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顽劣，惹祸不断

　　母亲是个善良的老人，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待儿子、儿媳都照顾得无微不至，她的这种品格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我是1956年生人，今年已经62岁了。我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但母亲最疼的孩子却是我，因为从小我的身体就非常弱，总是生病，三天两头就得吃药、打针。我成人后我老姨来我家总是说：“绍侠，你都强活啊，就像没筋骨囊儿似的，你妈不论干什么活儿都得背着你，放不下，一天总咧咧，也不爱睡觉，不爱吃饭，把你妈累得够呛，也愁得够呛……”

　　为了能让我的身体强壮起来，母亲总是抱着我去医院看病，并给我开小灶———喝羊奶。母亲为我操心最多。

　　就这样日复一日，我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身体慢慢地好起来。

　　我虽然长得瘦小，体质差，但特别淘气，从小就给父母惹祸。

　　有一次我在家点火，险些把自己和大弟弟烧死，现在想起这事都很后怕。那时我家住在天津路的邮局宿舍，那是一栋日本人盖的平房，这样的房子，室内许多地方都是木质结构，比如壁橱、地板。地板下面能放许多东西，空间很大。那时的人家都用炉子来烧饭，所以我家地板下面放了好多胶合板、柈子……

　　有一天，母亲领着哥哥出去了，就我和大弟弟在家。当时我4岁左右，弟弟小我一岁多。那时不像现在，小孩有玩具可玩儿，在家里待着实在没意思，就想出去玩儿。可母亲怕我们出去走丢，出门时把门从外面锁上了。于是，我和弟弟说：“咱们俩把地板盖儿打开，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好玩儿的啊？”弟弟说：“行。”我们就合力把地板盖儿给打开了。趴下来朝里面一看，什么也看不见，黑漆漆的。为了能看得见，我用火柴把纸点着往里面扔，哪知道里面就着起火来了。火苗一直往上窜，刹那间浓烟四起。弟弟搂着我，吓得哇哇大哭。正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母亲回来了，进屋赶紧把我们俩抱出去，又叫来邻居一同灭火。

　　扑灭了火，母亲搂着我说：“绍侠，你太能闯祸了，多亏邻居帮忙，要不然这一栋房子都烧光了，你和弟弟的命也就没了。”我现在还时不时地想起这件事，是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小时候不但爱惹祸，胆子还特别大，别人不敢干的事我都敢干。我手下有一帮小伙伴，他们都听我的，我是孩子头儿。我带领他们上天入地，淘得没边儿。

　　1965年，那时我家已搬到了南关区曙光路的邮政村，离长春动植物公园（那时叫老虎公园）只有300米远，所以我经常带领小伙伴们去那里玩儿。公园四周是砖砌的外墙，我说：“谁能上墙上给我走一圈儿，我就给谁买冰糕吃，你们谁敢走？”旁边有个小伙伴说：“二哥，你打头儿我们就跟着走。”我说：“我打头儿走，你们都得给我买冰糕吃。”他们说：“行。”我就上去领他们走了一圈儿。那墙有两米多高，一旦掉下来，就得摔个半死。当时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就这么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动乱，学校停课了。不久，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父亲让造反派送到北京审查去了。那时我不明事理，回家问母亲：“我爸官也不大啊，怎么也是走资派呢？”母亲说：“你还小，有些事情你不懂。”

　　后来，开始武斗了。我家附近有好几个学校，不时就有打枪、放炮的，我可高兴了。我当时上小学三年级，领一帮小伙伴捡子弹壳玩儿。常常是，枪炮声一停，我就向小伙伴们下命令：“冲啊！咱们捡子弹壳去喽。”

　　那时造反派大串联，来长春的大学生可多了。他们有时候中午就在动植物公园的草地上睡觉。我看他们胸前都戴着毛主席像章，很好看，就领着几个小伙伴走过去。有的小伙伴不敢过来，害怕被抓，我说：“没事，抓住了咱们就使劲儿哭，他们看咱们小不能打咱们。”于是，我首当其冲，上去就薅，薅下来就跑。小伙伴们也随即跟过来。我们被抓住一回，他们没打我们，只是吓唬吓唬就拉倒了。至于打架，那就太多了。没上学的时候，邻居家有一个比我大的小孩，长得高，有一米七十多，但他很怕我，因为我打架不要命。一般情况下，他见我就蹽，喊：“你敢打我，我就打你弟弟！”上中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长得也高，有一米八十多。有一次，几句话说不对劲儿我就给他揍了。同学们就说他：“绍侠才那么高（一米六十多点儿），你还怕他？”他说：“不行啊，他会武术啊！”这话是咋来的呢？我还真不会武术，我父亲会武术，在长春市都特别有名气，可我们四个孩子谁也没学下来。但我身体很灵便，主要是打架下狠手。为此，我没少给家里惹祸。那时总有家长带着哭哭啼啼的小孩来我家向我母亲告状。母亲为我操碎了心，经常找我姥姥哭诉心中的郁闷和无奈。

　　小时候不管什么事情，总想挑个头儿，特别爱惹祸，但不是无中生有地打人，所以有一帮人还都听我的。我爱人1977年嫁给我时，总能看到一帮一帮的半大小子围着我，二哥长二哥短的。在邮政村，我还是挺有号召力的，这可能与我父母有关系。我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那个地方有较高的威望。我母亲的人缘很好，又特别善良，在那个地方也很有威信。比如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母亲都早早到场，有困难尽量帮忙。记得有个邻居家的孩子没了母亲，母亲经常帮着做棉衣棉裤、给孩子剪剪头什么的。看到有要饭的人，母亲从来没给过脸色，都是尽可能地找吃的或倒杯水。

母亲的油饼

　　“文化大革命”后期，若不是我老姨给我们找了点儿活儿干，把我给绑住了，说不定我还会惹出什么乱子来呢。

　　当时父亲还没有回来，母亲天天背着我们流泪。为了照顾我们哥儿几个，母亲始终也没有一个正式工作，都没有干长。本来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那点儿工资养活全家六口人就不够日常开销，雪上加霜的是，父亲被审查后工资也停开了，那段时间是我家最困难的日子。这时候是我老姨给我家里找了点活儿，帮我们渡过了难关。老姨在3504军工厂上班，她让母亲领着我们哥儿几个给军工厂加工些军用手套来贴补家用。老姨说：“给他们哥儿几个找点儿活儿干，也省得你家绍侠一天到晚领着一帮孩子到处闯祸。”母亲说：“行。”母亲哄着我们说：“你们好好干，赚钱了给你们做好吃的。”于是，母亲领着我们开始干了起来。

　　还别说，我们哥儿几个往门口一坐，拿起针线来还挺像那么回事呢，邻居和过路的人看见了都乐。哥哥大我两岁，我们做好了成品，母亲用一块布包好，给哥哥背上，哥哥从家走到东大桥送到姥姥家，让老姨再拿到单位去。每次哥哥送完以后，姥姥都会给拿些好吃的带回来。老姨每月领的工资虽然不多，但总会接济给我们10块、5块的。那个年代工资都很低，在这里说声“谢谢老姨”。

　　这一缝我还会缝被了，后来结婚我爱人洗被我就缝被，这手艺就是从那时候学会的。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特殊的日子，是母亲用她那双勤劳的手撑起了这个家。

　　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挨饿，粮食限量供应，尤其是我家全是男孩子，口粮根本就不够吃。母亲怀我老弟弟的时候，都快生了，还喝高粱米汤呢，干的都给我们三个孩子吃了。到了秋收的时候，母亲领着我们哥儿几个去农村的亲戚家上大地里捡剩下的粮食，也吃过豆饼、榆树钱等。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都是让我们先吃，她总说自己不饿。让我记忆很深的是，那时母亲在南关大桥附近的一个饭店上班，工作是每天烙油饼。当饭店到中午吃伙食饭的时候，母亲分到的油饼总是舍不得吃，胡乱地对付一口，把那个油饼带回来给我们吃。看着那油汪汪的饼，我们吃得香甜，却不知道那是母亲的午餐，是母亲舍不得吃才使我们得以品尝到的美味啊！母亲上班早，每天凌晨两点钟就得走。她胖啊，有一次起来上班，她怕把我们吵醒，摸黑上厕所，下台阶时摔了一跤，身体重重地摔在地上，把胳膊摔坏了，直到她临终时那条胳膊也伸不直。但她连医院都没去，一直坚持上班，一天工也不耽误，为的是每天能给我们拿回一个油饼。现在想起来，这就是伟大的母爱吧！

　　母亲真是太不容易了。我永远忘不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们都睡了，母亲一个人还在不停地干这干那。我醒来劝母亲去睡，母亲说：“绍侠，等你们长大了，我就不用这么干活了。”

　　伴随着挫折与艰辛，幸福与快乐，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我们顺利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

成年惹下大祸，险些进监牢

　　1970年，哥哥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当了知青。我1974年初中毕业，由于身体的原因在家待业。1976年社会招工，我被分配到食品工业公司。父亲当时问我：“你想上哪个单位？”我说：“哪儿都行，只要能为家贴补一些，赚到钱就行。”于是，我来到了长春市面包厂（20岁进厂，一直干到退休）。

　　大弟弟1977年也下乡了……此时我们兄弟都已长大，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也能看见父母脸上的笑容了。我们做儿子的心里相当高兴，终于也能赚钱从经济方面为父母减轻负担了。

　　1980年8月，我成了家。我和爱人从相识到相爱，最后走到了一起。我爱人很漂亮，对我也特别好。不久，我们的孩子出生了，是个大胖小子。父母很高兴，尤其是我父亲，工作再忙每天也得抱抱大孙子。

　　如果日子就这样平平安安地过下去，那该有多好啊！可我却做了一件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的事。

　　那是1983年，有一天晚上，我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来到我家。他是来找我帮他打仗的，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受欺负了。他知道我特别讲究，来找我肯定到位。他背着我爱人对我说：“咱们出来说……”当时我爱人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她知道我好打仗，说什么也不让我去。我说：“没事，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们一共7个人，去了朝阳区的一个工地。找我的那个朋友拿着枪刺，我们剩下的人都拿着砖头啥的。对方有40多人，都是从南方过来打工的。我们是半夜去的，当时那伙人正在开会呢，在一辅大炕上。一进屋两伙人就干起来了。

　　那场仗打得很惨烈，我脑袋挨了一棒子，咬牙没倒下，倒下就困里面了，说不定就没命了。我往后一看，出大事了，我们打倒了三个人，都趴下不动了，当时也不知道死活（后来得知没出人命）。于是，我们冲开一条血路，都跑了出来。

　　出来以后，我的那个朋友来我家看了我，拎了好多东西。我到医院诊断是轻微脑震荡，在家养了几天。

　　当时正在严打，过了大约半年时间，那个领头的朋友被公安人员抓了起来，判了15年刑。他没有供出我们，自己都扛了下来。他是首犯，我是主犯，当时若抓到我，后果可想而知。

　　过了七八年以后，我以为没什么事了。突然有一天，我正在单位上班，我们的保卫科长上车间找我说：“你有几个朋友找你。”我出去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上来两个公安人员把我带走了。

　　到了派出所，开始对我进行了审查。还好，我的档案里面清清白白的，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当时有个公安人员，他好像认识我，说：“你是不是81中74届的？”我说：“对。”他说他是78届的。他跟我说：“一开始就抓到你，起码得判个十年八年的，还正好赶上严打，你犯的是重伤害罪……你没有前科，而且你在社会上表现也不错，就先回去吧，有事我们再找你。”

　　回到家中，我前思后想，还是跟父母说了。我母亲和我爱人都哭了。母亲说：“绍侠啊，你咋这么能惹祸呢？这祸都让你惹大了！假如当时你进去了，你这一生就完了，你这个家也没了。你都这么大了，遇事咋还这么冲动，怎么这么让妈操心呢？”我说：“妈，您放心，肯定没有下一回了。”

　　一位先哲说过，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开关，轻轻一按，便把人带到黑暗或光明两种境界。这话我信，因为当年在那个工地，我接触过这样一个开关。

喝坏身体,母亲心痛至极

　　后来我母亲为啥生我的气呢？因为我喝酒。我是上世纪90年代上供应科跑销售的，待了10多年，这个酒就喝得没节制了，有时一天两顿三顿地喝，让我母亲非常担忧。母亲为啥特别反对我喝酒呢？我喝酒一般不吃饭，不像别人连吃带喝的，这样会特别伤身体。

　　因为喝酒，我闹出了不少糗事。我酒喝到啥程度？半夜回家拿着棉褥子就开始小便，还以为是厕所，把我爱人都吓傻了，我已经喝得失去意识了。这种情况在单位也发生过。有一次我喝多以后把办公室的门推开了，我就以为这个屋是卫生间……当时屋里有人，都在看我，丢老人了。丢人还不算，有时还差点遇到危险。有一次喝多了往家走，眼瞅着到家了，却在马路边摔倒起不来了，还围上了一帮小孩，多亏我老弟弟下班路过给我背回来了。那时天已入冬，如果在外面冻一宿，估计得冻僵。还有一次喝完回单位，发现大门上锁了，我就爬上去想往下跳，但上去就下不来了，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被同事们给我抬屋里去了。

　　那些年，类似的事时有发生，母亲为我操老心了，气得直哆嗦，心痛得要命。母亲总是哭着劝我：“这酒你不能少喝点啊？你不能不喝啊！总这样下去哪行啊？”母亲还经常叨念一句话：“你要是小鸡，我就给你掐死！”

　　母亲也因此骂过我，有几次给我骂急眼了。我不像那哥儿几个，母亲骂了不吱声不顶嘴，我急眼了就顶嘴，瞪着眼睛跟母亲嗷嗷喊，把母亲气得号啕大哭。可母亲一下也舍不得打我，我从小就是被娇惯着长大的，不听话，而母亲怕我急眼了生气影响身体。

　　最后，我到底喝出毛病来了。5年前，我发现脚脖子浮肿了，一按一个大坑。到医院一检查，是严重的酒精肝，接近肝硬化。医生说：“你不能再喝酒，再喝你这命就没了。”我心里想，又得让母亲操心了。

　　这个消息，给我母亲吓坏了，也心痛到了极点。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母亲在家哭了半个月。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把古今中外母亲为牵挂儿子落下的泪水统统收集起来，恐怕会成为一个新的海洋，一个新的咸海。

　　出院回来，我第一句话是叫母亲不要哭：“妈，我没事……”母亲说：“绍侠，你能不能让妈省点儿心啊？别再喝酒了行不行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母亲突然去世，我不在身边

　　母亲操劳了一生，到了晚年也不得安宁。父亲离休以后，身体一直很好，因为父亲练了一辈子武术。但就在2000年前后，父亲突然得了脑出血，住了好几回院也不见好转，最后又发展到帕金森。得了这个病四肢僵硬，翻不了身，瘫痪在床。他后期卧床都是我母亲精心侍候，在七八年里把我父亲侍候得没有一点褥疮。我们做儿子的也帮忙，但怎么做也做不到母亲那样。这里特别说一说我的大弟弟。他住在二道区，天天早上来到父亲床前耐心地喂父亲吃饭（父亲的嘴硬张不开，每次喂饭都得先掰开，之后才能往里喂。刷牙漱口也是这样。都是大弟弟在做这些事），下班后也是如此，一年365天，风雨无阻，直到2005年我父亲离开人世。

　　父亲走了以后，我们陪伴在母亲身边，家里已是四世同堂了，老人可以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了。母亲晚年没有什么大病，也就是腰腿疼，后期得了糖尿病。这个病每天需要吃各种药，还得打针。

　　我检查出毛病以后，我们单位领导也很照顾我，还没到退休年龄就让我回家养着，照样发工资，啥待遇也不差。我就回家了，开始侍候我母亲，负责母亲的日常起居，直到母亲去世。

　　我学会了给母亲打针，每天按时督促她吃药。可做饭我不会，我上厨房做饭，母亲就坐在我旁边教我，告诉我这个菜怎么做、那个菜怎么做。母亲对我很满意，总是说：“哎呀，我得儿子济了。”有时做点好菜，我还是总惦记喝点儿，母亲就像哄小孩一样哄我：“绍侠，你少喝点儿，别多喝，你听妈的话，行不？”我说：“行，我只喝一点儿。”

　　2015年12月18日，是我最悔恨的一天。那天早上哥哥来了，我说：“你今天来照顾妈吧，我去光华学院那边看看孙子。”哥哥说：“你去吧。”当时我跟母亲打了声招呼，就走了，哪想到我这一走母子天各一方啊！快到中午时，老弟弟来电话说：“妈不行了！”我赶紧打车往家赶，但还是没能和母亲说上一句话。我心如刀绞，悔恨不已，跑到母亲身前，久久地缓不过神来。母亲不该走得这么快，她是家里的山，她是家里的脊梁，可我再也不能唤回亲爱的母亲，再也听不到母亲喊我一声儿子了。我母亲去世时84岁，之前因心脏不舒服住过一段时间的院，13日才出的院。

　　办完母亲的丧事，我大病一场，发烧到40多摄氏度，左耳什么也听不见了。哥哥弟弟还有孩子们都劝我，可我就是恨自己那天不该离开母亲。我爱人也从儿子家赶回来了，劝我说：“你要坚强一些，要对这个家负责，妈的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这样啊！”于是，我去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说就是一股急火，打打针就会好了，同时也需要病人的配合。

　　病好之后，我来到母亲的遗像前，母亲在墙上的黑镜框里向我恬静地微笑。她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我，好像在说：“绍侠，坚强些，好好的，别总喝酒了，身体要紧。妈在的时候每天都管着你，现在不在了，自己要保重，让妈省点儿心。”

　　“让妈省点儿心”，这也是我从懂事到母亲去世这漫长的几十年里，母亲对我说得最多的话。回首往事，在我年幼时，身体瘦弱不堪，不爱吃饭，二十多岁的母亲抱我去医院看病，她焦虑地徘徊在医院的走廊里，忧心忡忡地等待医生为我做全身检查。母亲问比她年长的医生：“什么时候才可以不再为孩子操心？”那医生回答：“等他到了六七岁就好了。”当我母亲三十多岁的时候，听着不时找上门来的家长抱怨我如何如何淘气，如何如何打了他们家的孩子时，揪心的母亲就去问我姥姥：“他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省心？”姥姥说：“不用担心，等他过了调皮捣蛋的年龄，孩子们会走过这个阶段的。”当母亲四十多岁的时候，得知我跟人打仗被公安机关抓去的消息，母亲问我：“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这么让妈操心呢？”我说：“肯定没有下一回了。”当我母亲年过七旬，身体已大不如前，可她仍在为我操心，她继续不能自控地为我的酗酒而苦闷，为我把身体喝出毛病而煎熬，和我一同承受着生活中这样那样的失落。母亲问我：“你能不能让妈省点儿心啊？”我说：“我不喝了。”

　　什么时候，母亲才能够摆脱为我操心的阴霾，过上自己的生活？难道只要有了我这样一个儿子，我的母亲就会不可救药地终生沦为“操心”的阶下囚吗？是我，让我的母亲一辈子无休无止的为我“操心”了。不管她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一个不让她省心的儿子。

　　我的母亲虽然长得高高大大，体重达190斤，但按性格或天性，母亲的忧心太重，比常人重得多，她的忧心常伴有焦虑，不易化解。母亲太牵挂儿子们，她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为自己，只为儿子们。我的种种不当行为，让母亲备受煎熬。所以，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我这辈子净惹祸了，没让母亲省过心，使我深感内疚。

　　岁月易逝，人生易凋。转眼母亲已经去世两三年了，一提起母亲我心里就难过。希望每个人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像我一样，遗憾地说：“妈妈，身为您的儿子，我很抱歉。”

王绍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