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错误，生活从来不再赐予改过的机会。如果，我还有幸拥有庞贝这个战友；如果，我还能看到他被甜蜜爱情燃烧着的兴奋的脸，那么，我绝不会做出当年那样极端自私的愚蠢行为。 ———作者

1969年7月，本文作者在涵洞口留影

好多年来，我经常做着同一个梦：一个满脸是血的人站在我面前，他什么也不说，只是用一双愤怒的眼睛瞪着我……我醒来时，总是大汗淋漓。这个人是我的战友，他已经离世四十多年了。

　　我的班长叫庞贝

我从小就喜欢当兵，喜欢那首“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的歌。1969年1月，我穿上军装，来到大兴安岭，当上了一名光荣的铁道兵战士。

当时大兴安岭被称为“高寒禁区”，冬天最冷时气温在零下40多摄氏度。新兵连生活很艰苦，吃的是干菜，住的是帐篷，洗脸喝水都要到炊事班后边的小房子里排队。那里有一口深井，要用辘轳把儿一桶一桶往上提。就是这口深井，让我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那是一个早晨，起床号刚响，我就穿上衣服，跑到水井旁排队打水。当我弯腰把水桶往井里放时，不小心将上衣口袋里的《毛主席语录》掉到井里。当时我毫不犹豫，抓住辘轳绳，奋不顾身地跳到十多米深的井里。那井口很狭窄，井水冰凉刺骨，井壁的冰凌把我的手、脸划破了，像针扎一样疼痛。我在水里捞啊捞，终于把《毛主席语录》捞上来了。

这一壮举很快在新兵连里传开，我受到了连里的嘉奖，团里派宣传干事来采访，我的事迹登上了报纸。新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最好的连队———汽车连。

到汽车连的第一天，连长朱大勇（他曾任我们新兵连的指导员）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们班都分到施工连队去了，我看你是块好材料，就把你留下了。你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好好干。”连长的话让我感动。我从挎包里拿出一份早已写好的《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连长。

我被分配到一排三班，班长叫庞贝。他是个孤儿，和连长是老乡，入伍已经七年了。庞贝对汽车的感悟是无法比拟的，谁的车经过他身边，他不用检查，只要用耳朵一听，就能听出哪个地方出了毛病。在行车中，他还总结出一套安全行驶的口诀，我把它编成小册子，题目叫《庞贝安全行车法》，分发给战友们。

庞贝也有一些坏习惯，偶尔会显露出来。

有一次，连里举行节油比赛，每个油箱加满油，拉着同样的物品跑塔河，往返一百多公里，看谁节油多。出发前，他向连长提出一个要求：把我们这台车排在车队最前或者最后。

在路上，我盯住他每一个动作，发现他一直和前车保持着百米距离，下坡时他闭掉钥匙，换成空挡溜车，这样既省油又安全，如果夹在车队中间就不行。更让我吃惊的是，在返回连队时，他和车队拉开了距离，在距连队百米处停下车。我以为他要到路边解手，可他却跑到油箱前，拧开油箱盖“哗哗”地往油箱里注尿﹙油比水轻）。结果，回到连队，油料员用油尺一量，他的油箱里比别人多了4公升油，获得了百公里节油冠军。

庞贝的鬼主意特别多。我们车上有个百宝箱，里面装的是特殊工具和关键零部件，它为我们行车带来极大方便。这些东西，有的是他从报废车上拆下来的，有的是他向修理厂老乡要的，有的是他从材料库偷来的，还有的是他靠投机取巧得来的。比如有一次，他领了一个新化油器，看到报废车上有一个旧化油器，就把两个化油器里面的零件卸下来，来了个“狸猫换太子”，然后又把新领的化油器退回去。这样，我们的百宝箱里就有了一个外旧里新的备用化油器。

当时我就想，他这么做值得吗？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领一个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给自己“转干”提供更多的资本。他是个老兵，技术上有一套，连里准备把他提为技术员，已经把他的转干报告打上去了（“转干”和“提干”是有区别的：由士兵提为排长叫提干，由士兵转为技术员叫转干。技术员是带帽徽领章的随军技工）。连长不知道他这些“业绩”有水分，拿着《庞贝安全行车法》的小册子、节油冠军的奖状等材料找到团长，要求尽快批准庞贝转干的报告。团长说：“转干要有半年的考核期，你告诉庞贝，半年里别捅娄子，我保证批。”

庞贝的爱情

谁能保证在半年里不发生任何差错呢？尤其对作风散漫的庞贝来说，更不容易。

事情是由一个叫刘阿丹（化名）的上海女知青引起的。

在我们连驻地旁边，有个东风林场，它和我们连只隔一座小山，每天早晨，都能看到小山那边的缕缕炊烟，都能听到那边敲钢轨上班的钟声。

第一次看到刘阿丹是在塔河火车站。那天飘着雪花，寒风凛冽，我们奉命去塔河火车站接上海来的知青。车站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刚下火车的知青，他们站在雪地上，像一群瑟瑟发抖的企鹅。车刚停下，知青们就像炸了营，争抢着往上爬。庞贝突然指着车外的后视镜说：“你看那个人……”从后视镜里我看到，有个围着红围脖的女知青，手抓着车栏板，脚蹬着车轮毂，因穿得太臃肿，挂在那儿上不去了。我说：“班长，我去帮她一下吧？”庞贝说：“不用你，我去！”于是，庞贝托着女知青的臀部把她推上了车。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围着红围脖的女知青叫刘阿丹。打那以后，小山那边的林场成了庞贝的心病，他常常爬到山顶上瞭望，一站就一个多小时。有几次连里开班长会找不到他，是我跑到山上把他叫回来的。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一天早晨，他把被子掀开给我看，说在梦里和那个上海女知青同床了。看着那“地图”，我警告他：“班长，你不能这样，违反军规是很危险的，你正处在转干考核期，等团里把报告批下来，你再想这些也不迟呀！”部队有规定，战士不准和当地女青年谈恋爱，违反这条军规，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

我的话没起作用，他仍我行我素。幸好，林场和连队隔着一座小山，他只能望洋兴叹。但他的机会很快来了。林场和连队一直是有来往的。我们的生活用柴都是林场提供的，林场需要汽车我们也是随叫随到。那时中苏关系紧张，我们又地处苏联边境，为防特务搞破坏，我们两家在路边建了一个军民共用的加油站。就是这个加油站，为庞贝和刘阿丹提供了“鹊桥相会”的地方。

有一天，我去加油。当我加完油的时候，看到汽车风挡玻璃上别着一张纸条，我拿下来一看，是一条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是谁留下的？我左右环顾，看到林场加油站那边有个围着红围脖的女知青往这边张望，我立刻明白了。但是，我感到很奇怪，他们是怎样联系上的？回到连里，我把这张纸条拿给庞贝看。庞贝如获至宝，大叫着：“太好了！太好了！”我装傻地问：“这是谁写的？怎么插在风挡上？”也许是过于兴奋，也许是让爱情冲昏了头脑，庞贝把如何和刘阿丹接触的经过告诉了我。原来，刘阿丹被分配到加油站工作了，庞贝经常去那里加油，俩人就好上了……

过了几天，连长可能发现了什么苗头，就在全连大会上宣布：“进入加油站，只许往右拐，不准往左拐，违者严肃处理！”加油站的右边是部队用的，加的是汽油；左边是林场用的，他们有十多台拉木头用的履带式拖拉机，林场里的人都叫它“爬山虎”，烧的是柴油。

此后不久，我又在汽车风挡玻璃上发现了一张纸条，仍然是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从这张纸条上看，刘阿丹已经知道了连里不准“往左拐”的规定。莫非他们又要开辟新的幽会地点？这个问号一出现，我的心就悬了起来，替庞贝担心，怕他违反军规的事情败露，转不了干。好在没过几天，连里就把我和庞贝调到西洛奇执行任务去了。

西洛奇离我们连队五十公里。当时西洛奇正在搞大会战，那里驻扎着好几个连的兵力，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着一项工程。我们的任务很简单：每天早晨从西洛奇出发，把沿途连队办事的或回家探亲的人拉到塔河﹙师部所在地﹚；中午在塔河吃饭、加油，然后再把办完事的人和报纸邮件沿途卸下，返回西洛奇驻地。

到西洛奇不久，我发现庞贝经常看一本袖珍的《毛主席语录》。他是个喜欢抽烟喝酒的人，对政治学习从不感兴趣，怎么突然变了？尤其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连队吹了熄灯号，他还恋恋不舍，钻进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习”。为了弄清他刻苦“学习”的奥秘，有一天，我向他借《毛主席语录》用。他正在洗脸，让我自己到他口袋里拿。我掏出那本袖珍的《毛主席语录》，发现塑料皮里夹着刘阿丹的照片！在扉页处，我还看到了那熟悉的字体，是一首自题诗，“在乌黑的发角上，我发现一根白发……”署名是刘阿丹，时间是1969年3月6日。

庞贝发现我窥到了他的秘密，马上把《毛主席语录》夺回去。我说：“你应该悬崖勒马，否则触犯军规可不是闹着玩的。”庞贝“嘿嘿”一笑，说：“我和她的事，只要你不说，就不会暴露。我都想好了，如果我转干了，就明媒正娶，让她做军人家属；如果转不了干，明年我就复员，把她领到湖北老家，租一条船，她摇橹，我撒网，然后生个孩子……”

那是一个没有任何征兆的上午，我们路过加油站时，看到连长和林场的军代表站在路边，身边还有一名女知青，就是围着红围脖的刘阿丹，当时我们一愣。连长拉开车门，说：“林场有个病号，你们给捎到塔河去。”

到塔河后，庞贝先把刘阿丹送到塔河医院，然后到食堂吃饭。按正常情况，吃完饭，把车停在师部门前，我们就可以在招待所休息一会儿。那天，庞贝惦记着刘阿丹，在军人服务社买了两瓶山楂罐头，开着车匆匆走了。到了下午一点，师部门前站了一大排等车的人“病号怎么了？”军代表长叹一声：“唉，那个病号叫刘阿丹，父亲是国民党员，跑到台湾去了，母亲有特务之嫌，被关进了牛棚，她孤苦伶仃的，曾被一个流氓强奸过，所以大家都不愿理她。来到林场后，我把她安排到加油站，想让她安静一下，修复受伤的心。可是没多久，她就开始呕吐，我以为是油料过敏，就把她送到塔河医院检查，结果她已怀孕三个月了……问她是哪个男人的孩子，她死活都不说……”

原来如此，难怪庞贝会喝醉？他是在借酒消愁啊！

回到连里，我没把刘阿丹的事向连长汇报，能瞒一天是一天吧。

我出卖了庞贝的隐私

　　没过多久，我发现他又去爬小山了，而且越来越频繁。我看着他的背影，心像被人蹂躏一样。我在想，要不要向连长汇报，汇报后会怎样，我犹豫了。然而，就在这时，一件关系到我人生的大事发生了，我不能再等了，必须向连长如实汇报。

　　那是一个晚上，开完班长会，连长把我留下。连长说：“经过党支部研究，准备发展你入党。”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让我兴奋不已。连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入党志愿书》，说：“这份《入党志愿书》你要认真填写，尤其是‘有无向党交代的事项’这一栏，不能隐瞒。你能做到吗？”我看着连长严肃的眼神，想到庞贝满不在乎地上山的背影，终于向连长坦白了。我说： “连长， 在庞贝醉酒的问题上， 我欺骗了党组织。” 连长很是吃惊： “是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庞贝和刘阿丹的事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连长听得很仔细，也很生气，他慨叹道： “庞贝呀庞贝， 你怎么能这样！” 然后连长拍拍我的肩膀，说： “你做得很对， 在大是大非面前， 就要这样勇敢地站出来， 向一切损害部队建设的害群之马做坚决的斗争。”

第二天，庞贝在小山顶上被当场抓获。据说，协同“作战”的还有林场的军代表。庞贝的灾难真正降临了，他受到了严厉处罚：转干被撤销；党内记大过处分；人被下放到施工连队。

　　庞贝临走的时候，我买了两瓶酒，连长让炊事班做了点菜，在班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庞贝什么也没说，把头扭到一边，不吃也不喝，外边汽车喇叭响起的时候，他背起行李，头也没回地走了。我知道他在恨我，恨我告发他，恨我不讲情面。好多年之后我在想：假如那时候是现在，这点破事算什么呢？我那时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那么急不可待地去揭发他？假如我不揭发他，也许他的转干会实现，他设计的爱情蓝图也会实现。

　　庞贝走了，走得很沮丧，也很落魄。在他走后不久，连里召开了党支部大会，我的入党申请被否决了。什么原因？大家举手表决时，同意我入党的人没有达到半数，也许这就是大家对我在庞贝的问题上表的态。我也品尝到了沮丧和落魄的滋味。

　　转眼到了8月初，我去西洛奇给施工连队拉八一建军节的慰问品，顺道去看看庞贝。我没想到庞贝出事了！他的战友告诉我，庞贝现在住在团卫生队里，他腰部被塌方掉下的石头砸坏了，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我赶到卫生队，看到庞贝躺在病床上，脸色红润，似乎还胖了些，我那颗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庞贝说，他非常惦记刘阿丹，让我给她捎个口信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要挺住，他永远爱她。

　　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刚拐过师部大院不远，我看到我们的车停在道边。庞贝说：“刚才我是骗他们的，车没故障，我想等一会儿再走，刘阿丹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我一听，有些生气地说：“这怎么行！车发晚了，天就黑了，在这深山老林里，出了事怎么办？如果连里知道，你为刘阿丹误了发车时间，你我都要受处分的！”庞贝说：“你自己开车走吧，明天中午在招待所等我。”

　　8月27日，连长通知我去西洛奇接庞贝，因为团里已经为庞贝选好了齐齐哈尔荣军疗养院。出车前，天上飘起雪花。虽然是大兴安岭，但这个季节下雪还是很少见。在路过加油站时，我看到了刘阿丹，就突发奇想，如果庞贝看到我把他最喜欢的人带来，一定会很高兴的，于是我把刘阿丹接上车。在车上，刘阿丹告诉我一个秘密：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庞贝的。

　　我们到达西洛奇卫生队时，庞贝已经被抬上了担架。我们跑过去，庞贝看到我们，先是一惊，随后眼泪流下来。我和刘阿丹在担架两边保护着他，他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哽咽无语。

　　庞贝被抬到车上，因为天下着雪，护士回病房去取雨具。庞贝把一封信交给刘阿丹，然后又让我们去小卖店给他买点牙膏等日用品。就在我们转身离开的瞬间，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我们跑回去一看，车内血肉横飞，庞贝的胸前炸成了一个大坑……那场面成了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创伤。

　　后来我们从他交给刘阿丹的信里知道，他是腰部中枢神经被砸断了，下肢会永远瘫痪的。当他知道自己永远也站不起来时，就开始准备自杀了。他在信中写道：“对不起，我不想拖累你。我知道，我好不了，请原谅我不能完完整整地爱你。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因为，我会一直在天上看着你。”他在施工连队时，经常偷雷管炸药去河里炸鱼，并把雷管藏在烟盒里。那天，他就是像抽烟一样，点燃了香烟，引爆了雷管……

　　庞贝死了，他在世上只活了23年！是谁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那个人应该是我。没有我的揭发，他就不会被调到施工连队，更不会受伤……我是导致他自杀的始作俑者。

　　好多年来，我都想去赎罪。我曾到教堂里找过神甫，神甫说：“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庞贝的错，是时代的错。为什么对那些饱受情欲之害的灵魂不能宽容呢？为什么要制定那么严厉的军规呢？”神甫的话让我压力减轻，但我仍然感到自己罪不可恕。如果我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能去揭发自己的战友吗？每当噩梦醒来，我的灵魂仿佛被晒在通往地狱的门槛上，那个门槛像一把铡刀，一个声音在说：“你是一个卑鄙龌龊的小人！庞贝为了追求爱，不在乎刘阿丹失身，不在乎严厉的军规，不在乎转干，甚至不惜生命！而你呢，为了个人的荣耀，在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幌子下，把自己的战友逼上绝路。你是罪人，罪不可赦！”

　　有些错误，生活从来不再赐予改过的机会。如果，我还有幸拥有庞贝这个战友；如果，我还能看到他被甜蜜爱情燃烧着的兴奋的脸，那么，我绝不会做出当年那样极端自私的愚蠢行为。我会设法帮助他，至少不会打扰他。因为这种小小的成全，对庞贝和刘阿丹而言，一定会是一种深深的幸福。可惜，这种种假设对我而言，只是想象的盛宴而已。

　　1999年，我回到塔河，去寻找刘阿丹。听当年在林场工作的老人讲，刘阿丹生了一个男孩，她早已带着孩子回上海了。这个消息让我宽慰不少，我祝福母子俩永远幸福。

张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