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个辗转反侧难于成眠的梦里，我会突然陷入那种可怕的自责中，而那挥之不去的遗憾如锐利的荆棘刺一般，带着活性的尖利，带着无可抗拒，刺痛着我的良心…… ———作者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我在东丰县小四平乡（当时称小四平人民公社）当了三年多的团委书记，曾经批准2600多名青年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有的成为有高级职称的人才，有的还成为领导干部。可是，也有好学上进，肯于奉献的青年，因为我的极“左”思想，讲求“成分”，在他们申请加入共青团时，被我“立场坚定”地拒批或用谎话拖延，致使有些人今生都没有加入共青团，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前途和人生轨迹。其中一例，误人尤深，伤人尤甚，以致四十多年过后，每当想起我当年的所作所为，仍然感到对不起人家。

貌似公正，实则自保

　　我到小四平乡担任团委书记不久，就得知本乡孤山村三队有两个十分要强的姐妹。1970年冬，我认识她们时，姐姐汪淑芹20岁，是村小学校的民办教师；妹妹汪淑香16岁，是第三生产队的会计。汪淑香也是当时全乡68个生产队中仅有的三名女会计之一。姐妹俩的表现，按当时的说法是“非常积极”，按现在的说法是“真诚奉献”。当民办教师的汪淑芹，本可以不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可她每天都在早上学生上学前、晚上学生放学后，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且不讲报酬，任劳任怨。妹妹汪淑香虽然是生产队的会计，但她记账、整账多利用晚上时间，不影响白天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而且从未差账。

　　1966年5月“文革”开始，8月团中央书记处改组，共青团组织被迫停止工作。1970年开始整团建团，恢复各基层团组织。于是，从1970年秋天开始，东丰县对“文革”初即被打散的共青团组织进行整顿，即整团建团。当时，汪淑芹、汪淑香姐妹俩都写了入团申请书，积极申请加入共青团。孤山村的党员、团员们也积极推荐姐妹俩入团，而且村团支部也把本村入团预备人选名单，报到了乡整团建团办公室。

　　可是，这对姐妹入团的事，却让我很为难。整团建团在当时形成了一股热潮，这是因为当时参军、提干、招工等好事，普遍要求党员、团员优先。而那个年代入党、入团、参军、提干、招工等，都是要讲究阶级出身、政治背景的，即“根红苗正”。可是，汪淑芹、汪淑香姐妹俩的家庭出身，却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汪淑芹、汪淑香姐妹俩，出生在与小四平乡一岭之隔的东丰县横道河乡某村。据说，她们的母亲与他人合谋，毒死了她们的父亲，被判了极刑。那时，姐姐汪淑芹4岁，妹妹汪淑香只有几个月大。事情发生后不久，姐妹俩由她们的爷爷背着一个、抱着一个，离开了那个伤心地，来到小四平乡孤山村落脚谋生。这种情况，在“文革”中被称为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有人被“杀、关、管”，是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

　　孤山村纯朴善良的村民，接纳了这祖孙三人。开始整团建团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就住在孤山村三队一户农民家里，与这祖孙三人都很熟悉。只是她们的爷爷———我叫他汪大爷，从来不愿意说话。他不但不和我说话，也很少和别人说话。汪大爷在生产队喂牛，是个默默无言的老农民。

　　姐妹俩的优异表现让人无话可说，群众基础也好，可是要批准她俩入团，我却顾虑重重。由于他们家中有人被“杀、关、管”，批准姐妹俩入团，我就会有政治立场、路线方向方面的问题。不仅如此，批准她俩入团，还涉及到团组织的“纯洁性”等大是大非问题。

　　在我的头脑中，既有“左”的偏见，又怕担当政治责任。有一件我亲历亲见的事，让我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我上小学的那所学校的校长，吸收了一位地主家庭出身、工作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入团，然后安排这位教师做了学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1966年，我念六年级时，“文革”来了，这位校长和这位大队辅导员首先被揪了出来，遭到残酷的批斗。校长的罪名是：“丧失阶级立场，混淆是非对错”、“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辅导员的罪名是：“钻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破坏活动”。虽然这事已过去了四年，想来还是令人胆寒。现在我当乡团委书记，如果批准这姐妹俩入团，说不定哪天也会有人给我安上个丧失阶级立场，或是招降纳叛的罪名。这还是轻的，如果给我安上个改变团的性质，搞修正主义的罪名，我的政治前途就彻底毁了。

　　可是，这姐妹俩的表现又特别出色。依我看，别说让她们入团，就是入党也够标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我在矛盾中纠结了一阵子后，决定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1970年冬，我主持乡团委会，讨论通过各村呈报的入团人员名单时，没有批准汪淑芹、汪淑香姐妹俩加入共青团。

　　这是“文革”开始后，我们乡发展的首批青年加入共青团，也是整团建团的“伟大成果”。那时“文革”前的入团宣誓仪式已被取消，团旗、团徽也没有恢复。孤山村团员、青年大会在孤山村小学召开，我参加了。宣布新批准入团人员名单时，我看到当民办教师的姐姐汪淑芹面带忧虑，满眼失望；而当会计的妹妹汪淑香，则是泪洒现场，几度哽咽。

　　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对汪氏姐妹入团一事，比较在意，密切关注着她们的情况。我注意到，虽然没有批准姐妹俩入团，可是她们却没有气馁，照样勤奋工作，一如既往，不愧是青年中的模范。可是，我出于“政治立场”方面的考虑，仍然犹豫着是否批准她们入团。加之我并不是长年住在孤山村包村，渐渐地，姐妹俩入团的事就被我淡忘了。

官腔忽悠，一拖再拖

　　斗转星移，一晃近两年过去了。1972年秋，按当时农村的习惯，粮食收完后要拉到本生产队场院存放一段时间。生产队就利用这段空闲时间，集中劳动力搞“农业学大寨”，即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各村开始修梯田，修水利，挖条田，搞秋季植树造林等。当时，这些基本建设，多是以村（就是大队）为单位集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种集中人力的小会战，参加的多是青年人，因此我不时要去各村农田基本建设工地看看。在孤山村农田基本建设现场，我又见到了汪淑芹、江淑香姐妹俩。

　　这一天，姐妹俩趁午休时间，直接来找我了。她们对我说：“刘书记，我们从‘整团建团’就申请入团，都这么长时间了，申请书也不知写了多少份了。你以前住在我们队，我们表现得咋样，你都知道。我们家那个问题，都过去十多年了……我们入团 的事，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啊！”

　　我不能把我的“政治立场”告诉她们，我说不出口，就拿官腔回话，忽悠她们。当时，我已经在乡里当了两年多的团委书记，又从事政治工作，早就学会打官腔了，掌握了不少官话、套话，用来应付这对天真善良的姐妹俩，虽然不能把她们彻底打发走，至少可以迷惑她们一阵子。至于我怎样打的官腔，打的什么官腔，那还得返回“文革”时的特定语境。记得我曾对她们说：“我没有批准你们俩入团，并不是不允许你们入团，这是团组织考验你们呢！你们可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啊……”

　　可是，这官腔要是经常打，也是唬不住人的，何况我当时才19岁（我17岁就当乡团委书记了），在官腔上并不是很老到。本以为我的“思想政治工作”能让汪淑芹、汪淑香姐妹俩继续接受 “团组织的考验”。可是不知为什么， 两年里一直默默工作， 从不因入团问题给我找麻烦的姐妹俩，自从那次在农田基本建设现场见面之后， 只要再见到我， 就向我说她们入团的事，盯住我不放。这期间， 孤山村的女团支部书记， 也多次找到我， 为汪淑芹、 汪淑香姐妹俩入团的事说好话。

有一天，我离开孤山村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到孤山村各个生产队看队部和场院上粮食的保管、防火情况。下午3点钟，我到了六队队部。这次汪淑香会计一直追了我两个生产队，也赶到了六队队部。她含着眼泪把话挑明了。她说：“刘书记，我还是找你说入团的事。我妈死的时候，我才出生几个月，我姐也只有4岁，她做了什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再说，团组织也考验我们这么久了，到现在还不批准吗？”

她的这番话，让我无言以对。汪淑香又说：“我知道这事你很为难，淑芹、汪淑香姐妹俩，还有她们的爷爷汪大爷，与孤山村三队的几户农民一道，已经在农田基本建设结束后、天气上冻之前，举家迁往“北大荒”去了。只知道他们落户的地方是黑龙江省巴彦县，具体乡、村不知道。孤山村的团支部书记也是一位女青年，她和汪淑香同岁，俩人又是同学和邻居，平时劳动都在一起，相互照应，形影不离。说起汪淑芹、汪淑香姐妹入团的事，她情绪激动，热泪盈眶，为她的好朋友惋惜。她告诉我，汪淑芹、汪淑香姐妹俩是因为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失望之极，才决定去“北大荒”落户的。这两年村里曾有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机会，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这姐妹俩的其他条件都很好，可她们连团员都不是，自然被排除在外了。

　　走出孤山村六队队部，我边走边想：汪淑芹、汪淑香入团的事，我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卡了人家近两年，也算可以了。我伤了她们的心，得想办法补救。具体补救办法，我也想好了。等农田基本建设结束，我就马上让孤山村团支部给汪淑芹、汪淑香填表、报批，争取年底前乡团委开会通过。通过批准时，我再让乡团委会做个记录，写上“考验二年审查批准”这句话，以防后患吧！

　　农田基本建设在大地封冻时结束了。批准汪淑芹、汪淑香姐妹俩入团的事，我一直记挂着，而且我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又有了新的思维、新的认识。我认为，姐妹俩的妈妈虽然是“坏人”，可她们的爸爸是被“坏人”害死的，她们的爸爸可是个好人啊！而姐妹俩姓她爸爸的姓，这样看，姐妹俩应当算是好人的女儿。况且她们的爸爸被“坏人”害死，她们也是受害者，把她们妈妈的账记在她们俩身上，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觉得自己批准汪淑芹、汪淑香姐妹俩入团，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问题，应当马上去办。

远走他乡，遗憾长留

　　等我忙完农田基本建设的事，着手通知孤山村团支部，准备给汪淑芹、汪淑香填写《入团自愿书》时，情况又有了变化。

　　孤山村团支部书记告诉我，汪淑芹、汪淑香姐妹俩，还有她们的爷爷汪大爷， 与孤山村三队的几户农民一道， 已经在农田基本建设结束后、 天气上冻之前， 举家迁往 “北大荒” 去了。只知道他们落户的地方是黑龙江省巴彦县，具体乡、村不知道。孤山村的团支部书记也是一位女青年，她和汪淑香同岁，俩人又是同学和邻居，平时劳动都在一起， 相互照应， 形影不离。说起汪淑芹、汪淑香姐妹入团的事，她情绪激动，热泪盈眶，为她的好朋友惋惜。她告诉我， 汪淑芹、 汪淑香姐妹俩是因为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失望之极，才决定去“北大荒”落户的。这两年村里曾有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机会，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这姐妹俩的其他条件都很好，可她们连团员都不是， 自然被排除在外了。

　　这个团支部书记虽然没有指责我，但她所说的情况却让我深感不安。一个让我无法逃避的事实是：我为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场”坚定，耽误了姐妹俩的前途，致使她们心灰意冷，远走他乡。

　　由于我的坚持，使汪淑芹、汪淑香姐妹俩一直背负着她母亲的历史包袱，无法加入团组织。她们姐妹自幼失去父母的爱，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艰难成长。为了摆脱家庭的阴影，她们付出很多，奉献很多，唯一的要求就是加入共青团，以便使自己的人生多一抹亮色，多一份自信。可她们这个要求却被我一拖再拖，给她们造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据团支部书记说，随姐妹俩一起去北大荒落户的，还有她们的未婚夫家。汪淑芹、汪淑香姐妹早已订婚，订婚对象都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姐姐汪淑芹的订婚对象，是村里基本上不识字的赶牛车的小车老板。妹妹汪淑香的订婚对象，是村里铁匠炉打铁的小铁匠。这次小车老板一家、小铁匠一家，也随两姐妹一家一同去了“北大荒”，他们要开辟新的居所、寻找新的希望。与此同时，两姐妹入团的美丽梦想也随之飘逝。

　　团支部书记向我描述了她最难受的一幕。汪氏姐妹走时，一步三回头，极其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她们赖以生存了十多年的小山村。说到这里，团支部书记痛哭失声，难以劝阻。团支部书记的泪水，何尝不是对“文革”的控诉，又何尝不是对我这个当权者、“文革”积极分子的控诉呢？

　　时光如舟，远逝之水带走了永不回来的时间。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关于姐妹俩入团的往事却在逝水之岸长成坚硬的荆棘刺。在某个辗转反侧难于成眠的梦里，我会突然陷入一种可怕的自责中，而那挥之不去的遗憾如锐利的荆棘刺一般，带着活性的尖利，无可抗拒地刺痛着我的良心和藏匿幽深的私心，让我很疼、很难过。有一次，我与当年中央团校的同学聚会。人生坎坷，我一字没提，倒是提起汪氏姐妹入团的往事，慨叹自己“左”得可笑，误人前途。我真想找个时间，寻找这对姐妹，请她们原谅我当年的误人之罪，再向她们说声“对不起”。

刘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