的皮毛，阳光一晃，简直像条缎子面，油光闪亮。看见我，它吐出长长的舌头，两眼露着凶光，耳朵时竖时落，带着几分警觉。我拣起一块石头向院子里甩去，只听“汪”的一声叫，它飞也似的从院子里蹿出来。

　　我见势不妙，撒腿就跑。我本是个小胖墩儿，腿短步子慢，尽管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敌不过大黑狗的速度。它几步就把我撵上了，不容分说，朝我屁股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好像在说：“我让你再挑衅！”要不是四叔及时赶到，说不定我就葬身狗口了。

　　大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到家里，用盐水将伤口洗了洗，让我慢慢地在家养着。头几宿特别疼，疼得我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家里没钱买药，我只得听天由命了。住在西厢房的四叔，听我叫得可怜，掀开我的被子，见伤口红肿着，怕再拖下去，我会感染上狂犬病，于是四叔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推着手推车，把我送到三里之外的镇医院治疗。大夫说，再晚一步，就难治了，即使伤口好了，也会染上狂犬病。这次多亏了四叔，我才保住了一条小命。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14岁那年，我在生产队当牛倌。一次放牛时，右脚背被牛蹄子踩成骨折，肿得老高，疼得睡不着觉。一开始，谁也没把它当回事，农村人有病是能挺则挺，“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可是，几天下来，我就挺不住了，疼得嗷嗷叫。还是四叔，他买来一种叫七厘散的药，还淘换来一些偏方，把我的脚治好了。再拖下去，我那只脚就废了，哪有后来的读书、参军以及其他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四叔，就没有我的今天。那时，我常常暗暗发誓，等我将来长大了，一定要报答四叔。

不堪打击，四叔远走他乡当窑工

四叔走过来，用锄尖扒了扒老鼠说：“这哪是撑死的，分明是饿死的！”

　　人都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不无道理。四叔是个直性子人，爱说实话，不随波逐流，人送外号“老倔子”。他这倔脾气，为他招来不少灾难，让他受了不少气。

　　“大跃进”那年，生产队有个姓汪的队长，为追求个人政绩，搞浮夸，虚报产量，吹说生产队创造了亩产千斤的奇迹。上边下来人调查核实，别人都顺情说好话，不愿意得罪队长，偏偏四叔实话实说，向调查人员如实反映情况，使汪队长的“卫星”不但没有放出来，反倒成了弄虚作假的典型。于是，汪队长迁怒于四叔，拣鸡毛，凑掸子，抓辫子，处处找四叔的别扭。

　　社员们锄地时，锄到了一只死耗子，肚子瘪瘪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饿死的。而喜欢拍马屁的人却说，现在这粮食太多了，多得吃不完，连老鼠都撑死了。有人听了掩嘴偷笑。这时，四叔走过来，用锄尖扒了扒老鼠说：“这哪是撑死的，分明是饿死的！”四叔这无意之中的争辩，竟然让汪队长抓到了话把儿，上纲上线说他借鼠讽今，攻击“三面红旗”，开大会批判他。

　　那是1958年夏天的一个上午，生产队在村里小学校的操场上，召开全体社员批判大会。汪队长上台振振有词讲了一番话，接着一声断喝：“把攻击三面红旗的坏分子带上来！”场内响起口号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三面红旗万岁！”接着，有五个民兵分别押着五个人上了台，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四叔……

　　可怜的四叔，因为说了几句真话，竟遭此羞辱！四叔处境艰难，有苦无处讲，有冤无处诉，心情压抑，无奈之下，只身远走他乡，来到黑龙江省依兰县一个小砖厂当烧砖工人。在那里，他无亲无故，要生存，只能拣最脏最累的活干，整天汗水涟涟，蓬头垢面。晚上没地方住，他就住在窑洞里，草帘子当被，砖头当枕头。四叔一连干了三年，身体渐渐不支，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症、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不能坚持工作了，只好回原籍另寻出路。

　　生产队还是汪队长说了算，他坚决不接受四叔返乡。没办法，几经辗转，四叔拖家带口在八里之外的一个屯子———四婶的娘家落了户。

屡遭不幸，四叔的人生陷入低谷

一连串的打击，让四叔一夜间白了头

　　四叔是个勤快人，庄稼活又好，来到新地方后，很快赢得大家的信任，当上了生产队的打头的，还在屯里盖上了三间砖房，罩在心上的乌云总算驱散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幸又接踵而来。

　　1970年，四叔的大女儿大凤已经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了。她一米七的个头，白里透红的面孔，美丽的大眼睛，爱劳动又懂礼貌，是村里数得着的好姑娘。大凤到了20岁，媒人就上了门，屯里有好几户人家来说媒。其中有个小名叫大牛的青年，多次托人来说媒，尽管媒人说得天花乱坠，四叔就是不点头。大牛不死心。一天清晨，大凤去田里割猪草，大牛借着雾气突然出现了。他也不搭话，直向大凤扑去。大凤不知是何人，吓得心乱跳腿发软，拿着镰刀胡乱地抡着，且战且退，转身向家跑去。大牛见事不妙，溜之大吉。家人见大凤气喘吁吁，神色紧张，头发凌乱，问她出了啥事，她只是流泪不说话，抽噎着伏在炕上睡着了。经过这场惊吓，她的精神就开始不正常了，到处乱跑。到医院一检查，患了突发性精神病。有人说，结婚或许能好些。四叔最后给大凤找了一个距家很远、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小伙子。大凤结婚生孩子之后，病情越来越重。恨病好得慢，大凤就经常加大药量。一次吃药过量，引起吐血，送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四叔只见个尸首。爱女早逝，四叔老泪纵横，痛不欲生。

　　7年过去了，岁月是良药，渐渐医好了他的创伤。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让他再次陷入痛苦之中。1977年初，他的大儿子友厚结婚了。婚后，小两口感情很好，只是到年底时，为了点小事，闹了点小别扭。小两口打架，本是床头吵床尾和，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的岳母却把女儿接回家不让回去，使矛盾升级。友厚一个人在家很寂寞，一次又一次去接，磨破了嘴皮子，岳母就是不答应。临近过年，友厚又一次去接媳妇，岳母不但拒绝让女儿回家，还找来一些亲戚前来助阵，说些难听的话，推推搡搡的。这些过火的举动，把友厚激怒了。老实人一旦发怒，便不好控制，撕扯中误伤了岳父。岳父伤势很重，被送进了医院。最后，友厚被判了刑，媳妇也跟他离了婚，好端端的一个家散了。

　　一连串的打击，让四叔一夜间白了头。为了排解心中的抑郁，有几次，四叔特意从乡下赶到城里向我倾诉。我17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进城后当过工人、解放军战士和机关干部，是屯里同姓同辈中第一个进城的。四叔很看重我，以为我在城里见多识广，遇到郁闷事总爱找我聊一聊。四叔向我倾诉时，常常叹着气。也许怕我听不懂，有的话讲了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地说，那样子真有点像祥林嫂。见他情绪越来越不好，身体也越来越糟，我担心他病倒了，总是好言好语地劝他。可是，劝皮劝不了瓤，他心里那道坎总是迈不过去。

四叔病重，我没拿一分钱

听到她们的议论，我的脸上火辣辣的，好像挨了几巴掌，赶忙走开了

　　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91年国庆节那天早晨，我正在吃早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开门一看，是四叔的二儿子宝厚和二女儿二凤。四叔得了重病，很危险，他们已经跑了几家大医院，都无床位，情急之中找到了我。

　　当时，四叔已经不能行走了，由随行的人用担架抬着……

　　事不宜迟，我通过熟人，联系到四六一医院。门诊医生对四叔的身体做了初步检查，确诊为急性心脏病，进行了急救处置，只待交付押金就可入院了。

　　此时，宝厚转来转去，迟迟不办手续。我很生气，他办事效率也太低了，还磨蹭什么啊！一问才知道，他手里没钱。我一听就更生气了，出门看病怎么不带钱呢？又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家里没钱。宝厚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我问需要多少钱，宝厚伸出一个手指头———一万元！

　　说实在的，一万元我手里还真有，只是这笔钱是留着给女儿出国留学用的。再说了，先前四叔的大儿子友厚娶媳妇借了我两千，去年盖房子又借了我两千，至今未还。我若是把手里这点积蓄都借出去，女儿出国的事不就泡汤了吗？于是，我推说手里没钱，让他再到别处借一借。宝厚无奈，只好回乡向其他亲友求借。

　　没有押金，四叔只好在走廊里的担架上躺着。也许是病痛，也许是焦急，只见汗珠从他的脸庞滚落下来，那样子十分痛苦。

　　正在这时，单位打来电话，说有事让我回去。其实，单位的事，也不是什么急事，回不回去都无关紧要。可四叔的押金弄得我心烦意乱，干脆借这个机会走吧，免得尴尬。

　　回到单位后，我有些心神不宁，也不知四叔住院的事进展得怎样了。那个年代，手机还不普及，无法与宝厚联系，也不知他是否筹到钱了。夜里，我睡不着，想起身到医院去看看。其实，我家离那家医院也就是五六里路，步行也就是半个钟头，可我硬是拖着没去。

　　第二天早晨，我赶到医院，走廊里已不见四叔的影子。我走到医护办公室门口，想打听一下四叔的情况，只听两个护士小声议论着：“昨天那个老头真可怜，在走廊等了四五个钟头！”“他不是有个侄子在本市吗！这点押金还拿不出？”“只怕是不肯帮忙。”听到她们的议论，我的脸上火辣辣的，好像挨了几巴掌，赶忙走开了。

　　最后，我在内科病房里找到了四叔。只见他的脸部插着塑料管子，床上悬着吊瓶，旁边摆着测试血压、脉搏等指标的仪器，护士的脸上呈现出一种紧张而凝重的表情。大概四叔听出了我的脚步声，微微地睁开眼睛，朝我点点头。

　　我急于知道他的情况，连忙把二凤拉到门外，打听四叔的病情。二凤告诉我，四叔是三度心力衰竭，心血管堵塞，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昨天，宝厚往返二百多里路，赶回家乡筹到钱，回来已是下午四点钟了。医生说，再晚一点就无法抢救了。

　　经过医生的治疗，四叔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脉搏跳动也趋于正常了。这时，一家人应该高兴才是，而事实却相反，个个眉头紧锁着。原来，四叔的心脏病需要手术治疗，要在血管堵塞处做三个支架，需要9万元钱。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对一般家庭来说，不是个小数目。那时，还没实行“新农合”，这么多钱，到哪里去弄啊？

　　四叔虽没向我张口，可是，借不借呢？我心里七上八下地琢磨着。借吧？他一时半晌还不上，我女儿出国留学肯定是耽误了；不借吧？又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我自小没妈，他精心照顾，危难之时，出手相救，可以说，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思想不断地斗争着、犹豫着，迟迟不肯出手。

　　一个星期以后，我又来到医院看望他。推门一看，床上躺着的是个陌生人，一问才知道，四叔走了，因借钱无门，他不想治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依四婶的意见，再找亲戚想想办法，可四叔不想再给别人添麻烦了，决定立即出院。他决定的事，九匹马也拉不回来，家里人拗不过他，只好给他办了出院手续。

　　他是个重症患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农村又缺医少药，回家不是等死吗？不行，我得和他的家人商量个救治的办法，我出点儿，大伙儿再凑点儿，救人要紧。然而，我错过了给予四叔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感受亲情的机会，一切为时已晚。

求助无望，四叔凄然离开人世

我辜负了你的教诲，知恩不报，让你白疼了我一场

　　10月15日，我冒着寒风细雨，乘车向四叔住的屯子奔去。一路上，我的心提了起来：四叔啊，四叔！你可等着我啊！走进屯子，远远望见一群人影在晃动，一阵啼哭声顺风飘来，一种不祥的兆头袭上心头：莫不是四叔真的不好了？

　　进了四叔家的院子，见宝厚和二凤等人头上都戴着重孝，眼睛红红的。棺材前，挂着四叔的大幅照片，两侧摆放着许多花圈。不必再问，四叔走了！四婶抺着泪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说：“三（我的小名）啊，你四叔的病，让你费心了！”这本是感谢的话，但我听了比骂我还难受。

　　我来到四叔的灵前，望着他那慈祥的面容，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接着，我双腿跪在地上，向他叩首谢罪。

　　四叔啊，我知恩不报，我有罪啊！在你急需押金入院时，我不肯出手相助，让你在嘈杂的走廊里等了四五个小时；在你动手术需要费用时，我又一次顾虑重重，一分钱没拿。我女儿出国虽说是件大事，但和你的生命比起来，毕竟是小事。说到底，还是我重利轻情，忘恩负义啊！

　　你常说，咱家的家谱是“忠、厚、传、家、宝”（他属“忠”字辈，我属“厚”字辈），做人要诚实、厚道、正义，这要作为家风，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你身体力行，在那假话横行、浮夸成风的年代里，坚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为此吃过不少苦头，蒙受不少冤屈。不管别人怎么排挤你、批斗你，你始终矢志不渝，无怨无悔。我辜负了你的教诲，知恩不报，让你白疼了我一场。

　　四叔去世时才66岁，他的心脏若安上支架，再活个十年二十年的都有可能……我越想越悔恨，越想越心痛。此时，天上的雨越下越大，四婶劝我到屋里躲一躲，可我仍长跪不起。如果雨水能洗刷我的悔恨，我宁愿永远跪在四叔的灵前。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挽救了，四叔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我也将永远承受着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拷问。四叔啊，请你的在天之灵，接受我的忏悔吧！

　　每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小时候有父母的呵护，上学时有老师的教诲，工作后有领导的指引和同事的关怀，年迈后有子女、社会的照顾。在接受帮助的同时都应心存感激，同时尽己所能去帮助别人。请大家千万别学我，否则会终生悔恨，无法摆脱。

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