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我的私心冲昏了头，才说出了那样冷冰冰的话，事后我不知有多后悔、多自责、多难过！ ———作者

1994年夏天在丹东鸭绿江边合影。后排左为作者，右为姐夫；前排左为作者妻子，右为玉清姐

人进入老年，对旧事的记忆便鲜明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亲情方面所留下的遗憾和愧疚，因为它刻骨铭心地珍藏在记忆的宝库中。每当我回首妻姐玉清大姐从丹东来公主岭治病，直至离去的那段日子，心里总是感到隐隐作痛，至今难以释怀。

亲情套餐

回忆，将我带到几十年前那难忘的岁月。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揭批“四人帮”的不断深入，党中央作出决定：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一律给予平反。为落实这一政策，我所工作的怀德县人民银行抽出4名干部专门搞审干工作。我和孙忱同志为一个组，于1978年11月30日从公主岭出发，前往丹东地区进行外调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去丹东。

　　我们早晨5点上车，下午两点到达丹东。下车后，我和孙忱坐三轮车去丹东旅社。因为丹东正在召开人代会，旅社满员，只好把我俩安排在5楼一个会议室里住宿。会议室挺大，一眼望去有100多张床位。我们找到床位后，决定立即去我妻姐玉清姐家看看。我们乘公共汽车过两站地到市银行下车，没走多远便很快找到玉清姐家。

　　玉清姐住在一栋二层小楼上，房间虽然不大，收拾得挺整洁、典雅。我们进屋后，玉清姐叫老儿子东方去街里买饼，等东方把饼买回来，玉清姐已把菜炒好。我和孙忱正在吃饭时，姐夫回来了，他和我们打招呼之后，便同我们一起吃饭、聊天。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我同孙忱才返回住宿地。临走时，玉清姐一再嘱咐我俩明天早饭来家里吃。

　　第二天早晨6点钟起床，洗漱后我与孙忱去玉清姐家吃早饭。第三天早晨，我们乘汽车去岫岩县搞外调。汽车在山路上跑了6个多小时，下午一点钟才到达岫岩县城。

　　我们到县委换完介绍信后，第二天上午7点多钟，乘汽车去汤池公社一连跑了几个大队搞外调材料，终于完成了外调任务。

　　12月6日，我们从凤凰城乘火车返回到丹东。第二天在玉清姐家吃完早饭，玉清姐领我们到大儿子东风家串门。从市银行门前上汽车，坐了三站便到达东风单位绸一厂，下车后没走多远便到了东风家。玉清姐先进屋，东风妻子小陆听说我们来了，马上迎了出来，热情地招待我们。

　　我和孙忱边吃水果边聊天，玉清姐和小陆在厨房做午饭，中午东风下班回来后，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吃完午饭后，东风领我们到绸一厂参观。当我们走进织绸车间，犹如走进一个喧闹、神奇的世界。只见一排排织绸机器隆隆作响，织绸工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理线，那机器上飘扬的银丝，瞬间便织成了各种丝绸，使人感到神秘莫测。从车间出来，东风把我们送到汽车站，玉清姐带领我们沿着鸭绿江长堤慢慢往回走。阵阵江风吹来，绿色的江面荡起微波，水鸟在江面上自由自在地飞翔，使人心旷神怡。

　　下午5点，玉清姐的女儿双琴和女婿永成给我们送电影票，陪我们去丹东电影院看电影《天仙配》；看完电影又与我们共进晚餐。饭后一直聊到晚上9点多钟，我们才返回住宿地。

　　第三天下午，姐夫特意请假陪我们登锦江山游览。锦江山并不太高，但攀登起来却很吃力。当我们登到山顶，映入眼帘的便是“锦江亭”。登上锦江亭向远处眺望，丹东市和朝鲜新义州市的全貌尽收眼底。鸭绿江像一条长长的银练缓缓地向远方流去，象征着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源远流长。我们在锦江亭上站了十几分钟，但由于山风太大，我们只好下来沿着山顶往西走，直到把整个山头踏遍，才沿着半山腰上的盘山柏油路一步一步地走到山脚下。我们一边散步，姐夫一边给我们介绍丹东的风土人情，以及锦江山的历史。我们从山上下来，天已经黑了。

　　12月9日，我们在玉清姐家吃完早饭后，玉清姐、姐夫将我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要送我们到丹东站。这时，东风和小陆、永成和双琴以及东方等都来送我们。8点半开始起程，玉清姐送我们到大门口。她在那里站了很久，一直等到望不到我们的身影才离去。我的心里翻腾不已，真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到了丹东站，很快就检票了，东风买了几张站台票送我和孙忱进站。他们一直把我们送到车厢里，帮我们找到座位，再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才下车。

　　我回到公主岭后，便给玉清姐写信，信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碧波荡漾的鸭绿江使我们怀念，雄伟壮丽的锦江山使我们怀念，初冬绽放的杜鹃花使我们怀念，丹东的风土人情使我们怀念。然而，最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你们一家的深情厚谊和盛情款待，它将永久地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不幸来袭

       2001年春天，正当玉清姐的脚步刚刚跨入晚年门槛时，病魔却偷偷地缠上了她。姐夫领玉清姐来公主岭转赴吉林化工医院就医。她在丹东市医院检查确诊为脑瘤，听说吉林化工医院有东北最先进的“伽马刀”医疗设备。于是，我和妻子陪同玉清姐和姐夫乘专车到吉林，在朋友的帮助下到化工医院找专家为玉清姐做“伽马刀”手术。

　　手术后玉清姐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在朋友举行的午宴上谈笑风生。从吉林市回到公主岭住了一段时间后，姐夫陪玉清姐回到丹东。

　　玉清姐走后，我们原以为她的病会逐渐好起来，可是谁也没想到，玉清姐回到丹东后病情却越来越恶化。在玉清姐最后一次来公主岭时，我们全家人到站台上接站。当姐夫搀扶玉清姐走出车厢时，我们发现她憔悴得很，脸上毫无表情，也没说一句话，步履艰难地走出站台。

　　第二天，我们陪同玉清姐到长春白求恩医大一院，请最著名的专家为玉清姐做手术。手术那天，我们公主岭的亲戚都前往医大一院，在手术室门外走廊里等候，都盼望听到玉清姐的好消息。手术进行了4个多小时，当护士用车将玉清姐推出手术室时，我们一起围了上去，询问主刀专家手术的情况。只见专家摇了摇头，他告诉我们，由于脑瘤已扩大变成恶性，他实在无能为力挽救患者的生命。

　　玉清姐从长春回到公主岭后，又在公主岭中心医院疗养一段时间。在这期间，姐夫无微不至地精心照料玉清姐，不惜一切代价叫医生给玉清姐用最好的药、千方百计地进行救治，以延长玉清姐的生命。尽管如此，医生还是向患者家属下达医嘱：“患者已没有治疗的价值”，建议为患者准备后事。

　　针对这种情况，妻子和我商量，她的想法是：玉清姐出院后，暂时住在我们家里。我理所当然地同意妻子的意见。因为丹东离这里太远，当时玉清姐病入膏肓，危在旦夕，而姐夫的老家在公主岭南崴子农村，那里的环境和条件不利于玉清姐的后续治疗。于是，妻子便把我们的意见说给姐夫。姐夫很高兴，一再表示谢意。

　　玉清姐出院后，妻子把我家最好的大房间腾出来让玉清姐和姐夫居住。一开始，玉清姐能少量吃点东西，再加上在我家住，姐夫老家的亲戚和公主岭的亲戚时而来看望她、安慰她，玉清姐的情绪比较好。可是，住了一些日子后，我们发现她的情绪越来越消沉，饮食也越来越少了，还自言自语地叨咕：“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针对这种情况，我妻子对姐夫说：“我大姐是想回丹东的家，她想孩子们了……”这时，姐夫说：“不能回丹东，我也不想回丹东了。”妻子问：“姐夫，那你打算怎么办？”他说：“我老家在南崴子，侄子侄女都在乡下住，再说人老总是要叶落归根的。我打算在南崴子弄个房子，在这边养老了。”听了姐夫的一番话，我们无言以对，只能尊重他的选择。

　　又过了一些日子，玉清姐的情绪更不好了，时常向姐夫发脾气，还是说：“我要回家！”她见姐夫无动于衷，当姐夫在床边喂她饭时，她拒绝进食，并有气无力地用脚踢姐夫。

　　接下来的日子，玉清姐的病情加重，每天很少进食，闭眼瘫在床上熬日子。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我在背地里对妻子说：“大姐的病无可挽救，只能熬日子了，总这么下去也不行啊！她可千万别死在咱家里。你抽空儿把我的想法跟姐夫说说，看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过了两天，妻子把我的想法向姐夫说了。我从姐夫的表面上看，他没啥反应，但从一些小事来看，他心里已经对我产生了一些想法。比如他早晨起来后，开始与我抢着去街里买豆浆、油条，有时还到厨房想帮着做点什么，当然这些都被我拒绝了。再比如尽管在玉清姐的思维不很清醒的情况下，姐夫也会自言自语地说：“玉清，多吃点东西，赶紧好起来吧，等你身体好些我们就回家……”有一天，姐夫开出租车的外甥小彪来我家看望玉清姐。他和姐夫聊天时，我们回避了。他们聊了一会儿，小彪从房间里走出来与我们告辞。晚饭后，姐夫对我们说：“我明天早饭后与小彪一起去长春办点事，下午就能回家。”姐夫去长春办什么事，没有跟我们说，我们也不方便问他。

　　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姐夫从长春回来了。这时，他告诉我们，他和小彪去长春给玉清姐买回一辆手推双轮车，让小彪拉到南崴子去了，并说明天就把玉清姐送到南崴子小彪的房子里。他还说，小彪在南崴子有一处二居室的房子闲着，没人住，他和玉清姐到那儿去，既有住的地方，又可帮小彪照看房子。

　　我听了之后，心里挺纳闷儿：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姐夫是否因为前几天我让妻子追问他如何安排玉清姐一事而多虑了呢？这时我才意识到当时我不应该叫妻子问这个问题，可能姐夫一听便产生了误解，认为我在撵他们走！

　　这时，我真的有些后悔了。为了消除这一尴尬局面，我对姐夫说：“为啥走这么急？南崴子的房子搬去就能住吗？怎么也得收拾几天，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收拾收拾，看缺啥少啥，临时添置点儿，让我大姐在这儿再住些日子。”这时，姐夫坚定地说：“不用了，昨天我和小彪去南崴子看了，有床、有桌、有煤气罐，搬过去就能住。”姐夫还说：“明天上午，小彪开车来接我们，也不用你们去送。这段时间你大姐来看病，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听了姐夫的话，我顿时无语，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小彪开车准时赶到，尽管姐夫阻止，我和妻子仍坚持将姐夫和玉清姐送到南崴子。下车后，我们和姐夫一起把玉清姐抬到二楼。两居室的房子很宽敞、明亮，妻子边给玉清姐铺床，边抹眼泪。她对玉清姐说：“大姐，你要听姐夫的话，好好养病，我和春海会常来看你……”说着，便泣不成声了。

　　我和妻子从南崴子回到公主岭后，一进家门就感到屋里空荡荡的，往日的亲情气氛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屋里虽然肃静了，但我们的心却无法平静下来，遗憾和后悔挥之不去。

悔之无及

       玉清姐搬到南崴子后，我和妻子一直放心不下。当时已是深秋，天已经凉了，南崴子的房子虽然宽敞，但室内没有暖气；那里的医疗条件也比较差，尽管有卫生所，但打针极不方便，尤其是夜间，护士不愿到患者家里出诊打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帮不上别的忙，只能隔几天去探视一下玉清姐的病情。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来到春节。春节前，我和妻子去探视玉清姐。这次到那儿一看，玉清姐瘫卧在床上，两眼呆滞、面色苍白、不能说话，已经不认人了。

　　我们怀着忧虑的心情回到家里，思想上做了一些准备。比如一旦玉清姐走了，后事怎么安排，涉及丹东来的子女食宿、去火葬场的车辆，以及遗体火化、骨灰安置等事宜。

　　2002年农历正月十六，半夜11点多钟，我家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从床上爬起拿起电话一听，正是姐夫从南崴子打过来的。他在电话里说，就在几分钟前，玉清姐走了！我放下电话，和妻子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并通知公主岭的亲属，大家一起乘出租车急速赶往南崴子。进屋一看，玉清姐已经停止呼吸，姐夫站在屋地中间束手无策。这时，我们去的几个人急忙把装老衣裳找出，大家一起给玉清姐穿衣服……

　　第二天上午，丹东的子女们到了，他们接到噩耗后，连夜从丹东坐火车赶到公主岭参加母亲的葬礼。第三天上午，按照原定计划进行遗体火化。火化前，举行向玉清姐遗体告别仪式。在向玉清姐最后告别的一瞬间，我看到：玉清姐安详地躺在鲜花和苍松翠柏中，面容仍然那么端庄、亲切……有一种咸腻的东西突然涌出眼角，我艰难地说了声：“玉清姐，对不起！”

　　玉清姐走了，走得那样匆忙、那样急迫，让我的心里感到深深愧疚。我反复地在想，如果当时我不让妻子追问玉清姐的归宿，也许姐夫就不会匆匆地把玉清姐安置到南崴子；如果玉清姐不去南崴子而继续在我家疗养，也许病情就不会这么快恶化，说不定她的生命还能再延长一段时间———哪怕是一个月、半个月、十天、五天……也是我们所期盼的。如果……只要有一个“如果”成立，我也不会如此懊悔和愧疚！

　　玉清姐的遗体火化后，姐夫将她的骨灰装在一个精制的骨灰盒里，带回到南崴子的住处，在另一个房间设置灵堂。每逢节日、生日、祭日等特殊日子，姐夫坚持为玉清姐焚香烧纸，寄托哀思。

　　2011年清明节前夕，玉清姐的儿子东风、女婿永成专程来到公主岭南崴子，将玉清姐的骨灰盒捧回她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丹东，葬在一个山清水秀的花园墓地里。

　　同年5月30日，我和妻子专程到丹东，在东风和永成的陪同下，来到玉清姐的墓碑前拜谒。妻子在墓碑前摆上鲜花，焚烧纸钱，流泪不止。此时此刻，玉清姐生前对我们的好又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现。

　　玉清姐对我们一家的关心无微不至，过年过节总是给我们寄衣服、丝绸被面、干海鲜等，只要丹东那边有的、她认为好的，都给我们寄，有时和姐夫来串门也给我们大包小包地带。“三年困难”时期，吃的东西极其珍贵，她怕我们大人孩子饿着，想方设法给我们寄吃的东西，比如丹东特产栗子，甚至还有花生米。而花生米是朋友从外地给她寄去的，她舍不得吃又寄给我们。

　　对我们的事，玉清姐从来都看成自己的事，尽全力帮忙。因为我在银行工作，曾有一个机会调到丹东农行。当时丹东农行特别希望我调过去，但户口问题解决不了。玉清姐得知情况后，到处为我求人。最后她一个朋友的丈夫同意帮忙，他是那个区的公安局长。记得玉清姐来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特别兴奋：“户口迁过来没问题了，你们都搬过来吧。”可是我和妻子考虑再三，觉得我当年已经四十出头了，老人们又都在本地，还是决定不去了，但玉清姐的这份情谊却让我感动不已。

　　算起来，在玉清姐生前，我和妻子一共去丹东有四五次之多。我们最后一次去是2000年6月末，那次去的不只是我和妻子，我还带了我的表姐和表姐夫。我们四个人在玉清姐家里住了七八天。那时玉清姐的身体就不太好了，经常头疼，总是迷糊，已不能做饭，她就让姐夫去农贸市场给我们买来新鲜的螃蟹等海鲜，再指导姐夫怎么给我们做；她没有体力领我们出去玩，就让姐夫带我们到鸭绿江边散步、坐游船……

　　而一向真诚地对待我们、关心我们的玉清姐在病入膏肓的时候，我却催她搬出家门，怕她死在我的家里！我是被我的私心冲昏了头，才说出了那样冷冰冰的话，事后我不知有多后悔、多自责、多难过！

　　亲情就像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悄无声息地温暖着我们的日子，照亮了我们的生活。它的平淡，它的自然，它的持久，让我们接受得理所当然，受之无愧，不知珍惜。人生，有些东西可以追回，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将永不再来。

党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