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想父亲，她每晚都点支香烟，插在北屋烟灰盒里，陪父亲吸完，地板上是一摊泪水啊！ ———作者

1962年的全家福。前排的父母抱着小弟弟、小妹妹，后排左二是作者

   我的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又是饱尝人生三大不幸的苦命人。

   俗语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当我步入老年，往80岁的门坎儿爬时，才懂得我的母亲有多么不容易。

 一  

   1919年2月28日，母亲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玻璃院村一个农民家中。在她满月时，亲朋好友来家吃满月面、喝喜酒，我的姥姥用小被子把她包好放在炕头上。当时，大家都在做饭，炕已经很热，又没人注意她，等到晚上人散了才发现她已经被烫伤。

   农村医疗条件不好，后来烫伤部位发炎，她的臀部、足部都烂了，直到脚后跟也烂掉。我的姥姥上了一股火，得了很重的病，在母亲3岁时就去世了。姥姥走后，姥爷积劳成疾，在母亲13岁时，也撒手西去。这样，母亲遭受到人生第一大痛苦——少时丧父母。  

   失去父母，我母亲就跟着她奶奶和婶娘生活。这个家还是比较开明的农民家庭，母亲跟她堂妹（婶娘的女儿）一起上学，她的学习成绩在班级总是第一名。在读到高小六年级时，爆发了抗日战争，年轻人都纷纷报名参军，我母亲也报名参加了护士培训班。这时，母亲的二姑回娘家发现了，就说我太姥姥：“你糊涂了，养这么大了，让她跟着部队走了，将来有个一差二错的，这对得起她死去的父母吗？赶快找个婆家嫁出去吧。”  

   母亲的二姑是个能张罗事的人，就到各个村子托人给母亲找对象。最后打听到栾家口村有一大户人家，儿媳妇死了三四年了，就托人说媒。这样，母亲被迫填房，做了后妈。当时，我哥哥已经3岁了。  

   我父亲是独生子，在县城读国高。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当了兵，在山东老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多次战役，腿受过伤。我奶奶托人捎信儿，让他回家完婚。  

   他是部队的文化教员，回来与我母亲结婚后被派到栾家口小学当校长，暗地里给八路军送情报、送军粮，做党的地下工作。我母亲也在学校当了老师，她感到很幸福。  

   一次鬼子下乡扫荡，所有地下工作人员都撤退了。我父亲没来得及撤，以为有我爷爷（爷爷是伪乡长）挡着，不会有啥事。但后来被抓，鬼子把他绑在一棵大树上。一个小兵说：“你快想办法吧，等队长回来，你就没命了。”我父亲想，人都撤走了，说了也没啥，就随便编了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名字。我父亲被放后，吓得沿着渤海边跑掉了，一直到三四年也没敢回家。他走后不久，爷爷就去世了，他都没敢回家送终，是母亲领着哥哥摔盆给爷爷送的终。

   爷爷死后，奶奶领着儿媳、孙子、两个孙女过日子。地里的活没人干，就雇了一个长工。这时，土改在山东开始了。我家雇有长工，是剥削者，于是我们就成了18亩地的地主。  

   土改不久，奶奶又去世了。当时母亲领着哥哥（12岁）、我（8岁）、妹妹（2岁）住在一个邻居奶奶家的小房里，种着土改后留给我们的3亩地。种庄稼很有学问，你不会就给你颜色看。我家没有牲口，干着急种不上地，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等到别人家种完地，才能抽空儿帮我们种上。小苗长出后，母亲领着我们去地里锄草，我在地头儿看妹妹，她跟哥哥一下下地锄地。秋天到了，又是等别人收割完庄稼才帮我们，收成受到很大损失。

   在当时，我母亲也算个有文化的妇女。每天晚饭后，她都领着我们坐在炕头上学写字。她教育孩子从不打骂，都是讲故事、打比方给我们听。尤其对哥哥，因非她所生，更是关爱有加。由于她视哥哥为己出，当别人说母亲是“后妈”时，哥哥就跟别人拼命。  

   母亲又是个坚强、勇敢、有智慧、能吃苦的人。当年刮台风，院墙刮倒了，母亲领着哥哥用土垒起来；地里的庄稼全刮倒了，到秋天颗粒无收，母亲就领着我们挖野菜，撸柳树叶吃，吃得我们走路直打晃。到了冬天没柴烧，母亲就领着我们去拾野草。有一次我发高烧，鼻子出血。母亲就把高粱面用冷水冲，让我喝下，我的热真退了。在解放长山岛时，我们村是战场。别人家都到外面投亲靠友去了，我们没处可去，就躲在海崖边上一个旧马厩里。大炮轰隆隆地在头顶上飞过，母亲领着我们蹲在马槽旁边，一夜没睡。天亮战斗结束后，我们才敢回村。

   母亲也有个缺点，特别重男轻女。记得我小时候，一天中午，邻居家送来一碗饺子，她给妹妹几个（妹妹小），剩下的都给了哥哥。当天晚上，又有一家邻居给送来几个年糕饼，她又都给了哥哥，而我跟她吃柳树叶拌点苞米面蒸的菜团子。这菜团子又苦又涩，特别难吃，我实在咽不下去，委屈地爬到炕梢儿躺下，哭着、哭着睡着了。

二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1年我们才知道父亲在长春。当时他逃跑后找到部队，又随部队北上，在长春遇到了一个老乡。老乡说：“你瞎跟着跑啥？不如在我这儿学点手艺。”父亲听了他的话，就在他的利民牙膏厂当了个小学徒，从此安定下来。母亲就让哥哥到长春找父亲。  

   父亲跟哥哥的生活非常困苦，连吃饭都成问题。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父亲到长江路副食店当了营业员，有了51元的工资。这样，母亲就领着我和妹妹来到长春。从此，一家五口算是有了一个家。  

   1952年，母亲又怀孕了。当时，生活很困难，她什么都吃不着，每天还坚持织苹果网、糊火柴盒，帮助父亲维持这个家。母亲生了大弟弟，全家都非常高兴，尤其是母亲，终于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哥哥考上了铁路交通学校，一年后分配到国际列车组（后来在外省定居）。父亲又涨了工资，家庭生活有了明显的好转。后来家中又添了小妹妹、小弟弟。小妹妹小嘴很甜，父亲下班一开走廊门，她就叫“爸爸”。小弟弟穿一身小黑棉衣，胖乎乎的像个小狗熊，在窗台上玩绳子。大弟弟跟院里的小伙伴到火车站旁的空场地捉蝴蝶。大妹妹在初中念书，成绩特别优秀。看着孩子们茁壮成长着，母亲特别欣慰。  

   父亲善交朋友，有铁路医院的、有长影的、有长春话剧院的、有省委党校的。这样，我们能经常看电影、话剧等，受到了文化艺术的教育。这也是因为父亲是区人大代表，政界有很多熟人，所以社会交往面很广。

   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父亲的历史由于与他单线联系的曹区长牺牲了，无人能证明他干过地下工作；他又有被抓后“叛变”的经历，因此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放到长白山劳动改造。母亲再一次领着五个孩子顶门过日子。

   我给父亲写信，让他好好改造，争取做个新人。父亲说他看信后“掉眼泪了”。后来我才明白，他想自己革命了十多年，却落个“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心中委屈啊！但他性格开朗，群众关系好，很快就解除了劳动改造，回到原单位工作。    

   1959年，我考上了长春工业专科学校，大妹在十一高念书，这个家庭文化味越来越浓了。母亲常和我们一起唱《渔光曲》《白毛女》等，日子过得很愉快。后来，大妹妹又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们都太满足了。虽然“三年自然灾害”全家都挨了一阵子饿，但那时大家都一样，我们也不觉得怎么难熬。  

   天阴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灾难又一次降临到我们家。造反派抄家，爸爸被批斗，并被迫下乡。当时乡下的形势更加险峻，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叛徒”等帽子，一旦下乡，说不定就凶多吉少了。父亲在临下乡前，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现在你是大的，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挺住，今后这个家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父亲走了，一步三回头。母亲扒在窗前看着他，泪流满面。两天后的半夜，父亲偷偷回来看看情况，知道造反派还天天来抄家，他拿点吃的又走了。又过了两天，我们接到通知，让去认尸，父亲卧轨了！父亲的死在当时属于“畏罪自杀”，为了孩子不受影响，母亲狠心作出不要骨灰的决定。

   中年丧夫，这对一个47岁的女人是多大的打击啊！母亲回到家，一头跌到床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她不想活了。父亲生前的朋友都偷偷到我家安慰母亲：“为了孩子，你得活下去。”我的同事、同学也到我家劝她：“大婶，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让小燕（我的乳名）怎么办？我们都担心小燕会疯的。”母亲看着身边的四个孩子，尤其是两个儿子的小脑瓜儿，她心软了。  

   每天早上，母亲看着我上班，晚上盼着我下班，因为当时家里的弟弟妹妹们都小，我是她唯一的支柱。我也挂念母亲，每天上班生怕造反派再到我家为难母亲。一下班，我就骑着自行车飞一般地往家跑。一路上看着一堆人围斗“黑五类”，我的心像小兔子一样跳。当我跑上楼梯，看到窗户里亮着灯，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到屋看到蜷缩在角落里的母亲，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母亲想父亲，她每晚都点支香烟，插在北屋烟灰盒里，陪父亲吸完，地板上是一摊泪水啊！  

   父亲去世后，一家五口人，都靠我的工资生活，过子过得非常艰难。母亲精打细算，有时一周就花五毛钱生活费。用葱花倒点酱油，加点开水就是一顿菜。小弟弟小，看到别人家吃肉很馋。我家过春节买了半斤肉，小弟弟竟把一块生肉叼在嘴里往外屋跑。母亲让他放回去，他不听，就挨了一顿打。这是母亲第一次打孩子。

   1970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大弟弟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到农村插队了。大弟弟在乡下吃不饱，经常往家跑，母亲就把从她嘴里省下的饭给儿子吃。我心想：弟弟啊，你不知道这来回的路费得多少钱啊？咱家哪有钱啊！有一次，我狠心地打了他两拳，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暗暗地掉眼泪。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大弟弟成了知青点的“钉子户”。在乡下苦战8年才抽回长春印染厂车队当了搬运工。母亲看他每天扛200斤大布包，特别心疼，就把全家的细粮都给大弟弟吃了，她和小妹妹吃粗粮。母亲对儿子的偏爱有时让我都难以理解。记得有一次，小妹妹在朝阳沟附近做临时工，下班回来晚了，母亲让我骑自行车去找，而大弟弟当时也在家。天黑了，朝阳沟有火葬场，我真是害怕极了！我从二马路骑车到朝阳沟，回来时一点劲都没了，自行车都下不来。

 三

   老年的母亲，一心一意伺候着我们的孩子，她一手带大了五个。当我伺候我的孙辈时，我才体会到这是多么累的活啊！既累身又累心啊！但当时我不理解母亲的辛苦，只是想：我把工资都交给母亲了，哪还有钱雇人看孩子？母亲不看谁给看啊？我不知道心疼母亲，觉得母亲理应给我看孩子。  

   我家最后一个结婚的是小弟弟。为了让小弟弟两口子有个独立自由的空间，母亲选择离开了她一辈子经营的家，到小妹妹家住了。小弟弟认为，母亲是给姑娘看孩子去了；我们几个姑娘认为，母亲到女儿家住也好，换换环境，也可以避免婆媳矛盾。可是，母亲心里是不情愿走的啊！当时小妹妹家生活条件很好，大虾、鱼肉经常吃，可母亲却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认为这是别人的家，不是自己的家。母亲总是想念父亲活着或孩子们都没长大时的家。无论它安置在哪儿，无论它是土屋柴门还是楼房地板，她都用不着小心，用不着征求主人的意见，她有权不看任何人的脸色，睡觉、吃饭！

   这样过了几年，母亲越来越老了，由开始能看孩子、做饭，到后来什么也干不了，需要人伺候了。我想，母亲总在小妹妹家不行了，就提出在几个孩子家轮流住。但因为客观条件限制，也只得在我们三个姑娘家轮流。  

   人啊，真是七十得有个家，八十得有个妈啊！现在七十多岁的我才深有体会。我是有自己的家，也有老伴，但当孩子们稍微不高兴时，我都觉得是在看人家的脸色。想想母亲，她老人家居人屋下，那日子是怎么过的啊！单说母亲轮到我家的境况吧。我是个不愿意说话的人，一天忙忙碌碌的，很少坐下来跟母亲说说话，再也没有年少时跟她一同唱《渔光曲》《白毛女》的时光了。我认为，一天三顿饭，把饭菜盛好放在母亲跟前，她愿意吃肉挑在碗里，一周给她洗洗澡，换换衣服，就是很孝顺了。想来母亲是多么寂寞啊！

   1998年，人生最大的不幸又落在母亲的头上，我的大弟弟因患癌症去世了。老年丧子！我的天啊！我真怕母亲挺不过来。在大弟弟得病时，我们一直瞒着母亲。在大弟弟离世前，母亲坐在病床前，紧紧握着儿子的手，没有落泪。她说：“儿子，妈的手是最温暖、最有劲的，你抓住，别松开……”她是想把大弟弟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啊！

   送走了儿子，母亲回家后大哭一场。以后每天我去买菜回来，孩子们会告诉我：“姥姥又哭了。”以后的几年，她一直生活在想儿子的痛苦中，眼睛达到了近乎失明的状态。对了，她的眼睛我忘说了，那是在父亲离世后，她突然感到头痛、眼睛痛，经医院大夫检查，说是得了青光眼。这个病无法根治。

 四

   老年的生活，母亲就这样一天天度过。她的记忆力很好，在她80多岁时，儿女们的电话号码张口就能说出来，太聪明了。记得我曾做过三四次同样的梦，说母亲是王母娘娘的书童偷偷下凡，但愿母亲现在又回到了王母娘娘身边。

   母亲在谁家待着，都很少管事，我们都认为她老年有福，不操闲心。但有时她也跟我说：“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弟弟妹妹们来你家聚会时，我希望你做的菜越多越好。”每周她都希望弟弟妹妹们能来，她坐在儿子旁边，听大家唠嗑儿，显得特别高兴、特别满足。有时她也说风凉话，什么“老周家上一辈子下一辈子都享福，苦都让我一个人吃了”；什么“我都不如小格格（我家养的小狗）能去净月，我哪儿都没去”。过后，我生气地数落她：“你想干啥就大大方方地提出来，我们带你去呗。”她说：“人老了，别添乱。”我现在老了，才体会到母亲心里的想法，什么事也不愿意麻烦孩子们。  

   老年丧子的痛，使母亲完全老了，头发全白了，行动也越来越迟缓，甚至无法下楼。想活动的时候，母亲就在屋里拄着拐杖走圈儿，一年、两年……直到有一天晚上，在小妹妹家起夜时摔倒，下不了床了。  

   我们看她腿没红、没肿，骨头没折，又想她岁数大了经不起折腾，就没去医院，用一些跌打损伤的药，喷、涂、抹，给她保守治疗。

   母亲卧床三个多月后，再轮流时，她说腿痛，无法行走，背她下楼，她说硌得慌。  

   当时，我给我的两个姑娘都带孩子。第一个姑娘的孩子送幼儿园了，第二个姑娘的孩子刚出生，而这孩子又没有爷爷奶奶，只得在我这儿。我二妹妹也给姑娘带孩子，而且是去美国带。小妹妹心情又特别不好，大弟弟去世一年多以后，小妹夫又去世了，小妹妹自己领着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再让她照顾行动不便的母亲，显然力不从心。我们原来是一家四个月一轮，再这么轮下去已困难重重，再说母亲的身体情况已不允许这么折腾了。最后，大家商量决定：送母亲去敬老院吧！  

   小弟弟社区新成立了一家敬老院，很干净。小弟弟说，他每天去看母亲，给母亲刷牙，家里做好吃的给母亲送去……  

   母亲去敬老院之后的两年里，我们大家经常去看看她。给她送去好吃的，她都分给护理员。一周没去，她就说不看她了，把她忘了。她变得特别黏人，像小孩子依恋母亲一样，每次都舍不得我们走。她总说身体不舒服，我们去找大夫看，大夫说没啥病，只是老了，想来她是有意引起我们的关注和疼爱吧。她嘴里总唠叨一些过去的事情，诉说她的苦、她的甜。我和小妹妹去护理她的时候多些，但她更希望看到的是儿子。如果小弟弟有事几天不去看她，她就抱怨说：“我没有儿子啊！”再就什么也不说了，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母亲终年89岁。  

   母亲走了，带着她一生痛苦的经历走了。但是她也把儿女们的心带走了。每当我回忆起她摔伤后一跛一跛的身影，回忆她躺在床上无声流泪的样子，还有我们去敬老院看她、孝顺她，特别是小弟弟坐在她身边时，她那无比自豪和幸福的表情……我的泪水总会沾满我的双眼。

   作为这个家庭的老大，母亲最信赖我。我真后悔，不该送母亲去敬老院，再难我也应该挺着。敬老院再干净，设施再完善，但那里没有亲人。没有亲人的房子，即使再好，也已经不是家。母亲老年一直居无定所，这家那家地轮流住着，本来就觉得失落，觉得不像自己的家，到最后还待在敬老院里，就更没有家的感觉了。一想到此，我就涕泗横流、追悔莫及啊！

   母亲，原谅我吧！  

     小燕

    母亲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永远都是伟大的。家境中落时，主持大计者往往是做母亲的人，在别人都丧气、认输，甚至绝望的时候，做母亲的会单独挑起重担。而作为儿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身边总是立着母亲。

   趁母亲还健在，尽心尽力地服侍吧，任何时候，别难为了我们的妈妈。

——编者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