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2日，长春下了第一场雪，武英杰（左二）与妻子（右一）、儿子（左一）扶着干爸（中）、干妈（右二）来到自家楼下，拍下了25年后的第二张“全家福”

所谓生活的压力其实不只来源于社会，更多的时候来源于我们的内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每个人都犯过错，小错大错乃至罪恶，从而心灵得不到安宁。一个心里得不到安宁的人，当然会觉得整天喘不过气来。这时，我们要忏悔，在忏悔中净化心灵，在忏悔中升华灵魂，在忏悔中提升自己，在忏悔中决然前行。这就是我们《新文化周刊》设立《扪心》版的初衷，这就是我们在此发出“征文”的意义。如今，“《扪心》征文 ”已刊发了两年整，是该到了小结一下的时候了。

　　武英杰：《爸爸、妈妈，我一定会去接你们来东北团聚》发表之后……

　　10月22日这天，长春下了2012年的第一场雪。武英杰早晨起来，看见外面是一片银白的世界，他的心里格外高兴。因为他想念已久的干爸干妈在9月14日终于来他们家团聚了，两位老人久居湖南和广州，难得见到这样的雪景。他们一家三口和两位老人一起来到自家楼下，拍下了25年后的第二张“全家福”。

　　武英杰寻找干爸干妈的过程堪称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性的色彩，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完美的。

　　2012年7月15日，武英杰的一篇题为《爸爸妈妈，我一定会去接你们来东北团聚》的征文在《扪心》版上刊登出来。一大早，武英杰就到报摊买了16份当天的《新文化报》，因为有些朋友急于想知道他向干爸干妈忏悔的来龙去脉。但是这16份报纸远远不能满足他身边更多朋友的需求，后来他建议朋友们查看新文化网，那里有这篇征文的链接。

　　本来武英杰就思念两位老人多年，又有了这篇满心忏悔的文章发表，使得他寻找干爸干妈的心情更加迫切。

　　武英杰首先通过网络查找到了湖南当地公安派出所的电话，渴望通过警察的帮助实现他与干爸干妈团聚的愿望。然而，7月20日和7月21日连续两天的通话结果令他大失所望。一个当地警察不但没有帮忙，反而说他“扰乱公务”，并告知他“不许再打电话，否则会因扰乱公务予以拘留……”

　　7月25日晚，武英杰一口气在QQ上加了十多个湖南省宁远县的网友，当时得到5个网友的回应。武英杰与他们每个人讲了关于他与干爸干妈的故事，并把所刊发的文章传递过去，但也没能获得网友的帮助。

　　7月28日，武英杰在网上查到了湖南省宁远县九嶷山乡政府的网站。他登录上去，发了寻人信息，也是石沉大海。

　　8月20日，武英杰在网上查到了九嶷山乡政府的电话，可打过去后，却被一位女士告知“打错了”。    

　　8月22日，不甘心的武英杰又一次拨通了九嶷山乡政府的电话，这次是一位中年男子接听的。武英杰用近乎恳求的口吻说：“我是东北人，住在长春市，急切寻找远在湖南的干爸干妈，他们是我25年前认下的……”

　　武英杰告诉对方：“我现在的条件好了，很想趁老人还健在的时候，接他们到我家团聚。我们已经15年没有联系了，不知两位老人是否还健在。我本人也已近50岁，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我的有生之年见到两位善良的老人，还想在我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赡养两位老人。因为，25年前，在我走投无路的危难时刻，是两位老人收留了我并帮助我渡过了难关，所以，无论怎样，我都想竭尽全力回报两位老人的恩情……”

　　对方应该是乡政府的干部，他在认真地听取了武英杰的真实意图之后，对于武英杰要找的人做了详细记录，并且留下了武英杰的手机号。

　　8月23日晚18时05分，武英杰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屏幕上显示归属地为“广州”。他的精神为之一振，此时，距他与那位不知姓名的乡政府的干部通话仅仅过了30个小时，他意识到这个电话应该与他日思夜想的干爸干妈有关。

　　当武英杰接起电话，听到远在广州的干爸那熟悉的声音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那边的干爸听见了武英杰的声音之后，叫了一声“小武啊”，就再也控制不住了，“呜呜”地哭了起来。

　　时隔15年（武英杰与干爸干妈前一次见面是在1997年）之后，武英杰终于和两位老人联系上了。在电话那头，干爸告诉他，干妈的身体还不错，两人靠捡废品和收废品为生多年，近一段时间因收入微薄，不足以维持生计，正准备回湖南老家依靠最低保障养老，这个时候，忽然接到关于他的消息，内心得到很大慰藉。

　　此时，武英杰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泪水在眼圈里滚动，心里一声长叹：“老天啊，你真的给我这个报恩的机会了！”

　　干爸在电话那头一直用湖南口音说着他们别后这些年的情况，虽然有很多方言对于武英杰来说似懂非懂，但他还是听出来了，两位老人也一样思念着他，期盼着他的消息。

　　当武英杰把电话递到他妻子手中的时候，妻子的泪水也在脸上肆意流淌。武英杰告诉干爸：“我会汇款给你们二老，让你们尽快来长春团聚，想住多久你们自己决定，如果各方面适应的话，可以在这里养老。”

　　通话结束前，妻子对武英杰再三叮嘱：“这次千万不要再和干爸干妈失去联系了，手机里存好电话号，另外多写几个备份，以防万一……”

　　一个多小时的通话很快结束了，干爸答应9月上旬来长春。次日，武英杰通过网上购票，买到2012年9月12日22时40分郴州到长春的T124次卧铺票两张……

　　8月25日晚，干爸的外甥上网让两位老人与武英杰一家通过视频见面。在视频中，武英杰清晰地看见了干爸干妈都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武英杰在摄像头前展开了那份《新文化报》，告诉两位老人，他把对他们的思念和忏悔都写在报纸上了。为了方便阅读，武英杰把《新文化报》的网址发了过去。随后，干爸的外甥告诉武英杰，他用了将近两个小时读完了那篇7000多字的文章，两位老人也是流着眼泪听完的。

　　9月14日7时04分，在长春火车站出站口，武英杰见到了久违的干爸干妈。15年后再见，他们彼此相拥而泣。武英杰深信，在以后的日子里，干爸干妈会与他们一家三口度过一段极其快乐的时光，他也终于有机会尽他该尽的孝道。

　　姚老太：《曾经那么好的家，被我毁掉了》发表之后……

　　像武英杰一样，通过在《扪心》上发表征文，表达真诚的忏悔，从而获得亲朋及他人原谅的作者还有许多。每有好消息传来，作为本版编辑，我的心情也是极其兴奋的。

　　那天是2012年7月3日7点21分，我的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刘编辑，还记得去年你帮忙发表的《曾经那么好的家，被我毁掉了》那篇征文吗？作者姚老太的大孙女今年参加高考了，打了546分，报的是延边大学。谢谢你。”来短信的是毕先生，他是姚老太的亲属。

　　《曾经那么好的家，被我毁掉了》发表于2011年3月6日，这也是迄今为止在“《扪心》征文”中忏悔力度最大的一篇。作者姚老太在文中真诚地披露了自己虐待儿媳，强行将小孙女送人，不让大孙女上学，最后把儿子一家三口逼得遁入空门的事。稿件发出后，震动了很多读者，热线电话不断。长春市某老年大学还以这篇稿件为教材，敦促老年人要对儿媳好；通化市的一位作者打电话要求我们提供100份刊登《扪心》稿件的报纸，要在社区办一个“忏悔馆”，用以警示居民…… 

　　大约在这篇征文发出3个月左右，毕先生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姚老太儿子一家看到报纸后还俗了，回到了长春。儿子在一家加油站找到了工作，儿媳暂时没有工作，大孙女又去学校上学了。至于他们是否原谅了母亲，毕先生表示不愿意过多透露。我想，亲情的恢复也得需要一个过程吧？令我特别高兴的是，在这篇稿件刊发一年零四个月之后，老人的大孙女考上了大学！  

　　“文革”题材：作者的勇气让人敬佩

　　多年来，谈到“文革”，人们听到的都是控诉，很少听到忏悔。有人质问：“人人都自称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呢？”

　　普遍的选择性记忆，使人们不能将对“文革”的反省深入下去。而在我们的《扪心》版，反思“文革”的稿件偶尔见诸报端。读者看到了在“文革”中犯下杀人罪的王冀豫（2011年4月17日，《16岁，我杀过人——一个老红卫兵的忏悔》）的泣血忏悔：“44年了，我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看到了长春市第22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当年的头目王市集（2011年9月4日，《老师，我给你们赔罪了》）的跪地请求：“向所有被我殴打、被我污辱、被我摧残、被我迫害过的老师们公开忏悔、真诚道歉。”看到了东北师范大学62届毕业生张文瑞（2012年8月19日，《我的“证实”，让同学付出生命代价》）的那封终生无法寄出的信：“岐山，打我骂我吧！我的灵与肉甘愿承受你的一切惩罚。”看到了长春市应化所今来（化名，2012年9月9日，《在“清队”中，我暴打专家杨善济先生》）的无限愧疚：“杨先生虽已作古，入住天堂，但他的良善、他的为人，却永驻我心。我会永远记住他，永远思念他，为他烧香祈福。”看到了李俊生（2012年6月10日，《一朵娇艳的红玫瑰，在我手中无望地枯萎了》）对一个爱他的女人悲惨命运的追悔：“我是一个懦弱、自私的人。虽然我对春梅心存好感，甚至爱着她，但在关键时刻，我却没有一个男子汉应有的担当……”

　　这些反思“文革”的征文发表后，读者的反馈都是近乎众口一词的敬佩。

　　读者王岩来电说：“无论拿什么历史背景和大环境为王冀豫当年的行为作解释，都是苍白的，都不是他剥夺人命的理由。但我看到了他的痛悔，看到了他的向善……”

　　读者李欣平来信说：“读了张文瑞的文章，我为他的真诚忏悔而感动。‘文革’中有那么多无辜者受到迫害，而真正能反思到这种程度的加害者却不多。”

　　读者于庆刚说：“《那朵娇艳的红玫瑰，在我手中无望地枯萎了》，让我受到震撼，作者敢于把活生生的自己放在解剖台上，用犀利的文字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用至诚的语言忏悔和反省，让我们后人很受教育。”

　　读者一颗星星（网名）来信说：“《在‘清队’中，我暴打专家杨善济先生》这篇征文，为‘文革’教训提供了最直接的案例。时至今日，又有几个直接责任者站了出来，并把当时的历史场景复原在公众面前，让人们去评说呢？我佩服作者的勇气。”

　　核实细节：我就像个警察

　　《扪心》版对题材有特殊要求，而有忏悔经历的人并不多，能够恰如其分地用文字展示自己、表达自己的作者则少之又少，所以我作为本版编辑，事先在原有稿件的基础上做个电话采访或面对面采访，然后再根据采访到的素材对稿件稍做修正和补充，是每篇征文出笼不可或缺的环节。我之所以要把有些作者请到报社来“谈一谈”， 不只是为了充实稿件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对稿件内容的真实性做进一步的核实。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许多作者能到报社来接受我的采访和“核实”，并且包容我的修正和补充。比如，孙纯彦（2011年5月29日，《此时有子不如无》）、今来、李海金（2012年9月23日，《我对妻子三丫的愧疚终生无法弥补，我将永远怀念她》）、郭淑会（2012年11月18日，《父亲回家的心愿至死没能实现，给我留下无法补救的悔恨》）、王市集等许多作者，都在发稿前来过报社。正因为他们征文中的细节有着不容置疑的真实性，在刊发后都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也震撼了许多读者的心灵。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俊生先生，为了《那朵娇艳的红玫瑰，在我手中无望地枯萎了》这篇稿件，他先是在电话中给我口述了这个感人的故事，我记得他讲到动情处时，竟哽咽了。随后，我让他把这个故事整理成文。可是，他写成的稿件并没有得到我的认可，因为他写得比较平淡，远没有他说得那么好。他家在双阳，但为了这篇稿件，他特意到报社来了两次，接受我的质疑和核实，还有没完没了的“补充”。这篇稿件刊发后，不仅使李先生卸下了压在心头多年的石头，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今天“十一”期间，李先生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刘编辑，有个好消息，我因那篇征文又被返聘了，回原单位做文字工作！”在此之前，李先生已退休多年，他又能老有所为，实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我为李先生高兴，更为他的求实精神和真诚忏悔而喝彩。

　　在这里，我还想感谢李迎新先生。李迎新是最早给我投稿的作者，他写过一篇名为《情债》的稿件，我当时觉得这篇稿件有操作的空间，便请他到报社来，并让他拿来了照片。通过交谈，我又让李先生回去重新写一下。几天后，李先生又给我拿来了一份充实过的稿件，厚厚的一摞信纸，十分用心。可是，我觉得李先生对事情发生的细节还是有所保留，忏悔得还不到位，所以这篇稿件和照片一直在我这里压了将近两年都没能发表出来。不好意思了，李先生！希望您将来有时间再来一次报社，我们再谈谈如何？    

　　在《扪心》版里，没有虚构的故事，只有真实的人生。因为许多稿件的故事性都比较强，有的读者会产生误解，认为发的是小说。今年7月1日，冯国才的征文《师恩尚未报，遗憾何时了》在《扪心》上发表，他的忏悔对象是他的小学老师王振铎。7月2日，我接到读者高女士的电话，她知道王振铎老师的下落。高女士告诉我，王老师是她儿时的邻居，因为王老师喜欢小孩，待人热情、亲切，她叫他王大爷，她的姑姑和叔叔都曾是王老师的学生。王老师家住九台市莽卡乡舍岭村九队，是在莽卡中学退休的，晚年与儿子一起生活，虽过得不富裕，但也很幸福地安度了晚年。高女士对我说：“请您转告作者冯先生，不用再找王老师了，王老师已去世两年了。但王老师生前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都很有出息，也有许多学生来看望他，请冯先生安心。”

　　高女士说：“哎呀，原来这里写的都是真事啊！如果不是作者写的人我认识，还认为你们发的是小说呢！”

　　其实，在“《扪心》征文”刚开始不久，也有读者在杜撰稿件。比如，一个叫“金色的风”的作者，她在2010年11月3日在我的邮箱里投了一篇征文：《我美丽的丑娘》。她在文章的开头说：“都说儿不嫌母丑，从我记事开始，我就不愿意和我的母亲在一起，不愿让别人知道她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脸很长，一脸天花麻子，人也很黑，由于长期抽烟，一嘴黄牙，而我从小就是人见人爱的小美女。我很纳闷，母亲怎么能生出我这么漂亮的姑娘！”下面的情节比较离奇，原来她是母亲“年轻时在城里淘粪时捡来的”。

　　根据我的编辑经验，感觉到这篇征文里有许多情节和细节值得推敲，于是我根据“《扪心》征文”对真实性的要求让她修改稿件，包括添加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提供照片。她按照我的要求对稿件修改了三次，直到2010年12月3日，我让她第四次修改时，她终于说了真话，“她”也变成了“他”。他在邮件中（他没有留下电话）说：“编辑，我不想再修改了，很遗憾，这篇文章纯属虚构，生活中无任何原型。我是男性，35岁，四平人。我无意中在《新文化报》看到您的栏目，感觉自己也能写出让人感动的文章，就试了试，不好意思……”  

　　其实，有些作者，尽管是外省的，令我的面对面采访“核实”鞭长莫及，但他的真实故事和真诚忏悔仍能深深地打动我、打动读者。有一段时间，大约在今年的七八月份，《扪心》的来稿越来越少，甚至一连两周没来稿了，我很愁，只得联系一篇在7月3日邮来的外地稿。这篇稿件的信封上没有留下电话，只写了姓名“张文瑞”和地址“辽宁辽化老干处”。我多次通过“114”寻找作者。因为老人早已退休，不常到老干处来，又没有电话，很难联系到他本人，只能等他偶尔过来。我连续打了一个星期的电话，终于在8月16日联系上了张文瑞本人。老人77岁了，是东北师大62届毕业生，他因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为同学写的“反标”打证实而愧悔了后半生，他是个真心的忏悔者。我向他询问了当年的一些细节，甚至是让他很难开口的细节，他都全力配合，并两次到复印社给我传照片。虽是长途，但我们来来往往通了好几次电话，时间都很长，但谁都没想到会浪费话费。我们都想把稿件做好，不计代价。他说：“我不要稿费，我写此稿只为减轻心理压力，减轻我的负担。那个年代，我做出了这样需要忏悔的事，实属无奈啊！”

　　几乎每个来稿者都在稿件的前面给我写一封信，表明自己写这篇稿件的初衷。曾在九台市卡伦四中当过班主任的管毅老师（2012年2月19日，《一撵酿成千古恨，我把学生推到了“悬崖”边……》在信中写道：“人可以犯错，但有些人不能犯错，因为你若犯了错，就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我是流着泪把它写完的。许多年来，它一直是我隐隐作痛的伤疤，如今我撕开它，我看见血还在一点点地渗出，我不知道这伤今生是否能医好。我想了好久，还是把它寄走吧！”

　　读者的鼓励：我最美的时刻

　　这是今年10月3日一位不知名的作者给我发来的邮件：

　　“您好！我是《新文化报》的一名读者，每次看咱们《扪心》的内容，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得一塌糊涂。通过阅读作者的真实经历，让我领悟了很多人生的道理。我曾试图在书中找到一些生活中的捷径：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如何与人相处？那段历史的真相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几版“扪心”的阅读让我醍醐灌顶，原来这一切的答案就在于点点滴滴的用心：用心工作，用心关爱家人，用心与朋友相处，同时不忘时刻反省自己，珍惜与亲人、朋友在一起的机会。感谢你们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版面，祝双节快乐！”

　　这是我从事新闻行业十多年来收到的最美的节日祝福，感谢这位不知姓名的读者！每当我为了稿件的编辑和采写而疲惫不堪、几乎支撑不下去的时候，总会有读者、作者打电话或发邮件鼓励我，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

　　吉林市的作者高伟杰（2011年9月25日，《一颗罪心慰芳魂》）的来信也让我深受鼓舞：“非常感谢你编辑的这块版，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扪心自问、反思自我、回忆过去、洗涤心灵的平台！让我将自己藏了多年的心事都折腾出来了，心灵上非常痛快！我想用一幅纪念巴金的对联来评价或赠给你的版面——用忏悔拒绝遗忘，以真理抗拒谎言。”   

　　在此，我对这位未曾谋面的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同高伟杰一样，冯山（2011年7月3日，《在贾老师热衷高考的时候，我没有对他说实话》）、刘远厚（2012年7月29日，《连长因我的过错而负伤，我对不起他！》）、苑立伟（2011年9月18日，《我剥夺了四叔的天伦之乐》）等作者，也都全力支持我，并且在他们的影响下，他们的家人也投入到忏悔者的行列。比如，冯山的儿子山皮石（化名，2012年10月21日，《一念间，我错过一生的朋友》）、刘远厚的妻子陈秀丽（稿件尚未发出）、苑立伟的女儿子石（化名，2011年10月30日，《我多想再听到你说的口吃笑话儿》）。子石在给我的来信中说：“刘编辑，我看到我妈发表了写四叔的那篇征文后，她变得快乐了，因为她心灵的重负卸下来了，所以我也把我的忏悔写出来……”

　　说起来，我真是幸福啊！做了两年的《扪心》，不知不觉中，许多作者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刘亚先是松原市某小学的一位小学老师，她曾在2011年5月8日发过征文《娘久病床前，我不是孝顺的儿媳……》。记得去年冬季的一天，下着大雪，刘大姐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自己从松原过来了，刚下车，要求与我见面。等我到见面地点看见她时，她满头都是雪花，手里还拎着一个大包，包里装着十多斤的“笨猪肉”，是专程过来送给我的。她说：“笨猪肉煮好蘸蒜泥吃，可香了！”还有一些作者在发稿后，为了表示感谢，给我送来了木耳、蘑菇等土特产，而且不留姓名。我想说，谢谢你们对我的厚爱，我十分领情，但以后再也不要给我送这送那了，我们报社有规定，收受读者的“物品”是要被罚款的，我可不想被罚款啊！

　　今年11月初，我们报社评选每年一度的明星编辑，我是候选人。在评选前，曾在《扪心》上发过征文（2011年2月27日，《我打了恩重如山的蒋大哥一拳》）的崔秀廷（我叫他崔叔）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要来报社当“读者投票代表”，在现场投我一票。他已在网上报名了，怕不保准，又用手机打电话报了名。接线的是个女生，说这10个读者投票代表要随机抽取。崔叔对我说：“要是能抽到我该有多好！我太想投你了！你能帮我跟那个接线的女孩走走后门吗？”虽然，崔叔没有被抽取到现场为我投票，但我的心里依然很甜。一位叫王瘐申的作者，他曾在文学界工作过，还写过好几本书，也认识我们报社的两位编委。因为他比我父亲还大一岁，在他来报社接受采访时我叫他“王大爷”。稿件（2012年7月8日，《59年前的承诺至今还未兑现，让我羞愧难当》）发表后，我曾打电话向他要过他写的书，并且左一个“王大爷”右一个“王大爷”地叫着。有一天，王大爷终于受不了了，特意给我打来电话：“小刘编辑啊，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大爷’了，就叫我‘王老师’吧，因为你们的任总和王总都叫我王老师。”哈哈，我现在和王老师是好朋友，偶尔打电话时一不留神也有叫错的时候，一会儿“王大爷”一会儿“王老师”的，常常把王老师逗得哈哈大笑。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支持我，包容我的作者和读者，这个版面才得以经受住了两年的考验，顺利地走到了现在。

　　有人说，任何社会都会有罪恶发生。人们对待罪恶的态度，反映着这个社会的集体良知。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晚年在巴黎离群索居，写下《忏悔录》一书，成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日本东史郎出版《东史郎战地日记》，意在唤醒日本社会对侵华战争的集体精神反省和良心忏悔。被誉为 “二十世纪的良心”的巴金，在“文革”结束后，写下了40余万字、150 篇文章的《随想录》，记录了他对于“文革”深刻的忏悔与反思，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良知。忏悔，就是清洗心灵污秽，从而使灵魂得以净化、升华。一个人，不懂得忏悔，就难以获得实质性的进步；一个社会，不懂得忏悔，就会重演历史性的悲剧。

　　关于“忏悔”，您有什么见解？您有什么独特的体验？“《扪心》征文”继续，希望读者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包容我。        

　　■刘丽（本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