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了两条狗，竟对李义做出了那么极端的事情，伤的不只是他的身，真正伤的是他的心啊！ ———作者

本文作者三年前的照片

知青下乡

　　我是1968年的初中生， 在一代伟人的挥手下，从城市来到农村，号称“知识青年”。

　　1968年的冬季来得格外早，天气也格外寒冷。11月22日上午，长春火车站前热闹非凡， 高音大喇叭里不断地播放着“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曲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车站里到处可见身穿棉大衣，头戴绿色兔皮帽，脚穿棉胶鞋的人流。站台上，凛冽的寒风中，聚集着的人群相互送别。

　　蒸汽机车喘着粗气吐着白烟驶离了长春。 列车中所有的知青打开车窗，把头探出窗外，迷茫地望着越来越远的亲人。

　　火车行驶两个多小时后， 停在德惠站。 这里将有一批知青要被送到一个未知的地方， 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们十几个同学在德惠站下车后，又被装在两辆马车上，来接我们的人等在那里。

　　车轮压在深深的车辙里， 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谁也不知道这车辙的后面，是我们怎样的命运，它会伴随着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多久。

　　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德惠县布海公社所属的一个生产队时，天已经快黑了。

　　初识李义

　　半年过后，熬过了漫长的冬日，1969年的春天来了。随着万物复苏，想家的痛苦、枯燥的生活、身体的劳乏， 都在年轻单纯的思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度过了。

　　这段时间， 我们基本上适应了农村生活，农活也学了不少。不是说狂话， 农村那一系列活计也真没什么可学的，一年四季同样的劳作，春播、夏铲、秋收、冬藏，只要攒一身力气足能应付。

　　由于是一个学校又是一个班的，大家很团结，集体户的生活很平静。但是，一段平静的生活被一个人的到来打破了。 故事也就从这个人身上开始。

　　我说的这个人叫李义， 也是长春人，和我们不是一个学校的，年龄与我们一样大，1969年春夏之交来到我们集体户。

　　知识青年下乡， 刚开始都是以学校为单位组成集体户， 后来有点门路的开始自己找户， 目的就是下去的地方有熟人，好办事。但也有另一种情况， 就是下去后不想在那个集体户里待了， 转出去到另外一个户，这样也是大有人在的。李义是后下乡的还是转户来的，谁也不了解。

　　集体户添了一个生人， 一开始大家还没什么感觉， 就是添一双筷子、一个碗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却觉得这个人别的地方还行，就是有些吝啬。

　　一次， 一个同学去德惠县城办事， 买回些麻圆儿分给大伙儿吃，大家都是象征性地拿上一两个，他却不客气，一抓一大把。后来，他也给过我们一次东西吃， 一种糖，叫电光球糖， 一粒只有黄豆大小，每人只给两粒。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他来了，我认为大家都觉得有些不适应。 后来才知道他和我们大队革委会主任有亲戚， 所以他的到来，户里什么都要防着他，主要怕他和大队的那个亲戚打小报告。当时虽然没有招工信息， 但大队领导是绝对不可以得罪的， 这个道理谁都懂。我感觉大家对他敬而远之，不即不离，让他也说不出什么，又不能以为我们怕他。 就这样维持了不到一年，问题终于出来了，也正是这些问题，导致有了这篇忏悔文字。

　　矛盾产生

　　在农村， 知识青年养狗是一种现象，集体户好像没有不养的，我们也不例外。刚下去的时候是冬季，找不到狗崽子，开春了，好几家的狗产崽了，等稍大一点儿，小狗能自己吃食后，我们挑好看的抱回了四只。在户里，我算是最喜欢小狗的人了，所以，在狗身上我下的功夫最多。

　　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房子，还在生产队里住。生产队里牲口吃的东西全在我们门口的大锅里煮，几乎全是豆饼之类的，一开锅喷喷香， 我们那四只小狗就愿意吃这个。每天我的任务就是喂狗，这些有营养的东西喂得小狗个个胖乎乎的。那四只小狗也和我最好，一天到晚跟在我屁股后转来转去。 到后来我们只留下两只大些的养着， 另两只送给了别的集体户。 剩下的两只狗都是黄色，身上几乎没有杂毛，温顺听话， 我给它们起的名字叫大黄、二黄。

　　狗通人性， 这话一点不假。 户里的同学， 不管男生女生，“大黄”“二黄” 地一叫，它们马上都会跑过来，摇头摆尾地围着你转，这就是大家经常喂它们东西，和它们玩耍所产生的感情。

　　但是这两条狗却不喜欢李义。 一是李义来户的时候，大黄、二黄已经四个月大了， 完全是一条成狗了， 错过了从小培养感情的阶段；二是李义不喜欢狗这种动物，用他的话说，“看到带毛的就烦”， 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夏天， 是我们最好过的日子。我们房前有五亩大的一块园田， 种了许多蔬菜。 上工的同学走了，留在家里做饭的人把新摘下来的黄瓜洗净， 扔在水缸里，用新挑的井水镇上，下工的人回来后吃上两根，又脆又甜又解渴， 真是解暑之上品， 再好的水果也比不上它。 想吃什么蘸酱菜，随时到地里摘，辣椒、生菜、小葱吃也吃不完。

　　这时，大黄、二黄已经和我们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了。 吃饭的时候，我们在地下时，它们会围着我们走来走去， 等着给它们东西吃；我们在炕上时，它们会跳上炕， 蹲在我们身旁，舔舔这个脚， 舔舔那个手，大家时不时地为它们理理毛喂点东西什么的。我们和它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这时，李义就会非常反感，大黄、二黄一到他身边，他不是躲闪就是抬手吓唬。牲畜嘛，肯定不会知道这是为什么，还以为他和它们亲热呢！谁知李义冷不丁地一脚把大黄踢下炕去。太不讲究了， 当时我和广余就急了， 站起身来就要和他动手。要不是户长老侯把我们拉开，这次肯定要打起来。

　　夏季吃饭由于屋里热，我们有时会在外边吃。放上小桌或用什么支起来当桌子用，舀上几碗酱，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 李义不吃酱， 生的东西只吃黄瓜，不吃叶菜。不吃蘸酱菜，就意味着什么吃的也没有，几天下来， 他不吃也得吃了。 这时我们就开始“冒坏水儿”，找茬儿捉弄他。他坐哪儿，我和晓平就一边一个夹住他。 他不是装干净吗？我们就是埋汰他。当他的手伸向菜盆的时候，我俩就在盆里用手使劲搅和，故意把手上的脏东西留下，看他吃不吃，目的就是恶心他。 大黄、二黄更不知趣，就在李义准备从盆里往外拿菜的时候，大黄竟然把爪子伸进盆里，恶心得李义把吃的东西吐出来后，狠狠地踢了大黄一脚，把大黄踢得翻了几个个儿，嗷嗷叫着跑开了。

　　他上一次踢大黄那事我们还耿耿于怀呢，这次又来了！我们哥儿几个真是急眼了， 还没等晓平站起身来， 我一个电炮就朝李义脸上打了过去。别说，李义还真灵巧，一闪身，拳头落了空。我再想伸拳，马上被另外几个哥们儿抱住了， 想打也施展不开。户长老侯怕打出事，把我拉到一边劝解。“打狗还要看主人呢？这小子也太不讲究了！”我们几个骂骂咧咧地走了。因为狗，我和李义记下了仇。

　　矛盾升级

　　从此以后， 我对李义哪里都看不上眼，总想找点茬儿出口恶气。但是， 自从那天以后， 李义乖巧了许多，对大黄、二黄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不少， 大家在相安无事中度过了一段时光。现在想来，其实那是人家的涵养和善良。

　　我们和大黄、二黄感情真是深，它们就像是我们的哥们儿。 好到什么程度？晚上睡觉，我们几个轮流把它们搂在被窝里。大黄、二黄简直和我们几个形影不离，上工跟着，下工跟着，就像我们的影子。这两条狗很怪，不但通人性，而且通人气。 有几个相邻队的集体户，离我们都很近，只有几里地的路程， 大家没事也是互相串门玩。 如果是别的集体户有学生来了，不管他们穿得怎么破，进院时大黄、二黄都会一声不吭，还会摇头摆尾地欢迎他们； 可是只要是农民兄弟进院，不管穿得多光鲜，它们也会认出来，对人家狂吠不停，不让进院。所以，生产队里的农民一般不会来我们集体户。

　　一次，我和小珅从集体户回家，从户里到布海车站是8里地，从那里有火车回长春。大黄跟着我们，怎么撵也不回去。到了车站，它还跟着我们，我们真怕上了车后，它找不到家丢了，所以就没回长春，又返回了集体户。后来，它又和我们户老大去了车站，老大上车后，它自己回来了。这样， 我们就知道狗这种动物是靠嗅觉认路的，不会走丢，再回家时就不怕它跟着了。

　　转眼间，我们下乡已经一年多，眼看着就要过1970年的春节了。1969年的春节我们全部回了长春，因为那时我们还没盖房子， 住在生产队里。现在，我们自己的房子盖起来了，要走也不能全部走了，需要留人看户。

　　留谁呢？这真是一件难事。过年了，谁不想回家呢？谁不想和家人团聚呢？ 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没有一个自愿留下来的。 留人看户是一定的，没人自愿，真是个矛盾，怎么办？最后只有决定抓阄了，谁抓到看户那就是命运不济了。

　　正在这时， 李义挺身而出：“我留下看户。 ”他这一句话，把大家感动得要哭， 关键时刻还是人家高风亮节，以前把他看错了，大家都在自责。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和他的一切恩怨全部化解， 成了亲兄弟一样的哥们儿，立刻就有上烟的、有点火的，唯恐他变卦。

　　李义留户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大队革委会主任是他的一个近亲， 他们全家决定在春节时到农村来过年，就是来这个主任家，所以他提出来看户是他原本也不能回家过春节。 这是后话。

　　其实， 集体户里并没有什么可丢的东西，有没有人在都没有关系，我们唯一牵挂的就是大黄、二黄。我们一走起码要二十多天， 两条狗吃什么，到哪去吃，就成了大问题。 而李义同意留下来， 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大家一阵欢喜。

　　刚过腊月十几， 大家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打道回府。还有人亲切地问李义需不需要去他家里看看，需不需要带什么东西回来。

　　上世纪70年代初的冬天真是冷得邪乎。我们走时，每人都带了不少杂粮。那年月农村杂粮种得多，都是城市见不到的稀罕物。 我们下乡后就已经不吃供应粮了， 也和社员一样，生产队分什么我们吃什么，剩下的粮食就带回家去。 生产队距布海车站有8里地，天冷雪深路滑，我们背不动， 生产队还特意为我们拴了一挂马车送我们到车站。

　　谁知，我们这一走，竟发生了大事。

　　我们在家过完春节，已经过了正月十五了。当大家高高兴兴地回到户里时，热情的大黄、二黄没有出来迎接我们，李义也没在户里。 大家以为李义领着大黄、二黄去哪里玩了，并没有在意。 一天过去了，李义和两条狗都没回来。 又过了一天，还是不见李义和它们的踪影。这时大家才感觉到出事了，瞎猜测了一番，也没结果，就有人说去找找吧。到哪里找？只有一个地方，大队革委会主任家。

　　正当我们要去找他的时候，来了一个和我们相处不错的社员。 他进门就告诉我们，大黄、二黄都不在了，被李义勒死吃肉了。 原来，李义家人来农村是在我们户里住的。 那时食品是计划供应， 人们什么也吃不着，肚子里都没有油水，都馋，能弄条狗吃是莫大的幸福。 李义在他们家人来后，找个亲戚把狗杀了，过了一个肥年。

　　大家得知这种情况后， 个个火冒三丈，杀李义的心都有。李义赶得也巧，正当我们义愤填膺的时候，他回来了。 假如大伙儿在消消气之后看到他，结果会不一样，谁知这小子该着倒霉，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李义是被人扯着脖领子拎到屋里来的，进屋后没有人说一句话，抡圆了巴掌就是一顿暴打，任他哭嚎，几个人就是不肯住手，越打越来气。待到李义被打得躺到地上时， 我看见门旁一根胳膊粗的木棍， 想都没想，拿过来就向他抡过去。他本能地用胳膊一挡，只听“哎呀”一声，就再没了动静。随后，我们都出去了。

　　我们回来时， 李义不在户里。几天以后，还是没见李义回来， 我们心中不免有些亏欠和惦记。 我与两名同学便去了大队革委会主任家，扔下了几十元钱， 算是对李义的补偿。 当时李义没在主任家， 我问主任李义咋样了， 主任说没啥事。

　　那时法制不健全，我们仅花了几十元钱，就平息了事情。 又过了几天，主任的老伴来户里一次，是给李义拿行李的。 我问她李义咋样了，她说没咋样。

　　事后我们得知， 杀狗吃肉真不是李义的主意，是他那个当大队革委会主任的亲戚叫人杀的，等李义知道，狗肉已经煮熟了。狗被杀了，李义也很害怕，知道我们回来不会饶他， 但革委会主任替他打了保票，保证不会出问题。应该说，李义这顿打挨得冤，但我们确实不知道实情啊！

　　从此李义再没回集体户。 他是转户了还是回家了，我们不得而知。他转户的可能性大， 因为知青下乡是不允许随便回家的。 此事自始至终， 李义那边都没有任何声音和要求，革委会主任也没来找过我们。

　　负罪感油然而生

　　1974年， 我们都从农村回城了且已经参加了工作。一天，我在街上见到一次李义，虽然相见很尴尬，但还是很亲切， 唠了很多离别后互相想念的话。 我那时才知道他的那只胳膊已经不能伸得直直的了， 残疾是终身留下了。遗憾的是，我给他留下了联系地址， 也告诉了我的工作单位， 他却没给我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此后，他仿佛人间蒸发一样，一点音信也没有。 可能是他把我恨透了，还没有从心里原谅我，不想与我再联系吧？

　　人在年轻时不会做过多回忆，但随着年龄增长，回忆的闸门洞开，以往的苦辣酸甜一股脑儿涌出来。当你回头看时， 你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你所犯的错误和你曾有的遗憾。你会清清楚楚地看到过去的伤、悲、气、恨、痛。关键是“过去”既已过去，便永永远远无可挽回、无可弥补了。想到李义， 当年痛打他的场面以及他那无法再伸直的胳膊便迅速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负罪感油然而生。大黄、二黄的死是一段伤情故事。我为了两条狗， 竟对李义做出了那么极端的事情，伤的不只是他的身，真正伤的是他的心啊！

　　自从那次与李义最后一次见面，一晃40年过去了。人生能有几个40年啊！ 也许，李义早已宽恕了我，并不需要我的任何抱歉和悔恨的表示， 因为他的心从来就不曾在那件事情上徘徊过。所以，我不想说过多忏悔的话，说了也是多余，想说的只有一句：“李义， 我的兄弟， 对不起了！ 你在哪里？ 我想念你。 ”

王振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