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我的态度并不是惧怕和讨好，而是真诚的理解和感恩。他们这样的行为，来自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让我感到很了不起。 ———作者

1968年，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硝烟未尽，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全国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告别了正在读书的母校，告别了父母，告别了从小生活长大的城市，来到了偏僻遥远的山村，开始了“住土房，睡大炕，吃大锅饭，喝大锅汤，穿布衣，打赤脚，一身泥巴一身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活。从此，在农村，又多出了这么一些人，他们的称呼就叫“知识青年”，他们住的地方就叫“知青点”、“集体户”。

　　我就是当年“老三届”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想起下乡那些年，有许多记忆一直在我心底难以磨灭。下面就是我在通化县一个山村插队时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也是让我内疚至今的一段经历。

“收获”

　　那是我下乡第二年的秋天，地里的庄稼都已开始成熟，一眼望去，漫山遍野的大豆、玉米和高粱。为了保卫秋收成果，生产队安排我们集体户里几个男生担任护青员工作。

　　那时社员的口粮都是每年秋后由队里分配，三百斤毛粮一年到头大多都不够吃，而秋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不少社员家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一到庄稼成熟时都有丢失的现象发生。我们护青员每人分片包地。我分的是一片玉米地，这是重点看护的地块，因为将要成熟的玉米马上就能吃了，所以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方圆几垧地一大片，守了南头丢了北头，守了东头扔了西头，地里不时地出现被人掰走的空玉米秆，这对护青员来说是件很不光彩的事。随着丢失数量的增加，又一直没捉到现行，我心里很是恼火，一连几天都起早贪黑地加强巡视，有时错过了吃饭时间，忍饥挨饿蹲在地里守株待兔。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天中午，正是全村人吃午饭休息的时候，我在地里刚要走，就听到西头地里有动静，凭经验就是掰玉米的响声。我心里顿时兴奋起来，急忙跑向地头小道边的地里守着。过了一会儿，果然从地里钻出一个妇女，她挎着筐，里面装着喂猪的野菜。我一看，这个妇女竟是村里的富农于老汉的老伴。她一看见我，顿时脸色大变，呆呆地站在那里，拿筐的手不停地发抖。我一把夺过筐，往地上一倒，十多穗青玉米出现在眼前……

　　我心里既高兴又激动，这十多天的辛苦终于有了“收获”。这时，再看于家老伴，她早已是面色苍白，手脚发抖，颤着声说：“孩子，我这可是头一次啊，家里实在接不上顿了，放我这一回吧！要是把我交到队上以后，我可就没脸见人了！”说到这里，她早已泣不成声，用乞求的眼神望着我，不断地哀求着。

　　望着眼前这个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老人，我心里不禁产生了怜悯之情。正犹豫着，我又看到地里那些丢失玉米的空玉米秆，不由得怒气上升，毫不犹豫地把玉米装进筐里，拉着她向生产队走去。

“成果”

　　经过队里研究决定，准备在晚上收工后召开社员大会。在当时那个年代，天天讲的是学习，讲的是阶级斗争，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讲的是斗私批修，讲的是批判资本主义，开会、学习更像家常便饭一样。时值秋收之际，队里决定抓住这个“典型”开批判会，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当天晚上在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屋里屋外站满了人，于家老伴站在地中央，脚下放着那十几穗青玉米。会议由政治队长主持。队长是个复员军人，有些文化，又经常开会、学习，所以会议一开始就给于家老伴列出了几大“罪状”，比如“没改造好的黑五类”、“盗窃集体资产”、“破坏秋收大会战”等等。接着，便是群众发言。集体户里的同学又拿出了“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的那个劲头，“上纲上线”地加了几条“罪状”。此时的于家老伴大哈着腰，双腿颤抖着。她的儿女们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泣着。不少社员也在叹息着。大家都知道于家人本分，从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缘也很好，都可惜她犯下了这样的“罪状”。当然，我在会上也受到了表扬。

“仇”将“恩”报

　　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听说这件事还可能上报到大队处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一直安顿不下来，眼前总是出现于家老伴的影子。她那低声下气的话、她那乞求的眼神……想着想着，我竟联想到自己的父亲。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走资派”而遭到批斗。那时全家如大祸临头一般，胆战心惊；母亲更是难过，她身体不好，每日都是以泪洗面。再联想到这件事，听说于家老伴身体很不好，又很好强很要面子，如果交到大队会有什么后果呢？她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吗？此时我才良心发现，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一个错误，心里不免有些内疚和惭愧。

　　为了十几穗青玉米，至于这样整人家吗？这一宿，我几乎彻夜未眠，天不亮我就下定决心，来到政治队长家，求他不要把这件事交到大队，理由是，她的认“罪”态度好，偷的数量少，又是初犯。我恳求政治队长：“这件事还是在小队处理吧。”最后，政治队长答应我找队干部研究后再做决定。不过，政治队长说，老于家人都很本分，又是屯里屯亲的，这事他能做一半的主。后来，队里又开了几次会提过这件事，无非是让社员以此为戒，没有向大队上报。

　　自从这件事过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于家老伴。听说开完会后她大病了一场，后来才知道是心脏病加重了。这位很要强的农村妇女，加上她当时的身份处境，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包括她的家人，总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不知为什么，有时我的心情也很复杂，走在路上唯恐碰到她的家人。说来也奇怪，有时见到她的家人，他们对我都是很友好地打招呼。看得出来，他们对我的态度是真诚的、善意的。

　　有一天，竟然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是偷玉米事件发生二十多天以后，正值秋收时节。早晨我走到村头的一条小路上，碰到了于老汉的二儿子，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布袋。见了我，于老汉的二儿子急忙把那个小布袋送上来，塞给我说：“我妈说‘谢谢你’！”他说完，转身就走。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目瞪口呆。打开布袋，原来是10个咸鸭蛋。后来我仔细地想来想去，才悟出来，原来是政治队长告诉了他们家是我求的情，才没被送到大队处理。按常理，对这件事的处理，我是有发言权的，甚至还可以把以前丢失的数量强加到她的头上。在他们家人看来，我是护青员，偷窃生产队粮食的人理应受到处罚，何况他们家又是另一种特殊的身份。

　　从这以后，我一直和他们家保持着一种友好的关系。他们背地里经常送我一些吃的东西，我回城探亲时也常给他们带回一些挂面等紧俏食品。

　　记得回城十多年后，我和知青点的同学们又回去了一次。我带了一些礼物去于家探望，他们全家对我十分热情。言谈中，我得知于老汉的老伴早已去世。记得当时我看到他们家墙上挂着她的老照片，当我的眼睛和那张照片对视时，我仿佛又看到了她当年的影子，还有那语气、那眼神……在他们家人的极力挽留下，我勉强吃完了那顿饭。临走时，他们又给我拿了些小米和一篮子鸡蛋、鸭蛋，一再叮嘱我有时间再来。直到我坐车离开时，他们还一直挥手相送……

　　回到家后，望着那装着鸡蛋、鸭蛋的篮子，我心里感到阵阵不安。他们对我的友好越发加重了我内心的自责。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劳动人民真诚朴实，以及正直善良的本色，也感受到了一种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

　　如今40多年过去，我对我当年的所作所为还很纠结。我知道我当初做的这件事并没有什么过错，可后果却给他们一家带来了伤害，正所谓是：罪不在己，其责难推。俗话说：“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可结果却正好相反，他们后来对我的态度并不是惧怕和讨好，而是真诚的理解和感恩。他们这样的行为，来自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让我感到很了不起。

　　古往今来，世上不知发生过多少这样的事，如果都能像这件事一样有这样的结局，那么人和人之间乃至整个社会，将会更加和谐美好。

老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