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一生，给别的女人缝制过无数件花衣服，而她自己却没有穿过一件花衣服，因为她是寡妇，不能穿花衣服。 ———作者

我婚后的全家福，那时我母亲已是我两个孩子的奶奶了

阴历四月十九，是我母亲王素贞离世的日子。每年这一天来临，我都是心潮起伏，不能平静。回想起母亲苦守着我这根独苗过的几十年孤独寂寞的生活，愧对母亲的悔恨之情便油然而生。

寡妇门前是非多，一个婶子劝我母亲改嫁

　　我是1948年生人，今年已经66岁了。我父亲是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当时他16岁，刚与大他7岁的我母亲结婚半年。父亲走时，母亲已经怀了我，可父亲参军后一直没有再回到这个家，他于1950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光荣牺牲了。所以，我是个“梦生”，没有见过父亲长什么样，只听别人家的孩子喊爹叫爸的，我从来没有这个体验。

　　在我的家乡吉林省德惠县那个小村庄，方圆十几里的人都知道，我的母亲———一个寡妇守着一个男孩过着苦日子，终身没有改嫁，把一个革命烈士的遗孤抚养成人。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个劝说母亲改嫁的，是与母亲要好的一个婶子。那是在我母亲遭遇风言风语之后……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55年秋天，我们村搬来三户人家，他们是闯关东过来的。其中有一户姓赵的人家，男主人四十开外，家里有妻子和三个儿女。时间长了，我们村里人都喊男主人叫赵山东。

　　赵山东这人忠厚老实，说话总是憨声憨气的。他到村里唯一一口水井边挑水时，总能看到井边上有一个青年妇女领着一个小男孩在吃力地摇着辘轳，小心翼翼地提起一木桶水，再倒进井边那只自家带来的铁桶里，然后两人抬着水慢慢地离开。赵山东几乎每天都来挑水，都能碰到这一幕。他看在眼里，心里挺纳闷：这家的男人哪去了？怎么能让女人和小孩来抬水呢？后来他才打听到，那个女人是烈属，独自领着儿子过日子。这母子俩就是母亲和我。

　　一个冬天的傍晚，母亲照常领着我顶着大雪去抬水。我们娘儿俩来到井边，看到赵山东也在挑水。赵山东粗声粗气地对母亲说：“把你的桶拿来，把我这桶水倒过去，你们娘儿俩抬走吧。”母亲看了看他，说：“那我就不客气了。赵大哥，谢谢你。”

　　说来也巧，一连几天，我和母亲去抬水总能遇到赵山东，也都是赵山东帮着提水。这天又碰到赵山东，他帮着提完水后气喘吁吁地说：“大妹子，这冰天雪地的，你领着孩子抬水太危险。这样吧，俺每天来这挑水顺便也给你送去一挑，就够你们娘儿俩用一天的。”母亲笑了笑，说：“不行啊，大哥，那怎么好意思呢？”

　　母亲也没有想到，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一阵敲门声将我们娘儿俩惊醒。母亲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赵山东给我们送水来了。从这以后，每天早晨赵山东都给我家送来一挑水，弄得母亲推也不是，收也不是。赵山东安慰母亲说：“大妹子，收下吧，我这是举手之劳；再说，谁家没个难事啊！”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这话一点不假。我们娘儿俩在这年的冬天免受了抬水之苦，可没想到的事却发生了。真是“寡妇门前是非多”，赵山东给我们家送水的事，没过两个月就在这个小村庄风言风语地传开了，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为了不让嚼舌根的人再说三道四，母亲拒绝了赵山东的帮助，又开始领着我去抬水了。

　　这事发生之后，一个与我母亲要好的婶子到我家来串门。她也是一个寡妇，并且也领着一个年幼的儿子过日子。两年前经别人介绍，她改嫁到黑龙江双鸭山煤矿一个矿工家里去了，并且在婚后日子过得还挺好。于是，她就来劝我母亲改嫁。

　　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婶子对我母亲说：“素贞，你年纪轻轻的，领着一个年幼的孩子过这种挨累受罪的日子干啥啊？还让人说三道四的，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干脆你也‘找主’算了！”

　　虽然那年我才7岁，对这“找主”两个字，当时听得似懂非懂，但看她俩的表情，我意识到婶子是来劝说母亲另找人家的。于是，我就格外地关注起她们的谈话来。当我听到婶子说：“这么小的孩子随娘出嫁，改姓是正常的，不姓李就不姓李呗！”我就真明白是咋回事了。我猛然间从里间屋跑出来，狠狠地瞪了婶子一眼，然后抱住母亲的腿，哭着说：“妈，妈，你不能‘找主’！你不能‘找主’！你不能带我走啊！我不能改姓！我姓李！”

　　我能说出这样的话，是有原因的，它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四五岁时，奶奶和母亲曾牵着我的手去村外南甸子给死去的爹烧纸。我们回来吃过了晚饭，母亲去村里夜校学文化，奶奶就把我抱在怀里，轻轻地拍着我的胸脯，眼泪滴滴答答地流淌在我的脸蛋上，一股苦涩的泪水淌进我的嘴里。我听着奶奶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孙子啊，你要记住，你姓李。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妈把你带到哪里，你都不能改姓，你可是你爹的一根独苗啊！”此后，这样的话我奶奶每天晚上都翻来覆去地说给我听，我也每天晚上都暗暗地重复背诵着这样的话。天长日久，这样的话就印在了我的心灵深处，所以那天我就很顺溜地说出来。

　　我抱着母亲的腿哭求之后，母亲认真地对那个婶子说：“妹子啊，你的好心我领了，但是我不能改嫁。咱俩都是守寡过日子，又都守着一个男孩，但咱俩不一样的是，我守的是革命烈士的儿子，我不能把革命烈士的遗孤带走啊！更不能让儿子随娘改嫁而改姓。”

　　我听着母亲说完这些话，心里平静下来。我抬头看到母亲的双眼流泪了。那泪水流淌到我的脸上，又流淌到我的嘴角。我用舌尖舔了一下，感到那泪水比奶奶的泪水还苦还涩。

　　事后，母亲苦笑着对我说：“杨儿，别害怕，妈不‘找主’了，咱娘儿俩就这样过吧！”说完，母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大灾小难接踵而来，感谢人民政府的帮助

　　可是，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的日子实在过得不容易，大灾小难又总是喜欢光顾我们家。我记忆深刻的有这么两件事。

　　一是我9岁那年夏天，一场不大不小的水灾降临到我们这孤儿寡母的头上。

　　那是个十年九不遇的多雨年头，三天两头地就下场倾盆大雨，并且一场比一场来得急来得猛。我们娘儿俩住的是一间我奶奶去世后留下的泥草房，这房子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更是经不起风吹雨打。屋顶薄薄的谷草年头多了，已经烂得黑了半截。平时雨水小，还看不出漏雨，可是经过长时间的雨水浸泡，就出现问题了。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不下雨，屋里还在滴答，弄得炕上、屋地到处都是水。母亲和我把家里所有的盆子都拿出来接水，还不够用，只好把吃饭的碗也用上。我们娘儿俩成宿地睡不上觉，忙着接这处那处淌下的水。

　　一天后半夜三四点钟，外面的雨还在不停地下，刺耳的雷声震得我们胆战心惊，好像就在我家房前屋后转悠着，好瘆人啊！

　　母亲和我忙活累了，就在炕一头找一处没淋雨的地方躺下。我们刚刚进入梦乡，突然“轰隆轰隆”连响几声，把我们震得猛打一个哆嗦，既而猛地爬了起来。母亲定睛一看，大惊道：“杨儿，可不好了！咱家那个后山墙倒了！”我一看，可不是嘛，后山墙都透亮了、露天了！瞬间，外边的雨水一股脑儿地涌进屋里，整个小屋地成了小水坑。于是这一间泥草房，成了我们娘儿俩战风斗雨的主战场。“杨儿，这样挺着不行，咱俩快把炕席拽下来挡一下吧。”说着，我们娘儿俩三下五除二地拽下那大窟窿小眼子的破炕席，再用几块木板支起来，才算挡住了那块露天的地方。

　　阴雨连绵的日子总算过去了。大队书记得知我家的情况后，马上找到生产队长，让他派人给我家修房。于是，天一晴，生产队就派来两个社员来给我家修倒塌的后山墙了。这时，倒塌的后山墙已经成了一个土泥堆。两个社员光把这堆泥土清理出去就用了半天工夫，待把后山墙垒起来，足足干了三天。

　　二是我13岁那年春天，我家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火灾。那时我已上初中，在镇里住校，每周六才回来。大约是清明前后的一天，外面刮着七八级的西南风。母亲干了一阵活，忽然想起当天是星期六，我晚上会回来。看看外面没有停刮的大风，母亲在屋里转了一圈儿，心里想，咋办呢，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得让他吃上苞米米查子粥。这是惯例，每个星期六母亲都在吃完午饭后，用水淘好苞米米查子，选好豆子，早早地煮上，再做一碗鸡蛋酱，这都是我最爱吃的东西。

　　母亲就走到外间的厨房，把那口大锅拔下来，用半块土坯头儿堵上灶坑里的喉头眼儿，又稍稍地留个缝儿，这样烧起来就能通过少量的烟，火苗很难被风抽过去。我们当地的人遇到刮大风天，为了能吃上热饭热菜，时常这样做。

　　母亲点燃灶坑里的柴火，还挺好烧的，没有冒烟。她回里屋去取点水碱，放在锅里，这样煮出来的粥口感好又烂糊。就在这一瞬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只听一声闷响，从灶坑里喷射出一条细长的火苗，直连接上离灶门不远的柴火堆上。干柴遇烈火，这下可坏了！火苗很快蹿到屋里的二层棚上。那二层棚是用秫秸扎成的把子勒成后防寒用的，表面上只有一层薄泥，火一熏即刻就着起来了。就这样，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一间泥草房不一会儿就被烧得一干二净。邻居们发现这火时，人已靠不上去，只好到大队打报警电话。县城里来了四辆消防车，可是已经晚了……

　　这场火灾，让母亲哭得背过气去，当她被人们抬到我二叔家时，已经不省人事了。母亲被烧成轻伤，伤口几个月才愈合，这是后话。

　　世间的一切事物中，往往都是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火灾发生没过几天，县里就派人来了，送来一张上级领导的批条，上写：“特批给烈属王素贞同志一等建房木材两立方米，免费到县木材公司提货……”

　　我母亲接到批条，领着我稳稳当当地跪在自家院子里，面向正南方连磕三个响头。她高声喊道：“谢谢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

　　二十几天后，在生产队社员们的全力帮助下，三间崭新的草房就在原来的废墟上盖了起来。

　　回想起来，母亲能领着我顶门立户过日子，多亏有人民政府的关照。从我家成为烈属那天起，生产队每年都补助我们娘儿俩3000工分，这3000工分，年成好的时候能得到300元人民币，年成不好的时候只能得200元人民币。这些钱能领我们娘儿俩全年的口粮和烧柴。

　　可是，我们娘儿俩平时的生活费、我上学用的学费就没有着落了。不过，我母亲很自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政府伸手。我也不知道母亲从哪里学会了一套裁服装、缝纫服装的好手艺。亲朋好友常来我家求母亲给他们做衣服，当然就能挣点零花钱了。

　　母亲的好手艺在1958年“大跃进”时更是大显身手。那时，大队成立一个小服装厂，母亲被招去做裁缝。这可是件大好事，母亲在服装厂能挣一个男劳动力的工分了！加上生产队补助的3000工分，我们娘儿俩的日子好过多了。生活有了保障，就更加坚定了母亲不改嫁的决心，我当然也不害怕母亲“找主”了。

我长大了，二舅劝母亲改嫁

　　可是，就在我14岁那年春天，又有一个人来我家劝说母亲改嫁。这个人就是我的二舅，他是我母亲的亲叔伯弟弟。在所有亲属中，他在我家说话是最有权威的，因为他是公社干部，对一些外面的事情，比村里普通百姓了解得多，懂得的道理也比普通百姓多，思想也比较开放。二舅劝我母亲说：“大姐，孩子也这么大了，都上初中了，你也能撒开手了。你应该找个人家了吧？别在受苦受累地过这种没有老爷们的日子了！我已给你物色了一个合适的对象，他是×村的×××……”

　　二舅来我家劝我母亲改嫁是有导火索的，不然他也不会轻易劝我母亲另找人家。就在前几天，我母亲挑水浇园子，不小心被一棵苞米榨子绊倒，两桶水全洒到地上。母亲也摔倒了，双手被苞米榨子扎得流出了鲜红的血，一只眼皮还被扎破了，险些扎到眼球。这多险啊！二舅得知后，急忙来看我母亲的伤势，见到母亲的可怜样儿，才伤心地说出前面那些话。

　　二舅劝母亲改嫁，我并不记恨他。他是为我母亲好，这个道理我懂。然而，不管是谁劝我母亲改嫁，我都不会允许。所以，尽管我特别尊重二舅，但我还是反驳了他。我说：“二舅，你怎么也来劝说我妈改嫁呢？前些年，我们娘儿俩过那么多苦日子，你都没劝我妈改嫁。你还特别关照我们娘儿俩。每逢年节，你都让二舅妈给我们送几斤白面、大米。尤其是我上初中以后，你常去学校送给我几斤粮票，怕我在学校食堂吃不饱，饿坏身体。这一切，我从内心感激你和二舅妈，我会感激你们一辈子的。”二舅说：“前些年，你们娘儿俩受了那么多苦，我也没劝你妈改嫁，那是因为你还小；现在你长大了，你妈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见二舅说得在理，我不由得跪到二舅面前，哭着说：“二舅，求求你了！别劝我妈改嫁了！行吗？我们娘儿俩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比以前强多了！再说，我初中再念一年就毕业了，毕业后我一定回村参加生产队劳动，多挣工分，养活我妈。”

　　二舅听到我说出这些话后，真的急了，他大声地说：“你说啥？回生产队干活？真没出息！我告诉你，你给我好好念书！读高中、上大学，只有这样，你妈才没白守寡！你懂吗？”说完后，他把我扶起来，双手捧着我的脸蛋，无奈地说：“杨儿，放心吧，我不劝你妈改嫁了！”我站起来，苦笑着跑到母亲身旁，搂着母亲的胳膊说：“妈，我们不走，我不能改姓，我姓李！”说得二舅笑起来。

　　母亲也笑了。但我知道，母亲的笑容里，含着深深的苦涩。我这次又赢了，而母亲却输了，输掉了一个女人应得的幸福。就这样，几十年来，在我的一次又一次极力阻拦下，母亲一直没有改嫁，一直守着我这根独苗坚强地过着日子。

我结婚了，母亲也病倒了

　　1969年，我结婚了，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是个大的转折点，我终于成为李姓人家的主力队员了。亲朋好友都夸奖母亲说：“素贞，这回你可功成名就了，终于熬出头了，你该好好享享福了！”

　　可是，我母亲后来的日子过得并不像别人想象得那样顺畅。我结婚后不久，母亲就开始生病了———高血压、心脏病、眼底渗血，好像什么病都找上了她，并且是一年比一年加重。这都是因为母亲年轻时出力过猛，什么重活都自己干，没个男人帮她，以致积劳成疾，才会得这些病。尽管住院、吃药等所有看病的费用全是县民政局报销，可是母亲的病还是没能治好，以至于最后双目失明，卧床不起。母亲去世那年，刚满64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常常为当年阻止母亲改嫁的行为而后悔、自责。因为我，母亲没有过上一天正常女人该过的日子，没有享受到一天正常女人该得的幸福。

　　母亲这一生，给别的女人缝制过无数件花衣服，而她自己却没有穿过一件花衣服，因为她是寡妇，不能穿花衣服。这种世俗观念，像一根粗重的长绳，捆得母亲喘不过气来。我作为她的儿子，不但没能帮她解开这根捆在身上的封建绳索，反而勒紧了这根绳索，亲手把她束缚住了。

　　母亲对我倾注了毕生的爱，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成人，而我却让母亲孤独了一辈子、寂寞了一辈子。我一次又一次地阻止母亲改嫁，不让母亲寻找她该得的幸福，我是多么自私，又是多么可耻啊！可母亲为我守寡一辈子，她最终得到了什么呢？无非是在每年的清明节和她的忌日，我们儿孙后辈们把一捆捆、一堆堆的纸钱烧成纸灰，洒在她的坟前而已。除此之外，母亲还得到了什么呢？每次跪在母亲的坟前，我都心如刀绞，悔恨不已。

　　母亲！欠您的这笔良心债叫我怎么偿还得清？我终生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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