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近49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我打韩师傅这件事，我都有一种“羞愧”感。 ———作者

我今年70岁，“文化大革命”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大动乱。我记得1966年6月，当我们长春二中高三学生正准备升学考试的时候，中央下发了停课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实际上一直停到1968年10月，知识青年下乡为止）。这两年多的时间，我一堂课也没有上，耳闻目睹了运动期间发生在我身边的大事小事。它们给我的影响和心灵触动，都是终生的。

一

　　运动开始没几天，在我们校园内外，就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我们学校有几名同学率先在初三·六班的教室里成立了第一个“战斗小组”，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小组”（后来改名为“东方红红卫兵”）。紧接着，全校两千多名师生，都成立了自己的战斗小组，五花八门的。当时的这些“战斗小组”都是效仿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全国第一个独立学生组织———“红卫兵”而成立的。

　　在我们学校，“东方红红卫兵”最先批斗的是校团委书记崔××。我记得他们给崔老师剃了个阴阳头，就是这一块那一块的不像样的“发型”。她以前的头发挺长，也好看，这样的发型让她不敢见人，就用毛巾包上。即使这样她也觉得砢碜，有时到食堂吃饭都不敢从门走而是从窗户走。

　　批斗崔老师，我没有参与，但每次都去扒窗看热闹，他们的“战斗小组”都集中在初三·六班的教室里搞批斗会。他们的“战斗小组”有二十多人，哪个年级、哪个班的都有。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比较淘气、没有入团的学生，他们对不能入团有不满情绪，正好借这个机会首先向校团委书记发难。后来也有一些学生批斗自己的任课老师，都是带有报复性质的，即我和谁有仇就斗谁，借这个运动整人。比如我们班英语老师的一颗门牙就被一名同学在批斗会时打掉了，因为这名同学英语不好，英语老师平时总批评他。

　　斗垮了崔老师，他们又把目标聚焦在校长陈××身上。陈校长50岁左右，身体挺不好的，可他们却挨个教室开他的批斗会。他的家也被抄了。他家就在我们学校旁边，抄他家时我也在场，但我没动手，是去看热闹的。其实也没翻出什么反动的东西，就是几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有的是长袍马褂的地主装扮，再就是几件银首饰。抄家时陈校长已在学校被关起来了，只有他年迈的父母在家。两位老人都不敢吭声，在一旁静静地站着。

　　陈校长当时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后来有一个场面我至今都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个班级里给他开批斗会时，有个同学竟把机关枪（武斗升级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抢来的）给支上了，枪口对着他，但枪里面没装子弹，塞的是纸团，就是要吓唬他。记得批斗会主持人开场就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陈××死刑，立即执行！”紧接着，就啪的一声把纸团打过来了。

　　当时把陈校长吓得面如土色，差点当场昏过去。他以为真要枪毙他呢，谁知道是真开枪还是假开枪啊！

　　对于这一幕，我当时看了觉得他们做得挺过分的。陈校长只是出身不好，别的事没有。他是个很威严的校长，总是衣着笔挺，学生们都很敬畏他，偶然在走廊里见到，都会向他敬礼打招呼。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昔日对他毕恭毕敬的学生们有朝一日会如此“厚待”他。

　　随着运动的发展，那些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即黑五类，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学生家长也被弄到学校大礼堂参加批斗。就是充分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向“黑五类”等资产阶级发起进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间，社会上、校园内到处可见批斗大会的场面，喊口号的、游街的，几乎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记得我们班有一个叫李××的同学，她的父母是地主，“东方红红卫兵”就把她的父母都带到学校大礼堂来批斗，让人家在礼堂里一圈一圈地爬，拿大蒜瓣子往人家身上抽。自从李××的父母遭批斗以后，她就退学不念了。听说她后来也没有下乡，政府给她平反并安排了工作。当时不只是李××的父母遭此“待遇”，全校十几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父母都被带来在大礼堂里爬。

二

　　说了半天别人，该说到我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学习成绩不怎么好，在班级也就是中下等，考大学恐怕挺费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课了，考大学已不可能。我就有个想法，我出身贫农，想在运动中好好表现一下，为自己的将来捞取点政治资本，兴许将来不用考就能保送上大学呢。

　　于是，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乔××一合计，也在我们班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这个“战斗小组”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总之是我俩最先成立的，后来学校其他班级出身好的同学也陆续加入了这个组织，最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人。

　　我不但成立了自己的“战斗小组”，当上了小头头，还鼓励我二哥也当造反派，影响了他的前程。“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二哥在吉林市中心医院工作。得知他们单位也有了造反派组织，我就给他写了封信，大意是：我们家出身好，他又有大学文凭，这场运动是他出人头地的最好机会，希望他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干出个样儿来。但在武斗最激烈时，二哥从吉林市跑回了我们长春市的家，因为他被别一派从医院里赶了出来。父亲担心另一派会来长春抓他，让他去北京的表姐家住了一个月，等武斗的高潮过去了，他才回来。后来二哥被下放到敦化县黑石公社卫生院。“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上级党组织想从基层卫生院抽几名业务骨干做中央首长的保健医，条件是大学本科毕业、夫妻双方都是党员、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所带子女不得超过两人。二哥一家正好符合条件，但是政审时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而未通过，他就此失去了进京工作的机会。在我们家，二哥是最有出息的人，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一直没干出什么成绩，只是一名普通医生。我想，这也和我当年鼓励他参加造反派有关吧！

三

　　又扯远了，还是回头说我们的“战斗小组”吧。我们“战斗小组”刚成立时就参加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社会活动，即“破四旧、立四新”活动。

　　所谓“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与此相应，“立四新”就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1966年8月份的某一天，北京的红卫兵最先走上街头“破四旧”，一时间，给街道、工厂、老字号商店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

　　北京的红卫兵头一天搞了活动，第二天长春的红卫兵就闻风而动了。记得我们这个“战斗小组”当天贪黑就下去了，去砸斯大林大街（现人民大街）的霓虹灯。那天全长春市的红卫兵几乎都出来参与了这个砸灯活动，把整个一条街的霓虹灯都砸碎了。霓虹灯算什么“四旧”啊，我们真是祸害人。

　　在长春市，与砸霓虹灯有一拼的还有一个“凉鞋事件”，当时颇为轰动。那是1967年，红卫兵造反派竟然在凉鞋鞋底的花纹上发现了一个“毛”字。把伟大领袖踩在脚底下，这还得了？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弦突然绷紧。那时在全市所有大街小巷都有红卫兵小将把关，对行人进行检查。发现穿这种鞋子的人，先行批判、训斥，勒令认错；并把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回家去。后来红卫兵小将发现那家厂子不是普通厂家，而是一家劳改工厂后，更上纲上线了：“阶级敌人”竟然变着法儿污蔑伟大领袖，因而更加需要严抓狠打，需要“誓死保卫”。被问罪的是设计这种凉鞋模型的技术员纪德新。每天晚上都要把他拉到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进行批斗，其他犯人一律停产学习，停产了好几个月。这场闹剧如何善后呢？就是把全部的成品从仓库里取出来，每人一把小刀，用小刀把鞋底的花纹削去一大块，怎么看都看不出“毛”字了。

　　言归正传。我们这个“战斗小组”虽然也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但平时也就是看大字报、抄大字报，贴大字报，参与的都是别人组织的批斗会，突显不出自己的造反精神。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学校的主要领导都被批过了，就连校外的该批的也都批了。正苦于没有批斗目标的时候，不知是谁说了句：“校办工厂的韩师傅出身地主，这个我知道，怎么把他忘了呢？”于是，我们就决定拿韩师傅作为批斗对象———把目标锁定在校办工厂这个被遗忘了的角落。

　　提起这个韩师傅，我印象不深。我们长春二中是挺有名的老中学，校内有游泳池，也有工厂。那个工厂生产一些汽车上的小配件，有几个工人，有几台车床、铣床和磨床。我们有时也到工厂参加劳动，把毛坯的毛刺给打磨一下。干活的时候接触过韩师傅几次，感觉他长得瘦瘦的，50多岁，不多言多语，成天穿着一身油吃麻花的工作服。有时他也告诉我们怎么干活啥的。反正他在我印象中是挺老实的一个人；在学校也挂不上号，就是一个极普通的工人。

　　批斗目标选定为韩师傅以后，我们事先通知了他，但只是告诉他说：“明天你不能不来，我们找你有事。”

　　我们组织的批斗会会场就选在校办工厂，在学校的东南角上，是一排小平房。我们事先写好了发言稿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韩××必须低头认罪”的标语。当时现场来了很多校工和别的年级的同学，一共有60多人。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把韩师傅叫到批斗现场，对他宣布：“我们要开你批斗会，因为你家是地主，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说：“我出身确实不好，可我父母是地主，我也不是啊！我也没继承啥产业啊……”但我们不由分说就往他的脖子上挂了个用纸盒糊的大牌子，牌子上写着“地主阶级的狗崽子韩××”几个大黑字，还在他的名字上打了个大红叉。批斗会开始了，我先念了一段领袖语录，随后有几个同学念发言稿。其间我带头高喊口号“打倒地富反坏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批斗内容，主要就是空喊口号。那时谁口号喊得响、谁手臂举得高，谁就最积极。

　　当大伙儿热情上来的时候，就着这股热乎劲，我觉得自己毕竟是个头头，得表现表现啊，于是我鼓起勇气就上去了。我走到韩师傅面前，对他说：“你承认不承认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然后就给韩师傅一个大嘴巴。记得当时我是用了一个很夸张的姿势打的，下手很重，手都打得发麻了。打完后，韩师傅用眼睛很轻蔑地瞅瞅我，啥也没说，就继续低头挨斗了。在我的引领下，后来又有几个同学上来踢了他几脚……

　　对韩师傅的批斗会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散会后就让他回家了。这是1966年10月份的事。

四

　　随着运动的深入，武斗开始升级。这期间，我的同学贺××被打死了。他是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人很聪明，“文化大革命”前，常帮我补习数学。运动初期，他最早加入了“东方红红卫兵”，后来从那里分裂出来，成立了“东方红野战军”，简称“东野”，他是“东野”的头头之一。武斗开始时，他们被“东方红红卫兵”赶出校园，住在西安大路与建设街交会处的省公安厅招待所（当时招待所职工都不上班，是一座空楼）。当时我们学校的领导都靠边站了，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状态，80%的学生都待在家里或在外地串联，学校由“东方红红卫兵”中的十几个坚定分子控制着。那时大约是1967年七八月份，我们那个“战斗小组”已解散了，我经常待在家里，有时白天去“东野”坐一会儿看看热闹。有一天早晨，在我去“东野”的路上，听见学校的广播里喊着：“‘东野’的野兵们，你们的头头被我们打伤了，现住在省医院，你们快去看看吧！”原来头一天晚上，贺××带着几个人跳墙冲进了学校，被里面的人开枪打伤，然后被他们送进了省医院。当我们第二天听到消息赶到医院时，贺××因为流血过多已经死亡了。记得当时他的父母也来到了现场，哭成了泪人。

　　这件事发生后，我父亲怕我出危险，坚决阻止我随便出门。我当初的革命激情也渐渐消退，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变成了逍遥派。

　　当运动的狂热劲差不多过去了的时候，我们的班长（他当时也是我们“战斗小组”的一员）曾对我说：“三小，想不到你还有这两下子。平时你挺老实的，看不出你还能打人呢。”班长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使我心里特别不得劲，突然就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人家韩师傅与我无冤无仇，我怎么能动手打他呢？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是个积极分子就下此狠手，我也太可恶、太可耻了！

　　如今，近49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我打韩师傅这件事，我都有一种“羞愧”感。这种“羞愧”感一直困扰着我，在我心中徘徊不散。今天，借《新文化报》的“扪心”栏目，我把这件纠缠自己的事公开说出来，才感到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我并不认为可以就此停止反思。历史越向前，对“文化大革命”的忏悔就越重要，也越需要，因为随着时间的前行，像我们这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记忆的人会渐渐老去甚至辞世，若不抓紧忏悔，“文化大革命”那段错误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死结。

　　时移事往，当年的韩师傅，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宽恕我！我知道，做错了事就应该道歉，何况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都不是小错，就更应该道歉。虽然现在看来我只是应该公开道歉中的“少数”人，但我相信“多数”人的心中都在忏悔，因为一个有良心的人，其对内心之恶的审视，是无法回避的。

王三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