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青被押走了，它不理解，带着疑问，三步两回头地往回张望，恋恋不舍地瞅着我。 ———作者

这张照片是我从军校到部队农场以后照的。

我在当年的日记里写道：“我是一只小船，在沧海中漂泊，恶浪要吞没小船，我偏要支起生命的风帆摇橹奋进，‘击波’向前。”

1979年春回大地的时候，我重见天日，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军籍。继续行医的我，不敢去看医院里的实验狗，也不敢去看侦察连的军犬表演，因为它们会勾起我对“小青”的思念，会勾起我心口的伤痛。即使到了现在，小青已离开我39年了，但我心中对它的忏悔依然没有减少。

给羊做手术

　　1961年，我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入伍不久，我经过考核、考试进入驻齐齐哈尔市的军医学校学习。遗憾的是，在我学习一年多时，老家的村官写信给部队，说我家庭成分有问题，疑似地主。部队为此结束了我的学业，让我回原部队农场做放牧员兼卫生员。于是，我白天放牧，晚间为大家治疗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那时候，人们都知道部队农场有一个领章上镶着红十字的羊倌。

　　在大草原放羊，我一手拿着赶羊鞭子，一手端着医学教科书认真学习，照实说也很惬意。我仍继续苦读医学书籍的同时，也爱上了大草原和那群羊。

　　那天上午，来了一辆解放牌汽车，下来三位后勤处助理。他们说，独立团机关食堂要杀一只羊，在晚宴上吃，便直接走进羊群中，选中了一只最大最肥的羊，也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只叫“班长”的羊。因为那只羊毎次放牧都在羊群前边走，是领头羊，我任命它为“班长”。我计划当羊群发展到40多只的时候，再“提拔”它当“排长”。这三个人要把排长苗子“班长”拉走，我当然不肯，拒绝他们抓羊，甚至骑在羊背上抱着羊脖子不准他们动手。

　　他们看我抱着这只羊不松手，只好空车去场部把场长拉来了。我拒绝他们抓羊，场长知道了很不高兴，让我松手把羊交给他们，又被我当场拒绝。场长看我敢对抗他的指示，也有些急了，说：“我命令你，把羊送到车上！”当时，我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级别，反而向场长吼道：“我命令你，把他们撵走！”

　　场长看我举动如此异常，往后退了两步，很惊讶地对助理们说：“完了！完了，羊倌疯了！这可不好办。”说着，他回头就走了。

　　场长是上尉，他走了，而那三位助理是中尉，互相瞅着没说话，只好空车回到了团部。谁知他们回去不到一小时，却把后勤处处长拉来了。

　　处长没有硬下命令，而是向我做工作。他说：“养羊就是为了杀肉吃。”我解释说：“‘班长’是一只很听话的羊，它能听懂我的话，通人气，有灵性，把它杀了，我受不了。”我刚说完“受不了”，眼泪就流下来了，竟啼哭出声。

　　我的泪水，把处长的心泡软了，处长只好让三位助理另选一只。他们选中了那只叫“二肥”的羊。“二肥”为“班长”壮烈牺牲了，我心里很难过，好几天吃不下饭。

　　自己放的羊被杀了，作为羊倌，心里很难过。同样，羊一旦有了病，羊倌照样很心疼。

　　有一天，一只羊患了肠梗阻，口吐白沫，肠鸣音亢进，腹胀如球，极为痛苦。眼瞅着这只羊就要被疾病折磨死，我心急如焚。要救这只患病的羊，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解除梗阻。可是，没有兽医也没有器械，怎么办？这时，我突然想起向附近卫生院宋医生求援。情急之下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如此大的力量，抱着这只50多斤重的羊，赶着羊群，跑了5里路，回到部队院里，又急忙跑到宋医生所在的卫生院。宋医生看我衣服全让汗水湿透了，连头发都像是被雨淋了一样，不停地滴着水珠，只好同意把必需的手术器械借给我。

　　我用羊毛剪刀把刀口周围的羊毛剪净，用纸壳做成盒套到羊头上，往纸盒里喷全身麻醉药乙醚，见羊已昏迷后，开始剖腹。打开腹腔后，发现梗阻肠段已经呈紫色，截出坏死肠段，解除梗阻，做了肠吻合术。

　　手术中，适逢后勤部首长来农场视察，看到我正在给羊做手术，便问：“羊得的是什么病？”按军纪规定，下级回答上级询问，必须立即站起，立正，敬礼，向上级汇报。可是我没那么做，因为正在专心做着手术，蹲在地上只回答了三个字“肠梗阻”，然后继续低头忙碌着，没看首长一眼。

　　第二天，独立团通信员骑马来到了农场，拿出一纸公文念道：“命令———农场放牧员袁佩余调往3379部队医院，接受安排。”没想到我救了一只羊，这只羊也给我带来了好运。

我与小青相依为命

　　我来到部队医院，在领导和军医们的指导帮助下进步很快，尤其是医疗技术更为突出。1965年，我获得了全军医疗“技术能手”和军事“特等射手”等荣誉。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了七年牢。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常年泡病号的老战士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患者。我俩在一次闲谈中，我说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文化倒退两千年”、“林彪有野心，将来要夺毛主席的权”、“江青算老几”等话，他也说了类似的话。可他在1968年复员之际，为了讨个好鉴定，竟把我们两人的对话作为“反动言论”全加到我身上，举报了我……

　　1975年6月初，七年刑期结束出监时，我暂时被安排在镇赉县四方坨子新生农场一分场就业。这个劳改农场，人员的身份比较复杂，等级分明，大致分成六类：

　　一类是解放军，是看押犯人的部队哨兵。那时候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他们的地位与身份最高。

　　二类是管教和队长，他们是国家干部，负责管理和改造犯人。还有会计、部分医生、教师等，他们毕竟是劳改干部，代表着国家及政府，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政治素质。这些人管理、控制着整个农场的命脉。

　　三类是基本工人，就是没蹲过牢的“好人”。然而，真是“好人”的话，也就当干部了。这些人工作挑肥拣瘦，脏活累活是不干的，可以干的，也就是开拖拉机、开汽车等。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是这类人的特点。

　　四类是就业工人，即服完刑出监就业的犯人，俗称“就业犯”。这些人差异很大，有科学家、教授，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还有领导干部、文体明星，以及社会上的蟊贼、流氓……

　　五类是犯人，就是汽车肇事、医疗事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些囚犯。

　　六类就更是犯人了，“反革命”、杀人犯、纵火犯、特务……也是最底层的一类。

　　我和老郭就在第四类之中。我在一分场，老郭在第七分场，我们的岗位一样，就是看守田地、庄稼、树木等。老郭是北京人，会武功懂穴道，70岁了，还经常练气功让我们看。他把功练到胳膊上，眼瞅着胳膊就粗起来了，用四分铁棍猛打他的胳膊，胳膊安然无恙，而铁棍却弯了。他把功练到胸部，胸部就会像气吹起来一样，即使用斧子砍，也砍不坏。

　　有几个人偷割水稻，不听老郭劝阻，倚仗着人多，上来打看地的“就业犯”老郭。见老郭像个木头桩子，镰刀都砍不动，这帮贼看事不好，拔腿就往回跑。老郭的原则是“打不还手”，要还手的话，怕出人命。

　　一分场距七分场不远，大约十多里地，我和老郭时而会互相串个门，唠唠嗑，打发寂寞。

　　我住的屋子里养了一只青灰色的狗，是老郭送给我的。当时老郭说：“咱俩都分别住在野外，不安全。我会武功，没有人敢欺负我，我把训练出来的这只爱犬‘小青’借给你，晩间出门它会跟着你，绝对是个好帮手、好保镖，很通人性。”

　　临走时老郭让我喂小青一块玉米饼，然后他拍一下小青的肩膀说：“跟他去吧，一家人。”小青真通人性，带着老郭的嘱咐，顺从地跟我来到了我的住处，夜间在外屋为我站岗，晚间我要出去，它就守护在我的身旁。

　　有个阴雨天，我领小青在地头儿巡逻。突然，小青叫了起来，并往玉米地里跑，边跑边叫，原来有三个人在偷掰玉米。小青跑到地里做出吓唬偷粮人的动作，然后又跑回地头儿看我是否安全，是否有什么示意。它只来回跑了两趟，就把小偷吓告饶了。结果，我唤回了小青，偷粮人将玉米扔在地里夹着空袋子跑出了玉米地，向我招手说：“对不起，以后再也不来掰玉米了。”

　　有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小青进了里屋，头贴着我的脑袋直哼哼。我知道有事了，慌忙起床后小青引领我往树林里跑。我明白一定有人在伐树，便用手电筒往树林方向照，并高声喊：“不准砍树！”这时，小青如同得到了命令，似离弦的箭，飞跑到树林中，愤怒地驱赶着伐树人，再跑回来给我领路。我赶到现场，发现树已经被锯倒在地，偷树人跑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到树林偷树木。

　　有时候，我在地里巡逻，累了，就躺在坡地上休息或睡一会儿，小青也卧在我身边歇息。可是，它是不会安心睡觉的，总是闭一会儿眼睛又睁开，或者眯缝着眼，眼球却在转动。我示意小青：“你也睡一会儿吧。”小青便把眼睛闭上了，仅一分钟工夫，它又眯缝着眼睛四处张望，忘不了自己的警卫工作。

　　和小青相处时间长了，我能读懂它的话。我每天早晨7点钟都要到树林里走一趟，观察树木是否安全。有时早上我睡过了头，它就把嘴贴到我的耳边，用鼻子发出“哼哼”的声音，我知道小青在叫我：“起床吧，该到树林里走一趟了。”

　　那天中午，我刚躺下就睡着了，有一位母亲领孩子来治病，发现我睡着了，便在外边等候，可是孩子肚子疼得直呻吟。小青又到我跟前发出了它那“哼哼”的鼻音，好像在对我说：“有急诊，别睡了！”我给孩子针灸止了疼。孩子妈妈不仅感谢我，还夸奖小青：“通人性、真可爱。”

　　小青的两只耳朵就是两个接收天线，随时接收着来自远的、近的、强的、弱的各种声波。当有异常的声音传来，可能有“敌情”时，它就走出门外，发出“汪汪汪”的清脆、缓慢、利落的喊声，我翻译过来便是：“滚滚滚！离我们远点！”

　　当真的来了入侵之敌，小青必会投入战斗，决一高低。这时，它就不发出“汪汪汪”的警告了，而是鬃毛立起，像个雄狮，“呜呜”吼叫不停，勇猛上阵，搏斗厮杀，视死如归。

　　我是刚出监的就业工人，缺衣少食，尽管我和小青有苦同受，有福同享，但它也常常处于饥饿状态。尽管如此，小青看到我吃的食物就在地桌上，只要我不给它，它从来都不动、不吃。

　　小青也很殷勤。它看到屋里地上有垃圾，就用嘴叼到外边，将一些碎草叶子用爪子搂到它的窝里，使我住的屋子干净了不少。

　　那天，突然听到有人喊：“兔子！兔子！”小青嗖地一下蹿了出去，朝兔子追去。因为是草原，兔子矮小，钻进草高的地方便失踪了。只见小青两腿站立，直视前方，寻找兔子……十几分钟后，小青气喘吁吁地叼回了那只兔子。

　　小青的战利品，犒劳了我和它，那只兔子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口福啊！小青帮我看地、看树，为我做警卫员、勤务员，给我壮胆到地里巡逻，还为我们谋了福利。小青来了，我的孤独寂寞走了，我与小青相依为命。

为了自保，我辜负了小青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1975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有两个基本工人朝我看地的屋子来了。他们拿着套马杆和绳索，大声喊道：“狗在屋没有？”我看事不好，就打小青让它快走开，可是我把它打得直哭，它也不走，反而围着我转。

　　他们命令我把狗套到套马杆上，其中一个人说小青咬死了他家的鸭子。

　　我说：“这狗从来没离开过我，怎么能咬死你家的鸭子呢？再说即使有鸭子，我不发令，它也绝不会去咬。”

　　他们大声痛斥道：“你闭嘴！我们能撒谎吗？”

　　我知道他们在撒谎，只是就业工人是不敢说基本工人一个“不”字的，不然就会犯大忌，找挨揍。

　　我一个刚出监的“就业犯”没有地位，哪敢和基本工人理论？百般无奈之下，我双手颤抖，乖乖地把绳索套到了小青的脖子上。

　　我的忠实朋友小青被人强行押走了！可怜的小青，老郭让它来时，只是用手拍一下它的肩膀，说一句“跟他去吧，一家人”，小青就乖乖地跟我来了。可它走时，我却什么也没说，只是亲手把绳索套到了它的脖子上。

　　小青被押走了，它不理解，带着疑问，三步两回头地往回张望，恋恋不舍地瞅着我。我知道它会提出很多个“为什么”，就像当年有人说我是“现行反革命”，我被押进监狱时一样，心里有多少个“不明白”啊！

　　那一夜，我都在叹息，叹息我与小青的命运。只是我比小青还强点，遭到的惩罚是有期徒刑，而敬业、忠诚、可怜的小青，却让怯懦、胆小、可恨的我，把那死刑的绳索套到了它的脖子上。

　　小青是动物，它是不讲等级和阶级性的，可是它也受到了“出身”、“等级”的牵连和影响，因为它的主人是“就业犯”。

　　小青爱憎分明，见到朋友摇尾示好；见到来看病的人会跟我一样笑脸相迎；如果有人砍树，破坏庄稼或威胁我，小青是不留情面的，不仅大喊大叫，必要时敢下口。那两个想吃狗肉的家伙，我要是不亲手把小青套上，他们是到不了小青跟前的。如果他们胆敢往死了整它，只要我一声令下，小青会冲上去一口见血，不计后果。遗憾的是，可怜的小青受到了主人底层身份的株连，命也变薄了。它绝对服从了主人的意愿，任人随意宰杀。

　　忠心耿耿的小青被人杀了！茁壮成长的树林失去了一个卫士，千亩良田失去了杰出的保护者，我这个懦夫失去了忠诚的卫兵。而正是我，它最信任的主人害了它……

　　我越反省，越觉得自己不可饶恕。亲爱的小青，我实在对不住你！在你身上我怎样做才能赎罪啊！我恨自己，应当再判我七年徒刑，再让我去蹲七年牢狱，这次不冤枉，是罪有应得，我应该为小青赎罪。

　　早在我出监时，劳改总队就安排了我的去向，并与接收单位杉松岗煤矿签有协议，出监后让我暂时在农场就业。所以，小青刚死不几天，我就被通知到杉松岗煤矿医院报到。

　　当时小青的事正刺痛着我的心，我还没来得及向老郭说清楚，再说我也没脸见老郭，只是带着自责和懊悔，离开了农场，离开了我和小青曾经的栖身之所。老郭武艺高强，能扶正祛邪，如果小青没有离开老郭，那两个家伙是不敢动小青一根毫毛的。衷心祝愿尊敬的老郭长命百岁，等我攒够了勇气，一定到大草原，为小青的事，向老郭请罪，并去祭奠我的好朋友、大功臣———小青。

袁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