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当年，我感到荒唐，感到沉痛，感到应该赤诚地追究自己。自己做的错事，就要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作者

这张照片是1973年或1974年拍的。我们铁路上的几个青工去沈阳玩，坐的是早上去营口的慢车，在车窗里露出脑袋的是我

忏悔这个话题，成了“文革”那场浩劫留给许多人、留给我们全民族的一笔精神债务。无论是出于内在的良知，还是迫于外在舆论的压力，在“文革”过去的38年里，忏悔一直是一代“文革”积极分子的心声。今年65岁的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我要向我的师傅表达我心中积郁已久的悔恨。

　　孙师傅的工作服闹剧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经历过两件现在看来能让人笑掉大牙的事。一是念叨“三忠于、四无限”。人人手拿一本语录，放在胸前，口中齐声朗诵：“我们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二是跳忠字舞。上至八十岁老人，下至几岁小孩，必须人人会跳，嘴里唱着，手脚重复一个动作，犹如广播体操一样。

　　这些都是“文革”初期发生的荒唐事，到了中期，就有些变化了，变成了早晚学习。说学习，其实学的东西很单调，主要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再就是随时出来的“最新指示”。学习的时间雷打不动，早上上班前要学，晚上下班后也要学。一个人念报纸，大伙儿虽然没有说话的，但也没有几个人认真听。念的人像念经一样，嘴里嘟哝嘟哝地念，念的什么内容没有几个人听得进去。

　　咱们单说1971年。这一年，“文革”已经进行到第5个年头了，造反派在经过几番折腾之后，大都进了“革委会”，大小都弄个职位，两派的斗争也平息了许多，再没有文斗武斗和打砸抢了。造反是消停一点了，但是荒唐的事情还在发生。

　　在那时，应该说，厂矿企业都受到了“文革”无政府主义的冲击，铁路也不例外，而且是重灾区。但是，铁路运输关系到国计民生，铁路不畅通，国民经济就要垮台，所以不管你怎么造反，铁路运输不能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铁路率先实行了“军事管制”，上至铁道部，下至站段，都派军代表，而且军管会主任是绝对的一把手，也就是革委会主任，党政大权一把抓。一般站段都要派四到五人，有管财务的，有管人事的，有管组织的，反正重要部门都被军方牢牢掌控着，造反派想要闹点什么也不敢，不管哪派都不敢和军方作对。这样一来，管理上还是比一般的工厂要好，毕竟是半军事化企业，抓安全，抓生产，抓技术很严。

　　我下乡两年后，于1970年从农村抽调回长春，分配到铁路部门。我的工作是为机车信号供应电源，叫外线电力工，接触的是6000伏的高压电，然后转变成380伏，再转变成36伏，为铁路信号灯用。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种，需要学徒。学徒就要有师傅，“文革”开始后师徒关系就淡了，也没有签师徒合同一说。在班组里，由班组长口头上安排一个师傅，也可以是自己找，但要征得师傅同意。当时有一位叫孙捍东的师傅，是六级电工，平常干活也很利落，我就想当他的徒弟。我主动找他当我的师傅，还有一个原因，我想此人叫孙捍东，一定思想很进步。

　　孙捍东师傅原来叫孙福财，是“文革”中改的名字。“文革”中时兴改名字，他也随了大流。

　　谁知，认了师傅之后我才知道，孙师傅的出身是富农，这在当时也算严重问题。“文革”期间注重的是出身，富农属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也可以说是人民的敌人。但是大家在一起工作久了，谁出身是什么都不太理会，工厂里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虽然那个时候师徒关系不像从前那样紧密，但孙师傅对我还是尽心尽力的。记得他教我怎么抓住电线杆，捆腰带时怎么系扣，以及在电线杆上怎么把电线捆到瓷瓶上。他原来是干弱电的，对室内布线非常熟悉。他就教我怎么室内布线，比如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灯怎么拉线等等。类似这些基本技能，孙师傅都是手把手地传授给我。

　　孙师傅是山东人，人很直率，说话不会拐弯抹角。他怎么来的东北，怎么参加的工作，我不知道，就知道他上过学，认识字，也会写字，当年40岁左右。

　　上世纪70年代，家家都是人口多，工资少，生活过得很拮据。孙师傅一身工作服没见他换过，干活是一套旧的，下班换上一套新一点的。为什么提工作服呢？就因为孙师傅的第一个故事要从工作服说起。

　　那时候，工人都发工作服，是那种粗糙的棉质布料，被叫做劳动布。我们每18个月发一套，穿得省的可以余下一套两套的，如果费一点就没有余富。但那时单位有一个规定，发新的必须要交旧的，以旧换新。

　　人们在换工作服的时候，谁也不愿意把不怎么坏的交上去，想方设法留住，就四处淘换破衣服。这一年，正赶上孙师傅到换工作服的年头了，他找了几套都舍不得交上去，所以，就使了个小心眼儿。这点事也让孙师傅丢尽了面子。

　　这是7月份的一天，车间通知召开全体大会。我们车间60多人，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并不多，学习什么的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这次开全体大会，大家就知道有事了。这事就出在孙师傅身上。

　　原来是段里管材料的人拿着孙师傅交的一套工作服找到车间书记，说孙师傅弄虚作假，给工人阶级脸上抹黑，一系列大帽子先给扣上了，并把孙师傅交上的工作服给书记看了。书记看了差一点没笑掉大牙，裤子就不说了，那上衣除了领子和两只袖子之外，基本就没什么东西了，前胸后背都让孙师傅扯下来当补丁用了。

　　这事能算事吗？但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个事，而且还当成大事来对待。当时讲究什么事都要上纲上线。

　　段里管材料的人是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大官当不上，就去当了管库员。这人思想激进，感觉到这是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就向段领导汇报了。段里责成车间召开大会，要孙师傅做检查，视态度如何再做结论，用政工组长的话说，“这就叫拿猫当虎斗”。

　　在让孙师傅检查前，车间书记特意做了他的工作，要他在灵魂深处认识自己的错误，检查一定要深刻，一定要让段政工组的人认为行了，才可以过关。反正书记杂七杂八地说了不少，还让他写一个检查稿，孙师傅也一个劲儿地点头答应着，可没想到检查大会到底还是让孙师傅搞砸了。

　　在车间的一个会议室里，台前坐着车间主任和政工组的一个干事，大家整整齐齐地坐在下面。开会了，照例是书记说一通，拿着孙师傅交的工作服在大家面前展示，引起在座的一阵哄笑。然后让孙师傅上前边站着，等着书记发话让他检查。孙师傅顺从地走到前边，手里空空的，并没有拿检查稿。书记见状，并没有多说，宣布开会，让孙师傅做检查。

　　半天过去，孙师傅站在那里低着头一声不吭，大伙儿在底下直嘀咕，会场乱哄哄的。书记见形势不好，招呼大家在下边别说话，然后叫过孙师傅。

　　都说山东人犟，孙师傅比一般的山东人都犟。冷场有半个多小时了，任凭书记怎么劝说，孙师傅就是一声不吭，弄得前边的车间主任和那个干事干着急。好在那天没有造反派参加，如果有，就凭造反派那脾气，孙师傅不受皮肉之苦才怪呢！

　　最后，在许多人的劝导下，孙师傅才磕磕巴巴地说了大概这样几句话：一、我不该……不该把好衣服留下，坏衣服交回；二、我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斗私批修；三、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世界观，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工人。

　　孙师傅的这个检查当然没有过关，但是也不能再开大会了，段里责成车间处理。车间也不愿意整这样的事，就让班组开批斗会。班组的批斗会是在嘻嘻哈哈、逗来逗去中开的。试想，谁会那么认真地对待一件近乎荒唐的事情呢？没有人把孙师傅咋样。

　　我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荒唐年代，荒唐事屡屡发生。让我至今想起来感到特别后悔，特别内疚的是，在另一件发生在孙师傅身上的荒唐事中，我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我的拙劣表演深深地刺伤了孙师傅的感情，很对不起他。

　　在那个年月，人们最怕的就是有什么乱子落到自己头上。我们大家都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孙师傅在报纸大标题《祝福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下面，写了一句不敬的话。

　　不用找公安保卫的人，我们就能确定，这是孙师傅写的。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这无疑就等于是书写反动标语，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有人胆敢公然咒骂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这是天大的事情啊！谁也不敢隐瞒。

　　当车间书记到来的时候，保卫人员也到了。这一晚，孙师傅没有回家，书记让我和保卫人员看了他一夜。

　　在当时，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谩骂伟大领袖，那就是骂我们心中神一样的人物。参加工作不久的我，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也是浑身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何况我在班组是最年轻的，而且还是团支部成员，入党积极分子。

　　那一夜，我是以鄙视和憎恨的态度看守孙师傅的。这一次，孙师傅看来是怕极了，蜷缩在角落里几乎都没动过。

　　这事要是定性为政治事件，再结合孙师傅的家庭出身，升级为反革命事件一点不为过。但是由于革委会里原来段一级的几个老领导还是了解孙师傅的，都为他说了不少好话。我们那个军代表，也还是有政治水平的，而且人情味很浓，就他一个人敢说是“笔误”。于是，这件事就没有再往上级报，如果再往上级报，孙师傅肯定是完了。在那个没有法治的特殊时期，孙师傅坐牢那是最轻的，判个死罪都有可能。

　　死罪是没有了，活罪却难逃，段革委会责成车间对孙师傅进行教育。车间也知道，让孙师傅自己检查“吃一堑长一智”，可孙师傅这个山东人却不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孙师傅是大家公认的好人，干活是把好手，又乐于助人。但他有两个毛病，一是说话口没遮拦，不过脑子，净说些颠三倒四的话；二是老爱用笔写写画画，一有功夫就划拉，尤其是早晚班组学习那会儿，得张报纸就瞎写。

　　这一次，写得他差一点进了监狱，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一直持续至今的忏悔。

　　那是1971年9月初的时候，已经下班了，但是学习正在继续。十几个人坐在一起，我一个人念报纸，其他人有说话的，有打盹的，就是没有听的。孙师傅挨着我坐着，也是百般无聊。我刚刚念完的是一篇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章，嘴里又干又燥，就走出去找水喝，班长也叫大伙儿休息一下。

　　我这一口水，就出了在当时来讲是天大的事情。等我回到座位上的时候，班长看我也念累了，就让别人接着念，当报纸到那人手的时候，他惊得把报纸都扔掉了。是什么事情引起他这么大的反应？当班长和是不可能的，只能采取大家批斗的形式。书记就找了我们几个骨干准备批斗材料，充分使用了上纲上线的语言。这期间，我出于对领袖的忠诚，感到一切玷污领袖的行为都是不可忍受的。在这种思想主导下，我也不顾什么师徒之情了，就感觉到是党在考验自己，发挥积极分子作用的时候到了。

　　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我就积极着手准备起来，光把能用上的毛主席语录就摘录出几十条，其中还有些是针对敌人所说的。比如，“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拼活的斗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等等。另外，我还写出不少口号，准备在批斗会上用。比如，“孙捍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孙捍东不悔改，我们绝不答应”、“和一切死硬分子血战到底”等等。

批斗会是利用一个星期天召开的，不单是我们车间的人，外车间也派代表参加了，段领导、军代表和机关干部也都参加了。那一天，有200多人参加了批斗会，其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这一次，孙师傅是被我和另一个年轻人押到台前的，虽然没有脚镣、手铐，也没有五花大绑，但那阵势也着实让人胆怯。等孙师傅在台前一站稳，我就带头喊起了口号，把事先准备的那些口号都用上了。

孙师傅这次是真害怕了。他缩着头，脸埋在胸前，浑身哆嗦着，两眼盯着地面，一言不发。

这次没有主持人先说什么，批斗的人上来就是念批斗稿。批斗的人没有一个是老师傅，都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批斗的内容千篇一律，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正题就是写反标如何如何，不认罪又如何如何。

那一天，我可是出尽了风头，批判稿写得最长，话说得最狠，引用的语录最多，口号喊得最响，连一直低着头的孙师傅都抬起头看了我几眼。我当时非常得意，认为自己对伟大领袖的感情更深了。

我和孙师傅的师徒关系结束了

批斗会后，我和孙师傅的师徒关系也就此结束了。孙师傅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别说再教我点什么，他甚至再也没有主动和我说过话。

因为孙师傅不再教我，我没出徒就走了，调到了段里机关工作，和孙师傅的接触更少了。后来，我又调到了上级机关，就再也没见过孙师傅。

如今43年过去了，孙师傅已经作古，我也已经退休在家。回首当年，我感到荒唐，感到沉痛，感到应该赤诚地追究自己。自己做的错事，就要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我曾在一篇小说里看到这样一段话：“把红卫兵运动和‘文革’视做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错误，抑或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人‘五鬼闹中华’的丑剧，这是可怜的浅薄……我们每个人都该反躬自问：那些年里我们自己又干了什么？我们都是那么清白吗？”对这段话，我深以为然。

孙师傅，愿您在九泉之下还认我这个徒弟吧，我在这里向您请罪了。

　　文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