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逃离这个耻辱的罪名，她想方设法偷偷把家搬到另一个谁也不认识她的地方，寻找生活的希望，重获做人的尊严；而我却一下子给她致命一击，让她瞬间又陷入无边的黑暗。 ———作者

1972年，闫绍荣先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的照片，当年20岁

闫绍荣先生近照

 “文革”期间，我对一个无冤无仇、素昧平生的女人进行了两次精神上的伤害，那种伤害在当时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什么那样残酷无情呢？假如一切可以重来，我会选择帮助她、庇护她，但可惜时光不能倒转，后悔药也没处买去。

　　我第一批加入红卫兵，第一次批斗她

   时间追溯到1966年6月的某一天。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同学们都在上自习。我趴在桌子上正聚精会神地复习代数（我的数学始终不过关），突然窗外有人轻轻呼唤我的大名。我抬头一看，是我们班著名的淘气包张成彦。

　　长春市第三十三中学的教室都是平房，我的座位正好临窗。虽然张成彦压着嗓子说，但我还是被惊呆了。思忖了一会儿，我不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他说：“以后不用学习了，也不考试了，我们都是红卫兵了。”

　　当时广播里每天都弥漫着大批判的火药味，但我不相信学校能停课。可没想到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只读了一年的中学，学校就停课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起初被我无比厌倦，后来被我无比眷念的课堂。

　　我1959年进入东站小学读书，成绩经常倒数前三。煎熬了6年，终于在1965年以最差的成绩，考取了长春市第三十三中学。说来奇怪，自从上了中学，我开始对学习特有兴趣，尤其是语文。我喜欢读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喜欢把《西游记》里面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我们班的“第一头领”叫魏俊才，长得五大三粗，学习不好，却非常愿意听我白话。我那时长得瘦小，哪个同学胆敢欺负我，只要他一瞪眼睛，立即摆平。

　　“你家是什么成分？”魏俊才和刘广军等班上的几位红卫兵头儿，在已经停课的教室里，对一些即将加入红卫兵的同学进行简单的“政审”。这时的老师和班干部已经靠边站了。

　　家庭出身地主、富农的同学不许加入红卫兵，出身贫下中农的可以加入。问到我时，那个在一旁做记录登记的女同学严肃地看了我一眼，提醒我说：“不许撒谎，以后要外调，查户口。”我尽可能平静地回答：“下中农。”我的声音有些发抖，因为我撒谎了，平生第一次在公开严肃的场合下撒谎。我爸爸是中农，中农在当时是“争取的对象”，第一批红卫兵是没有份儿的。

　　我靠隐瞒和谎言顺利地通过政审，成为第一批红卫兵革命小将。当我左臂上戴着红卫兵袖标，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时，真的感觉好神气呀！

　　那时各个学校门口都架设高音喇叭，反复播报“文革”重要信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幅标语贴在已经全面停课的学校门口。到处都是大字报。我所在的一年五班教室里，不仅墙上是大字报，教室空间被拉起了一排排绳子，上面挂满大字报。校长和几个教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站在板凳上，戴上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

　　在学校组织批斗是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事，我们是初中一年，只有十四五岁，大事基本插不上手，于是就到社会上一显身手。

　　1966年的盛夏，我们佩戴红卫兵袖标，来到了街道居委会，对那些“地富反坏右”进行批斗。

　　起初批斗还有很多群众围观看热闹，还有的跟着喊口号，可后来人越来越少。这些“恶霸地主”、“国民党特务”、“历史反革命”等老面孔对广大革命群众已经不新鲜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看点了。当时，在各个居民区里、小广场、马路边随时可见红卫兵组织的一伙伙的批斗会，哪儿围观的人多，哪儿就是成功的批斗会。要想吸引别人的眼球，就得搞一些新奇的。我们终于搞到了一个“新奇的”———一个“乱搞男女关系”的妇女被群众揭发出来，我们精神抖擞地准备批斗。

　　在当时，乱搞男女关系虽然被列为“人民内部矛盾”，却遭到凶猛讨伐，残酷打击。“文革”初期，女人穿鲜艳的衣服、抹口红、穿高跟鞋就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有些女人被当街割下高跟鞋鞋跟，光着脚，拎着鞋抱头鼠窜跑回家去。后来发展到穿瘦裤子也被列为打击对象，定性为“奇装异服”，在马路上经常被造反派用剪子豁开裤脚，露着大腿狼狈跑去。那时谁胆敢说“性感”二字，立即被打成“坏分子”。在这样一个“谈性色变”的时期，听说要批斗乱搞男女关系的“破鞋”，立即引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浓厚兴趣和热切关注。对于我来说，更是充满好奇与渴望。

　　我们组织的批斗会在长春东站和远达一带滚动进行，果然吸引了众多的革命群众。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女儿批斗妈妈。女儿和自己的妈妈断绝母女关系，对妈妈搞“破鞋”的罪行怒火万丈。其实，主要是女儿想出风头，显示自己敢于造反的精神。

　　这个可怜而倒霉的女人，三十六七岁的样子，脸色蜡黄，蓬头垢面，群众揭发她和十余个男人乱搞“破鞋”。后来听说，这位赵姓妇女本没有任何生活作风问题，只是因为她单身，人又长得漂亮，被一个造反派追求不成……祸由此生。

　　在批斗她时，我们在她的胸前挂满破鞋，还挂一个大牌子———“大破鞋赵某某”。她16岁的女儿勇于造反，与妈妈势不两立，当众扇她妈妈两个响亮耳光。在群众齐声喝彩声中，使她造反的情绪更加高昂。她大声呵斥自己的妈妈：“低头认罪！”然后取出剪子，剪掉妈妈的长发，名曰“剃鬼头”。

　　随着凌乱的断发在那个妇女枯黄木讷的脸上潇潇落下，传来阵阵掌声，批斗会由此进入高潮。由于是滚动式的批斗，我们让那女孩子尽量挥舞剪子，做做样子，少剪头发；如果剪成秃子，下次批斗就没有什么可剪了。那妇女的头发被剪得长短不一，整个脑袋显得醒目而狼狈。

　　一连批斗了三天，那个妇女的表情始终是木讷的，像植物人一样。这一天，关押她的屋里只剩我自己看守她。她那呆滞的眼睛里突然蹦出一丝光亮，对我低声哀求说：“小同学，大姐跟你说个事儿，告诉小柱子去他三舅家吧！求求你了。”当时我没完全听懂她对我说什么，只听懂这个“坏女人”竟然求我，让我给她通风报信。莫非他看我长得小不怕我？我长着一张娃娃脸，14岁看上去像是10岁的样子，可我是红卫兵革命小将啊！

　　我当时就炸了，说：“你跟我说这个事，你不知道你是干啥的啊？我是红卫兵小将，会给你通风报信？你一点也不老实！”

　　听我这么一说，她马上不吭声了。就这样，我非但没有帮她，反而怀着邀功请赏的心态，把此事报告给了红卫兵头儿。头儿大吼一声：“她真不老实啊！”接着，那个妇女遭遇了更猛烈的批斗。

　　可她的头发已经被她亲生女儿剪成了“斑秃”，我们几个只得用剪子在上面假装咔嚓咔擦地做着使劲剪的样子，引来围观群众阵阵哄笑。她垂着木讷绝望的脑袋，眼皮突然往上一挑，向我投过来哀怨的一瞥。我不以为然，报以一丝冷笑，心里对她的哀怨表示恼怒。

　　后来知道，那个小柱子是她9岁的儿子，她回不了家，担心儿子吃不上饭。现在回想起来，就算我没有同情心，不给她“报信”也就算了，何必揭发她呢？假如我保持沉默，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她也不会遭到更加凶狠的批斗。

　　这时，无意间发生的一件事，挽救了她，我们对她批斗的劲头转移了，换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人是街道的积极分子，工人。他每天下班后（那时还没有停产）利用业余时间协助我们狠批一切牛鬼蛇神。他是一个有着严重脊椎畸形的人，外号“小罗锅”，三十多岁了也没讨上老婆。他毛笔字写得很漂亮，我们求他写大字报和标语，他乐颠颠地帮忙。

　　这一天，我们求他写两幅标语。我们把几张大红纸裁成若干块交给他，他每写完一个字，我们就先在地上晾干一会儿，然后贴在墙上。按照这个流程，第一幅标语中的几个大字已经一个一个顺利地贴在墙上了，而第二幅标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却发生了问题。我们贴到“敬祝毛主席”时，却找不到“万”字，只找到了“无寿无疆”。原来是小罗锅粗心大意，多写了一个“无”字，少写了一个“万”字。这还了得！不用说写标语，“文革”时，不知有多少人因为说话大舌头，吐字不清说走了嘴，被当场打成现行反革命。

　　小罗锅已经意识到找不到“万”字的下场是什么。他绝望了，额头吓出了滚滚的冷汗，一遍遍地在地上寻找着“万”字，嘴里哭声叨咕着：“我记得写‘万’了……”没有人再想听他唠叨了，他早被挂上了打着大黑叉的“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狠狠地批斗。那是个荒唐的年代，一会儿你批斗人家，说不准一会儿人家批斗你。

　　小罗锅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书写反动标语，可见阶级斗争是多么激烈与复杂呀！有人高呼：“这小子反革命气焰如此嚣张，是不是他的反动思想藏在他背后的罗锅里呢？”说完，那人对着小罗锅那个畸形脊椎后面的肉包飞起一脚。紧接着，愤怒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向那“反动”的、凸起的罗锅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小罗锅痛得嗷嗷大叫。

　　这次小罗锅的“反动标语事件”冲淡了对赵姓妇女的批斗，她也得以混过去了。没想到7年之后的1972年，赵姓妇女又和我遭遇了。我当时是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队的。她可真倒霉，我又给予她第二次打击。

清队中，我又与她狭路相逢

   下面我介绍一下我是怎样又遇见那个赵姓妇女的，以及当时社会的大背景。

　　1968年，全国各省及自治区成立了军人、学生、干部“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会主任均由当地军队首领担任。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解散了所有的红卫兵组织，平复了乱夺权的混乱局面，使党政机关渐入正轨运转。工厂是“抓革命，促生产”，学校是“复课闹革命”。然而，红卫兵们已经没有了上课的劲头，依旧造反、造谣、造假，争争吵吵，大打派性仗，邀功请赏。被毕业的学生又无法安置工作，无论是工厂和机关，都是刚从废墟中恢复常态，都不需要太多人力，而大批学生游荡在社会上，严重妨碍了正常秩序的恢复。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成千上万的学生响应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这个只读了一年中学的68届毕业生，也和大哥哥大姐姐们欢天喜地地上山下乡。我没去过农村，心里畅想着那里一定很好玩。集体户已经成立了，我爸爸带着我到东站派出所要把户口迁往扶余县的某个农村。走在路上，我的胃突然痉挛，痛得直不起腰了。我爸爸把我领回来，去卫生所看病，也没看出个子丑寅卯来，只好在家休息几天。

　　这期间，公社的干部三天两头来我家里，动员我到农村去，说明“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当时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学生挨不过，就下乡了。而我的胃也怪，一提下乡就痉挛。看我这个状态，渐渐地，也没人动员我下乡了。

　　由于我是城市户口，1970年，18岁的我由东站公社分配了工作，在一个修补汽车轮胎的工厂当工人。有了工作，我内心真是欢天喜地的。第二年，被临时抽调到东站派出所搞街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我又一次遇到了7年前被我们批斗的“破鞋”———那个倒霉的赵姓女人。她命真苦，我又一次以革命的豪情给予她重击。

　　记得党政机关已经清理过多次了，1971年，公安部又发起重新开始大规模的“街道清队”号召，在居民区里深挖隐藏在家里的阶级敌人。

　　我们或白天或晚上在一些居民区出出进进，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晚上召开居民会，我们振振有词地宣读着演讲材料，像法官宣读判决书一样威严：“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狠狠打击地富反坏右……”

　　1971年上半年，我们一些清队的工作人员都在当地的派出所里办公。1971年下半年，随着街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规模的逐渐增大，清队的人员也增加了，这些人员大都是从工厂里抽调的。街道清队历时三年，从1971年开始到1973年结束。那时长春市共有四个区：朝阳区、宽城区、南关区、二道河子区。二道河子区的清队队伍大约有300多人，多数是女性。这支庞大的清队队伍，由二道河子区公安分局局长亲自带队，进驻本区管辖内各个公社开展运动。办公地点大都在公社、居民委闲置的破旧简陋的空房子里。

　　当时公安局是军事管制，我们外调开的介绍信公章是：长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二道河子区公安分局。那时对外一律使用介绍信。

　　当时二道河子区分为四个公社：八里堡公社、东站公社、和顺公社、东盛公社。我们清队工作队逐一在这四个公社开展清队工作，也“挖出”了不少的“阶级敌人”。有隐姓埋名的逃亡地主，有诡计多端的历史反革命，有为非作歹的伪满警察，有国民党谍报员。每次外调回来，都有人被挖出来，戴上了“帽子”。

　　看到很多清队队员们都成绩斐然时，我顿感自己太无能了，一个隐藏的阶级敌人也没挖出来，对清队运动一点贡献都没有。一晃一年多过去了。1972年的夏天，我终于有点“贡献”了。

　　记得是在东盛公社某委，我看见清队队长对那些被挖出来的阶级敌人训话。那些个“坏家伙”都低着头弯着腰，两手做“喷气式”站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屋子里。训完话，队长对我说：“一会儿有个新发展的街道积极分子来举报，说有人半夜收听敌台广播，你接待一下，我有事出去。”

　　当时清队工作队在街道开展工作，主要依靠街道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有的是老革命了，有的是后来被我们发展起来的。他们大多是白天上班，晚上义务参加街道上的政治活动。

　　不一会儿，新发展的积极分子来了，是一个女的，四十出头的样子，穿戴朴素而干净。她长得很秀气，我不由多看了她几眼。啊？我大吃一惊，这不是那个“破鞋”赵某某吗？她7年前被我批斗过，现在怎么成了积极分子了？她家原来住在二道河子区最北边的八里堡公社，现在搬到最南边的东盛公社了。她没有认出我来，还在津津乐道地向我汇报呢！我已经没心思听了，只想迫不及待地揭穿她。看来街道的阶级斗争真的很复杂啊！她就是隐藏的“阶级敌人”。

　　第二天，我向队长做了汇报，揭发了赵某某的“罪恶”。队长大吃一惊，把赵某某从她的单位———某棉织厂带到清队办公室。她不停地辩解说，自己从来也没做过有伤风化的事，更不是什么“破鞋”。当提到她被批斗，她女儿剪她头发的事，她怒声说，早和女儿断绝母子关系了，女儿结婚时，她都没去。

　　经过一番“狡辩”、“抵赖”，最后赵某某只好承认她曾因“破鞋”被群众批斗过。我受到了队长的表扬，赵某某遭到批斗，被清理出街道积极分子的行列。这次批斗没有群众参与，她站在东盛公社小礼堂的中间，我们清队工作队的同志和街道的积极分子们坐着围成一圈。队长讲话说：“街道的阶级斗争，就像冰下的激流，表面是平静的，而冰的下面是滚滚的流水。‘破鞋’混入我们的革命队伍，说明了以后我们要从内部清理阶级队伍。”

　　我当时还写了个发言稿，站起来情绪激昂地批判：“你赵某某的‘破鞋’野心何其毒也，竟然混入我们街道积极分子队伍的内部！幸亏我的革命眼睛是雪亮的，革命觉悟是高尚的，发现了你这个蛀虫、害人精、坏分子的本性！你真是死不改悔！”

　　刚开始批斗时，赵某某低着头，沮丧而绝望的脸蜡黄蜡黄的，只是偶尔木讷地用眼角的余光偷偷怨恨地斜视着我，和7年前那个目光很相似。可当听到宣布她被清理出积极分子的行列时，她的嘴角微微翕动着，眼睛模糊了，泪水无声地滴落在地上……

　　我愿意相信，即使是7年前惨遭女儿“剃鬼头”和群众的百般羞辱千般嘲笑，都不足以让这位饱受摧残的妇女落泪。在她搬家之后的7年里，她隐没乡间，把千般苦水，万种无奈，藏在心里。但贫苦的生活并没有击溃她的“防线”，直到她被清理出局。也许，她在乎的不是积极分子的称谓，而是她的尊严又不复存在了……

　　直到此时，我都没有一点恻隐之心，而是一心想给她再戴上一顶帽子。因为，我若不给她带上帽子，就会显得功劳小，我要把这个案子做大，做出成绩来。于是，我亲手写了一份材料，上报到清队办公室，要给她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我急于立功，还有个重要原因。之前，我曾和一个唐姓清队队员去松原前郭尔罗斯搞外调，调查一个国民党警察。调查去了好几次，我只去了一次，主要工作是唐姓队员做的，后来他给这个国民党警察戴上了帽子，让我很羡慕，也很着急。多亏我发现赵某某了，于是我特别想给她戴顶帽子。

　　后经清队总负责人公安分局局长审核，说她不够带帽，既使她真是“破鞋”，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混进了街道积极分子的队伍，但她也没干什么太大的坏事。

　　后来，我再也没看见赵某某。有人说，她又搬家了，因为在东盛公社这一带她已经没脸见人了，而她所在的某棉织厂也把她除名了。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我真的很后悔。我为什么对一个无冤无仇的陌生妇女下手如此之狠呢？而且是给予两次残忍的打击？

　　在这段历史中，我无疑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我与赵某某的两次交集中，如果第一次没有帮她，也许我还可为自己辩解几句，那时小啊，才14岁，不懂事，又刚当上红卫兵，心情非常激动，革命激情正盛。可是在第二次，我已是20岁的成年人了，至少应该有点悲天悯人的情怀，不能再伤害她第二次了。当年，她被打成“破鞋”，众叛亲离，深受批斗的苦难和折磨，她真的感到生的空虚和渺茫。为了逃离这个耻辱的罪名，她想方设法偷偷把家搬到另一个谁也不认识她的地方，寻找生活的希望，重获做人的尊严。她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新环境里努力进步，当上了积极分子，她想挺直自己的腰杆。而我却一下子给她致命一击，让她瞬间又陷入无边的黑暗。碰到我，她可真是太不幸了。

　　岁月永远地飘去了，一切都不能重来。假如这位赵大姐还健在，应该是快90岁的老人了。近些年来，特别是退休以后，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历史，想起这位赵大姐。我觉得有必要对大姐说点什么，起码要有些道歉的话。因为，我的良心上仍欠她一笔债呀！我只好借助新文化报“扪心”栏目向赵大姐忏悔，并遥祝她老人家幸福平安，晚年快乐。对不起！再一次请求这位赵大姐宽恕我。

闫绍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