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别人坐牢是抓进去的,我是“考”进去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被出卖,被人从后面捅了一刀……回头看,突然发现那个人原来不是敌人,而是我的朋友。那种心痛,真的比用刀子捅还痛。 ———作者

作者与当年的“病号”战友常某某一起拉琴时合影,出狱后他就把这个战友剪掉了

“就业犯”

   1975年7月25日,我刑满释放了。我呆呆地走出被关押了7年的那扇大铁门,从吉林省镇赉第五监狱到第一监狱农场就业,身份俗称“就业犯”。  

   按规定,出监犯人释放后,哪来回哪。我例外,因为我是现役军人入狱的,但不可能让我回部队,更何况我被判定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

   回家吗?也不可能。我参军前在吉林市我叔父家上学,18岁应征入伍。叔父是一位遍体鳞伤的抗战老战士、残废军人,把我视为他儿子。参军后,他更以我这个兵儿子为荣,经常宣扬我在部队上接了他的班。可是,叔父在我入监后一股火过世了,婶母亦改嫁。故而,我成为一个弃儿,无处栖身,只好在没有围墙的“二等监狱”当“就业犯”。

   我背着陪伴着我又当兵又蹲监狱、陈旧不堪的那床军用被,手提着锁头被人砸坏、整整7年未谋面的手提箱。箱内的军装没了,现在装着我那几十本贴满了补丁的医学书籍,还有一根草绳子给箱子绑个“腰带”,来代替原来的锁头。

   别的犯人出狱,都有亲人来迎接,脱掉了囚服,换上家里人拿来的衣服,在亲人的陪伴下走向新生活。我刑满出狱,没有人来接,也没有社会上穿的服装。我面黄肌瘦的躯体,只能穿着监狱发给我的一套除了颜色变深之外,和囚服一模一样的就业服,呆呆地离开了高墙大院。

   没有接领人,只有道上的尘土,随风向我扑来,不知道这是讥笑我还是欢迎我?再有,就是道边的杂草轻轻摇摆着绿叶,向我这个无家可归、刑满释放的犯人表示可怜或同情。

   回头望一眼关了我7年的高墙,墙上的含电铁网依旧那么犀利、森严,因为它铁面无私,一视同仁。我看到狱警们站在铁门前,目视我离开。他们没有向我挥手,也没有送别的语言,但我不恨他们,因为他们如同高墙和电网,坚守岗位,履行职责。

   人若离开故土或调离久住的单位时,往往会流下离别的眼泪,但没见过哪个犯人出狱时也流泪。可是我流泪了,因为我这个纯洁无瑕的战士在高墙内,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承受了人间最难熬的冤屈和苦难,可谓“鹏飞未遂冲霄志,马齿徒增歧路悲”。

   我从五分场监狱释放出来,到一分场就业,途经我原来所在的部队驻地——二分场。这支部队负责三个分场的监狱看押任务,现在叫二营。

   我站在军营门前,深情地望着我曾经的家。一排排肃穆的营房,我曾进进出出,为战友们的健康服务。宽阔的操场上,我曾摸爬滚打,教战友们在战场上受伤后怎样自救、互救,怎样躲避预防核弹爆炸后的冲击波及核辐射……

   此情此景,就像昨天一样在脑海里放映着,心里充满了亲切和悲痛。我是多么热爱这个军营啊!这是我温暖的家,这家里有几百名战友兄弟,昼夜相守,亲密无间。

   军营门口还是那个蓝色的岗楼,岗楼里的战士挥动着手势喝令这个穿着就业服的陌生人:“喂!你为什么没完没了地看部队营房?赶快离开!”一声呵斥,我突然如梦方醒,按照哨兵的命令和手势,一步步往后退去。

   7年前,每到节假日,我也端着冲锋枪站在这个岗楼里替战士站岗,觉得神圣而光荣。可是,就是在这个心中的圣地,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开除军籍,押进监狱,成了囚徒。

   冤啊!冤得我痛彻心扉;痛啊!痛得我肝肠寸断。这是我的家,却不许回去,无权进入这个院子了,连靠近都不行。痛心的泪,又一串串滴到脚下。

 

“朋友”

   作为一个老八路的儿子,我安心服役、忠于职守、表里如一,从来没有干过愧对祖国、愧对人民的亏心事,怎么能成为囚徒呢?!这都是拜我的两个亲密战友所赐。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早在1962年,老家山东省沂南县一村官听说我在吉林市参了军并在部队学医,因我父亲与村官有过矛盾和纠纷,村官竟然利用村政府职权给部队写信,捏造我家庭成分是地主,从而我这个单纯的兵灾难重重。

   1964年春天,张院长告知我说:“你家庭成分还没弄清,不能任命军医,暂时派你到二连做卫生员。”

   二连地处农场中心地域,叫二分场。我受命到那里去,临行前张院长再三嘱付我:“二连是我们独立团最大的连队,人多复杂,有两名后进战士成天泡病号,消极怠工,不好好学习和训练。你到那里当卫生员后,他们可能会给你制造许多麻烦和困难,你要有精神准备,但不要歧视他们,要多协助领导做工作,帮助他们由后进变先进。”

   我带着张院长的嘱托,来到二连,接触的基本都是战士,不像独立团团部干部多战士少。他们在连、排长的带领下,训练、执勤。每天早上出操,我都背上卫生包到各营房,看看有没有因病不能出操的战士。如果有,我会立即检查治疗;如果没有,我就跟着出操。到了夜间,我常常背起卫生包到各营房看看战友们睡得怎么样,有患者就及时处理,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的蹬掉了被子,我给轻轻盖好。夏天,有的战士蚊帐没掖好,我给掖好,防止感冒和蚊虫叮咬。大草原蚊虫多、个头儿大,需要预防脑炎发生,因为蚊子是脑炎的传播媒介。  

   我来到基层,融入连队,尽享军营生活。战士的精神令我钦佩,很多事迹令我感动,深受教育。不过,一个较大的连队160多人,像任何一个大单位一样,总会有先进和落后之别。连队里的后进战士,消极的表现往往是不出勤、不出操、逃避军训,所以,就泡病号,小病大养,无病装病。他们总往诊所跑,今天说头疼,明天说肚子疼,天天没有好受的时候,总要求休息,开病号饭、病假条,还怪话连篇。

   为了泡病号,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还搞些歪门邪道。

   一次,兵油子赵某某早晨不起床说病了,当我去看望时,他首先说:“哎呀!又发烧了!打针也没用,给国家省点药吧。你给我开几天休息和病号饭,发发汗就好了。”

   当我给他测体温时,确实发热。但是,我发现与脉搏、体征不相符,怀疑他做了手脚。我令他手不准接触体温计,结果体温正常。他用手指弹体温计的伎俩被我揭穿了。从而,他几年来不断地病休、吃病号饭的把戏演不下去了。

   有一次,赵某某怨我不给他开病假条,就说给他开的药不好使,要开卫生所没有的药,否则就去长春208医院住院。我说:“你没有病症,到208医院也住不上院的。”他却说:“起码我能到省城溜达一趟。”

   因为我的目标是团结他、帮助他,就再三向他解释:“咱们卫生所的药很全,完全可以达到要求。你要开卫生所没有的药(妇科药),咱们连队都是男子汉,也用不上啊!”赵某某气红了脸,说:“我要开病假条、病号饭你也没有吗?这个我用得上!”我说:“你既然应征入伍来到部队,好好干与不好好干都得服役几年,为啥不好好干,留下好名声?”赵某某却质问我说:“你是卫生员还是指导员?在我面前装啥呀?!”

   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打电话向张院长报告,请领导来解决他装病、泡病号及无理要求等问题。结果,张院长亲自来了。院长给他开的药仍然是卫生所里的药,他竟向院长要钱自己到外边买,甚至拍着桌子说:“卫生所里的药不好使,不给开病号饭还不给开好药,虐待我,把病耽误了怎么办?谁负责?!”

   看赵某某无理取闹,还威胁院长,我气愤之下就把他拽到外面,对他说:“你不知好歹,有意捣乱,再这么闹下去我就揭发你体温计造假的事。你既然不识抬举,我们就对着干,从今以后再不会给你开病号饭、病假条,也别想到卫生所来泡……”

   我头一次顶撞他,给他点儿颜色看,没想到他还真给我面子,没再对抗。从那时起,他来卫生所的次数少了,偶尔来一趟并不看病,只是唠家常,讲得最多的是当兵前的事……

   赵某某的改变,我觉得他变好了,这是我的工作成绩,便与他交了朋友。起码,我觉得他够朋友。

   在连队里,另一个兵油子叫常某某。他是一名老战士,在孤儿院长大。他与赵某某的共同点都是泡病号,不想出勤,不同点是他不能和大家正常交往,全连人谁也不愿意理他。他以头疼为由经常上卫生所要药,但我从来没看他服药,即使给他倒杯水,他也不当面服药。

   我看他处境孤单,行为怪异,想起他可怜的身世,未免有些同情,接触多了便成了他唯一的朋友。处朋友我把心交给了他,卫生所成了他的家。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团结这类人,与这类人交朋友,等于助纣为虐,给他的消极创造了条件。

   常某某动不动就让我陪他到野外走一圈,明知我时间宝贵。可我为了团结他,帮助他,就像他的勤务员一样,只好放弃学习跟他走一趟。我还和他一起,到浇稻田的水库里教他游泳。他游不好,泳姿难看,曾气愤地说:“再游不好,我就把水库扒开,把水全放干净了!”

   我在卫生所大部分时间都在认真看书学习,看累了脑袋发胀时就拉一会儿小提琴转移一下注意力。常某某说小提琴好听,硬让我教他拉琴。我就手把手地教他拉琴,把自己水平不高的这点儿技能全部传授给他。但他不是耐心学琴的人,三年了也没学明白,琴弦拉断了不少。让我莫名其妙的是,有一次我与他在伙房里拉琴,因为拉不好,他竟咬牙切齿地说:“说不定哪天开饭的时候,我就把冲锋枪架在递饭窗口,把这帮人全突突了。”他经常说这类狠话,我听惯了,不以为然地一笑。

   古人和今人都说,“敌人是一堵墙,朋友是一条路”。我这两个朋友,他们不是墙,也不是路,而是悬崖。

 

陷害

   1967年末,我去四平207医院学习心电图教程,1968年4月,学习结束后回到部队。当时正赶上战士韩某某闹情绪不吃饭,连里领导让我给他看病。我去后他躺在炕上拒绝检查。知道他是在闹情绪,如果我直接劝他吃饭,他是不会听的,我就耍了一个愚蠢的小聪明,说:“指导员做你思想工作了吗?”他说:“没有。”我说:“没有你就不吃饭,看他管不管。”我假装和他一伙儿,取得他的信任,给他创造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我知道炊事班正在给他做面条,连领导将给他送饭,表示关怀。我想等领导给他送完饭,给他个台阶下,我再劝他吃饭。

   副连长给他送饭刚走,我马上过去劝他说:“你现在再不吃饭可没有理由了,连领导已经给你送饭来了,也就是做思想工作了,你再不吃就不对了。”谁知道我是自作聪明,事与愿违,他根本不理我,依旧不吃饭。

   指导员知道我“支持绝食”这件事后,对我这一举动极度不满,立即找了几个常有病和我接触多的人,说我是混到部队的地主子弟,有反革命言行,已集团化,让他们必须反戈一击,否则就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指导员挑明揭发成分不好的袁佩余就证明划清了界线,将功赎罪,可以把一贯后进的复员鉴定改为先进。几个人吓得浑身发抖,揭发不出什么问题,唯有常某某和赵某某发现立功的时候到了。

   我的这两位“病号”朋友,深知自己在部队表现如何。而当年他们要复员,复员鉴定决定着回乡后的工作安排,关系到今后的生活和前途。在部队当后进战士还管吃、管住、管穿,到地方上就不行了。那时,一份好的复员鉴定会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可是,他们入伍7年多消极落后的历史已无法改变。他们想得到个好鉴定,除非突然立个大功,当了功臣,一切缺点就变成了优点,消极也就变成了积极。可是现在没有战争,没有突然立大功的机会。如今,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来了,举报身边战友是反革命,自己不就立功了吗?举报别人不行,都是贫下中农子弟,根红苗正,而举报我这个朋友,领导会认为举报者不徇私情,况且我家庭出身不好(全连唯一一个出身有问题的人),还是个书呆子、白专典型(1964年至1965年大比武,我荣获医疗“技术能手”、军事“神枪手”荣誉。这些荣誉,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说成走“白专道路”,是“资产阶级技术尖子”)……

   可是,我没有反动事例,他们就歪曲和编造了两条当时认为的“反动言论”,强加到了我头上。

   那年月,匪夷所思的事司空见惯:儿子揭发老子、学生揭发老师,都不算什么新闻,何况揭发我这个所谓的朋友?

   于是,在指导员的组织下,一切很快策划就绪。这天,部队突然集合,主题是“揪斗混到部队的地主子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袁佩余”。主持人发动大家勇于揭发,但是谁也没揭发出问题来,只有早就安排好了的两个泡病号的战士——我最好的“朋友”,为了混个复员好鉴定,出卖灵魂,栽赃陷害,揭发了我。

   在会上,常某某突然改变了平日消极、怪异、泡病号的状态,气势汹汹地走上前台,一边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一边揭发我“攻击‘文化大革命’”。谁也没想到,一直消极成性的他,竟能如此情绪激昂,血脉偾张。

   常某某把当时民间私下流传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议论,包括我和他的共同议论,都当作“反动言论”,添枝加叶,改变原意,一股脑儿全加到我一个人身上……  

   这些子虚乌有的罪名从天而降,而且是出自我亲密战友之口,那一刻,天翻地覆,惶然无措,我只觉眼前发黑,失去了意识,昏厥过去……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被出卖,被人从后面捅了一刀……回头看,突然发现那个人原来不是敌人,而是我的朋友。那种心痛,真的比用刀子捅还痛。

   当我醒来时,感觉被两个人架着,大汗淋漓。棉衣是湿的,不知道是汗水温透了棉衣,还是昏倒后往我身上泼的凉水。后来,几位战士先后告诉我,就在那种情况下,我弯着腰被两个人架着,常某某还跑过来向我心口窝猛击一拳,将我再次打晕!

   常某某和赵某某胜利了,以功臣自居。那派头,本是出卖灵魂,陷害战友,却得意洋洋,沾沾自喜。因为通过这次表演,他们不仅保护了自己,而且后进变先进,复员也会有个好鉴定了。

 

反省室

   那时,造反有理,只要造反就有利可图。所以,造反派们纷纷起来造反害人,打击报复,从中谋利。

   在解放军的队伍里,官兵团结,亲如兄弟,团结友爱,纯洁交往。可是,也有像常某某、赵某某这些另类,他们平时消极落后,怪话连篇,而到了战士复员回乡的关头,突然摇身一变,成了运动的积极分子。

   编造、歪曲、扣到我头上的反动言论,因为是编造的,所以,我一条也没有记住。

   把我关进反省室后,办案人于干事希望抓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来,逼我揭发常某某、赵某某。他说:“你有反动言论敢对他们说,他们不说你敢说吗?”

   是这个道理,他俩虽然落后,但都没说过反动言论,谁也不会反党反人民反毛主席。我交代不出来,也揭发不出来。  

   关押很多天了,我却交代不出问题来,似热锅里的蚂蚁,分秒难忍。有个叫李某某的新兵,在家时他是打走资派的干将。他看押我和其他哨兵不一样,总想教训我。他令我写反省交代材料,他看到反省的“省”字时就打我,一边打一边说:“你反中央还反‘省’?非打死你不可!”我实在受不了如此屈辱。

   那时,上级教育卫生医疗人员,“要无条件地全心全意为广大干部战士服务。既然为众人服务,就会有不同的要求,别人给我们提意见,要表示感谢,不管正确与否都要接受。有个别人会向你提出无理要求,可能会骂你,甚至诬陷你,往你身上泼脏水,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学会忍辱负重,像泔水缸那样装得下、受得了,不要和提意见者对抗。”日复日年复年,我已经养成了逆来顺受的习惯。

   面对办案人于干事的反复诱导、暗示,对这两个后进战士的揭发,我也只好违心地接受了。  

   按照于干事说的,赶快交代,承认了明天就回单位工作。可是,常某某、赵某某编造、揭发我的反动言论我没记住,我便按照于干事提示的内容,照抄了两个病号的揭发内容,完成了交代任务。连我的家庭成分也不要求澄清了,我承认是地主。我就像一个答不上题的考生,突然讨到了考题和答案,总算答上了,心情轻松了不少。哪知道我心中的上司于干事,采用的是骗供。

   我交上了答卷,过了交代关,满怀美好的希望,明天就回单位上班了。可是,没让我回单位,却押进牢狱,判了7年徒刑,当上了现行反革命(判决书里说我“苦钻医术,想成名成家,不突出政治,走向了犯罪道路”)。

   而我当上反革命,就像小学生考上了大学,本来我没有资格。常某某他们给我制造了一份答卷,很陌生,我没记住,于干事又重复了答题内容,做了辅导,我就照样抄写了一遍,很顺利地被录取了。我考上了劳动大学反革命班,脱下绿军装,换上灰囚服,成了这场运动的冤大头。

 

反思

   时过境迁,“一朝春雷起,云散长空碧。”1979年初,拨乱反正,还了我清白。我恢复了军籍,连同家庭成分一起获得了彻底平反。部队首长像接待英雄似的把我接回军营。

   激动之余,我也在思考:我是英雄吗?答案是“不是”。

   我不敢坚持事实,揭露真相,而是向恶势力妥协,把坏人捏造的罪恶都揽到自己身上,还有这类英雄吗!?

   更让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因为我的软弱、愚昧和糊涂,牵连了不少人。  

   我的家庭成分被村官捏造成地主,按常规都得处理复员。可是张院长和多位军医及同行们一再要求上级把我留下,上级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和医院的要求把我留下了。可我家庭成分没弄清,却自己先承认了,还被诬陷成反革命,打入牢狱,也牵连了这些好心人。

   因为揪出了我这个“反革命”,张院长被提前转业回了地方,有关军医也复员、转业、调走,都未能提升。他们都是军内医疗战线上的肱骨之臣,却也因我而遭受不白之冤。如果他们不受我的牵连,多数都能在军内干到退养,现在工资近两万。可是,他们没得到这个待遇,全怨我!

   我平反恢复军籍,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一直极度繁忙,想念战友心切,想看看他们,并向他们道歉。费尽周折,我辗转找到了长春市中医院的赵军医、裴军医,他们是该院的党委书记和门诊主任,可惜两位在外地开会未能见面。我说我叫袁佩余时,正在开早会的大夫们刷地站起来,几十双手握向我的手,亲切地说:“我们了解你,非常佩服你!”

   赵、裴二位军医因我受到了影响,提前转业了,但他俩没有埋怨我,却经常向他们的同事介绍我、同情我、称赞我,令我十分内疚、自责。

   在裴军医介绍下,我来到军区干休所,看到了久别的张院长。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注视着,我有一肚子话想说,却如鲠在喉说不出来,后来我哇的一声哭出来了!我哽咽着说:“院长,我辜负了您的栽培,没有完成您教给我的任务,被人害进监狱,您也受到了牵连!”张院长也老泪纵横地说:“是我毁了你,那时你年轻,我不应派你到那个漩涡里去,事发后我很后悔……”本来我找院长道歉,负荆请罪,院长却埋怨他自己。

   我亲爱的父母亲,他们一定很恨我,因为我和那个村官一样无耻,承认他捏造的罪名,说他们是地主、我是地主子弟,给他们带来了伤害和影响。还有我弟弟,因为我入狱他空军没当成,教师职业也被终止。我是多么可恨啊!人家往脸上贴金,我往身上贴祸。

   物换星移,伟大祖国欣欣向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盛,我们的生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美好。可是,半个世纪前那件事,还时常在我脑海里翻滚。我的懦弱无知,不敢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不分对象的友好和善良,失掉原则的包容和接纳,对人对事的过度相信……造成了我的牢狱之灾。为处理此案,我们的军队受到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的损失,光明磊落的战友们受到了牵连,我的亲属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打击。一想起这些来,我就痛心万分,悔青了肠子。

袁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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