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感到自己没有一刻比现在更理解岳父，感激岳父，敬重岳父并抱愧于岳父。 ———作者

我爱人（后面那个小姑娘）和岳父岳母于1954年合影

我1967年留影

人生旅途没有返程票，逝去的光阴不能再来，经历过的事情不能重现。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及年龄的增长，这种感悟愈来愈强烈。人的一生都要经历很多事，都要面临诸多选择、判断、处理的考验。有些事做得好，成功了，会留下美好的回忆；有些事做得不完美，也能总结经验教训，以供今后借鉴；最糟糕的是，由于一时冲动或受当时不良情绪左右，做了让人难以接受的事。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如果难以补救的话，将会造成终生的遗憾和愧疚。

　　我在不经意间就对岳父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虽然事情已过去二十来年了，但是每每想起，心中就会隐隐作痛，感到十分难受。如果不说出来，不向岳父忏悔，心中就永远不会安宁。

因自己用药失效和岳母之死而埋怨岳父

　　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1997年晚秋，我患了面部神经瘫痪，岳父岳母和我爱人四处为我求医治疗。针灸、吃药、糊药、烤电，忙活了一个多月，愣是不见明显的效果。后来经朋友的指点，我去前郭县深井子镇找了一位老中医。他说用熏药可以治好，但有一个要求，就是用药期间不能见风。我就照他说的做了，用了一服药果然明显见效。他说再用一服就能彻底治好了。

　　在我用第二服药的当天晚上，我们刚准备睡觉，忽然接到我二小姨子（我岳父的侄女）的电话。她说：“我大娘从早晨到现在已经睡一天了，还不醒，你们快过来看看吧！”我家和岳母家都住在长岭县城，但相隔三公里左右，因为我用药不能见风，就让读中学的儿子用三轮车（当时长岭县城没有出租车）拉着他妈去了他姥姥家。过了好一会儿，我儿子来电话了。他焦急地说：“爸呀，你快来吧！我姥姥昏迷不醒，咋叫都不醒。没人敢做主，就等你来拿主意呢！”没办法，我只好放弃治疗，打电话从朋友那里借了一台吉普车去了岳母家。

　　到那儿一看，不少人围着岳母不知咋办。我就用吉普车将一位医生（他在长岭县城是很出名的）朋友接来了。他检查完之后说：“是脑出血，挂个吊瓶吧！能醒过来就好了，醒不过来就没救了，因为耽误的时间太长，失去了最佳抢救时间。”我一听就急了，埋怨二小姨子说：“我妈早晨就昏迷不醒，你怎么不早给我们信儿呢？”二小姨子说：“我大爷都晚上了才告诉我的。”

　　过了两个多小时，药用完了，岳母还没醒；接着又打肌肉针，可是已经推不进药水了。医生朋友说：“太遗憾了，病人走了。”

　　亲朋好友们忙活了三天，把我岳母下葬了。经过了三天多的折腾，我面部治疗的第二服药白用了。当时我很生岳父的气，心想，如果岳父早把岳母昏迷的事告诉大家，趁岳母病情较轻时请个大夫上门看看，既能救活岳母，我也不用出门，面部用药也不能作废了。

　　带着这股怨气和对岳母猝然辞世的惋惜，等人们散了之后，我对岳父说：“我妈纯粹是死在你手里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及时抢救不就没事儿了吗？”“她以前有过这种情况，睡一觉就好了，谁知道她这次就醒不过来了？再说我也考虑你用药得避风，怕影响你的治疗。”岳父嗫嚅着，他的脸在那一刻像遭了寒霜的柿子，红得即将崩溃，表情非常尴尬。一言既出，我顿觉野蛮和“忤逆”，岳父的这个想法也是合乎常理的，而且还有为我着想的意思，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跟岳父说话？可是当时我却没有向他道歉。现在想来，虽然我的面部留下了后遗症（老中医说，因为第二服药没用完就见风了，再用药就无效了），心里挺生岳父的气，但从他的角度想，他也是进退两难。失去了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儿，岳父的心里比谁都难过，我还这样出口伤害他，这不是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吗？

强行阻止岳父喝酒，致使岳父心情低落，想回老房子住

　　岳母去世后，我们让岳父来我家住他不来，我们就轮流去陪他。在岳母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去陪岳父时，正赶上三年前去世的小舅子的媳妇拿着酒和糕点来看岳父。我一看就知道她是为利益而来的，因为自从我小舅子去世后她就没登过岳父家的门，就连岳母去世她都没来……

　　果然不出所料，她说今年还要种岳父的地。当时岳父没表态。我一听就不耐烦了。“你以前种地，连一粒粮食都没给老人，今年还想种，你也太好占便宜了吧？把你的东西拿走！”我训斥着她，一点儿没给她面子。这时岳父说话了：“地让不让她种再说，东西不能拿走，我想吃。”我一下愣住了，不知道岳父是咋想的。我就严肃地说：“爸！你咋这样呢？吃的喝的哪样少你的了，干吗要吃她的东西呢？你忘了小伟（小舅子的小名）死后她咋对待你了？”岳父没吱声，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看得出老人家的内心极其痛苦。我就没再吱声，出去收拾院子了。

　　这事过后，我静下心来想想，我还是不懂老人家的心啊！毕竟是曾经陪伴自己儿子十多年、和自己一个锅里抡大勺的儿媳妇啊！她再有不是，老人家对她还是有亲情的；我这样不客气地对待她，老人家心里能好受吗？我也太自私了，只顾及自己的感受，却忽略了老人家的感受。

　　我们轮流陪岳父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得把岳父接到我们这里一起住，也方便照顾他。于是，我们动员亲朋好友轮番劝说岳父，终于把他说动了，同意和我们一起住。大家高高兴兴地把岳父从他的老房子里接到我们家，我们把最好的卧室让给他，他也很高兴。就这样，我们总算把岳父安顿下来了。

　　岳父年轻时是不大饮酒的，到了老年却喜欢饮酒了，一顿能喝三两多。这倒不算啥，我就给他买酒。刚开始我是一瓶一瓶地给他买，逐渐地就一箱一箱地给他买了，可是岳父却越喝越频，从刚开始的一天喝一次，逐渐地一天三顿饭顿顿都得喝。这也行，只要岳父身体受得了，那就喝呗。

　　一次，我们家庭宴会，还请了几位朋友。大家吃喝得都挺高兴，岳父也挺开心，可能就多喝了两杯。吃完饭，大家洗碗筷儿、抹桌子、撤凳子，收拾残局。岳父喝了两杯茶水就要回屋躺一会儿，可是站起来却走不了了。大家有的帮他揉腿，有的帮他捶腰，忙活半天他还是走不了。没办法，大家只好把他抬回卧室躺着去了。岳父睡了一大觉才恢复了行走能力。

　　这件事使我对岳父的喝酒问题有点儿担心了。我就和爱人商量说：“以后别让爸这么喝酒了，一旦哪天喝坏了身体，后悔就晚了。”我爱人也同意了。她就和岳父说：“爸，你以后别这么频、这么多地喝酒了，别喝坏了身体。”可岳父不听，每天还是照样顿顿喝。

　　这之后的一个月内，岳父又喝得不会走路两次。这下我可真是有点儿紧张了。现在岳父生活能自理，我和爱人上班、做买卖没有后顾之忧，一旦岳父喝坏身体生活不能自理，拖住我俩中的一个在家照顾他，我们两个孩子正在读书，加上岳父的治疗费，我们在经济上怎么承受得了啊！于是，我和爱人决定强行控制岳父喝酒的频度和数量，规定他只可午饭时喝酒，且一次不能超过三两。

　　对我们这个强制性规定，岳父是很不情愿的，有时喝过三两后还要喝，我们就不给他倒酒了。他显得很无奈，但也只好作罢。有时我们不让他喝了，他放下饭碗就走，闹得一顿饭谁也吃不好。有一次，他闹着要回自己的老房子住，说不让他喝够酒，他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爱人急得直哭，但这也不行，岳父非闹着要走。我只好把那个医生朋友请来，从医疗角度给他讲多喝酒的害处。医生朋友好说歹说岳父总算不闹了，我们也妥协了，让他再多喝点儿，前提是不能喝醉。

　　即使我们做了妥协，岳父还是心情不好。有时他和我的邻居赵大叔说：“我闺女、女婿对我哪儿都好，就是不让我多喝酒。我不喝够酒心里就无着无落的，特别难受，活着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岳父以前是个开朗的人，自从控制他多喝酒，就变得一天到晚沉默寡言，萎靡不振，吃饭时也迟迟不愿意上桌子了。

　　后来，我和朋友说起这事儿。朋友说我心是好的，但方法不得当。他说：“你没体会到老人的心情啊！一个老人没有啥别的爱好，就这么个喝酒的爱好你还强行控制，他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心情能好吗？”我觉得朋友说得对，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有班上、有事干，生活充实，可岳父不同，我应该多替他想想，尊重他的爱好，让他有生活的乐趣啊！只要我们细心照看，不让他喝过量，还是可以让他尽兴的，而我却太不懂老人家的心了。

岳父是个大好人

　　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就痛心疾首，内心不住地责备自己，同时岳父以前对我的好也一幕幕地浮现在脑海里。

　　我岳父叫段守荣，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没念过多少书，却打得一手好算盘，是个合格的行政、企业会计（当时没有计算机，会计都用老式算盘）。岳父为人纯朴敦厚又诚实守信，用乡亲们的话说，岳父就是个“大好人”。

　　我原是长岭二中的化学教师。当时（1972年）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最低的，人们都贬称“臭老九”，工资也特别低。我爱人的亲属没谁看好我，可是我岳父却力排众议，坚决支持他女儿和我相处。

　　我是农村孩子，母亲早逝，父亲也在我成家前去世了。我家哥儿仨就我靠国家助学金读完了高中。可1966年我高中毕业时，国家废除了高考制度，我只得回乡务农了。当时生产队不挣钱，干一天活只能挣十个工分，到年底一算账有的年头十个工分才合三分钱，较好的年头十个工分也只合一块钱。

　　1971年国家为了补充学校师资不足，要求各地在“老三届”毕业生中择优送入师范院校短训，出来之后做教师，我有幸被选中了。我在白城地区师范培训五个月，于1971年9月13日分配到长岭二中任教，月工资只有22元。我不但没有彩礼，连简单的家具也买不起，住房就别提了。

　　在这种条件下，1973年7月，岳父岳母支持我们结婚。岳父对我爱人说：“我就看好他这个人了，结婚的事我给你们操办。”于是，岳父给我们租房子，把他家像样儿的箱子、柜、饭桌都搬到我们新房里壮门面。那时不让大办婚礼，我俩就回我乡下的亲戚家走一趟就算旅行结婚了。第二年，岳父把他家的树伐了，做梁坨、檩子、椽子；岳母去偏远的大兴乡买回苇子做房箔……又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我们在岳父家的大院子里盖了三间土木结构的住房。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窝了。凭良心说，是岳父岳母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1975年正月，我们的儿子出世了。小家伙来到世上，给我们家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增加了很大的开销。因为我爱人身体较弱没有奶水，儿子只能喝牛奶。我每月的工资固定得拿出6元给他定一个月牛奶，还要买白糖等，一个月的工资就用去一多半儿。至于孩子用的衣物，或者有个小病儿什么的都得花钱，有时一个月的工资不够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岳父岳母就给添点儿。

　　当时牛奶的供应也非常紧张。长岭就西农场一家卖牛奶，产量还不多，我必须得天天凌晨三点就去排队买牛奶，若去晚了就买不到了。西农场离我家足有两公里路，中间需翻一道山坨子。我夜里十一二点就起来，和爱人一块儿烧热水给孩子洗澡（喝牛奶的孩子必须天天洗澡，白天没时间就夜间给他洗），凌晨三点去给孩子买牛奶，回来就将近七点了，有时能赶上吃一口饭，有时时间不够不吃饭就上班去了。

　　岳父看我太辛苦了，怕时间长了身体吃不消，就和岳母商量把准备过年杀的肥猪卖了，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我就轻松多了。岳父总是在我最难的时候出手帮我。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这是我们“老三届”的福音，大家得到这个消息，个个欢欣鼓舞，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在考场上一展身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当时高考志愿都填完了，不料中央废除了高考制度，把我们都挡在了高校的大门外。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恢复了高考制度，谁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呢？可是我却迟迟没在家人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岳父可能是猜到我的顾虑了。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去参加高考吧，考上就安心学习，我给你养活家。”当时我的女儿刚出生不久，一个四口之家加上我的学习费用，他一个人怎么能支撑得了呢？虽然我知道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岳父又想帮我一把，可我不能再拖累他老人家了。我说：“我不参加高考了，我考函授，几年下来同样能获得国家认可的本科学历，这样养家学习两不误。”“那你可就没有向上走的机会了，不感到可惜吗？”岳父担忧地说。我笑着说：“我既然成家有了孩子，就要为她们娘儿仨负责任，不能为了自己的前程丢下老婆孩子不管，给你老人家增加负担。”

　　后来我通过函授学习丰富了知识，也获取了高校学历。说实在的，虽然我没有参加高考，但岳父的心思、岳父的话还是让我感动不已。他是那样理解我，懂得我的心，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

　　1984年5月，组织调我到长岭一中任业务副校长，我爱人也随我到一中商店上班。长岭一中是长岭县规模较大的一所初中，只有一位书记、正副两位校长、两位教务主任、一位总务主任，工作量很大，早晚加班是常事。我家离一中很远，我早晨上班早离家，晚上下班晚回家，午间回不了家。儿女正读小学，一天三顿饭，有时特殊天气接送上下学这些事儿就都落在了岳父岳母身上。可二老毫无怨言，一直默默地帮助我们。

　　如今，岳父已经辞世15年了。他对我的恩情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际，而且时间愈久印象愈清晰。这更加深了我对岳父的思念，也更唤起了我对岳父的愧疚感。特别是我因写这篇稿件而重新梳理以往的回忆时，深深感到自己没有一刻比现在更理解岳父，感激岳父，敬重岳父并抱愧于岳父。岳父，对不起！您的灵魂或许还在云头徘徊，愿您安息，我爱您！

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