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年少时我竟拿铁块砸伤哥哥的头,使我至今备受良心的煎熬与折磨

       直到今天,哥哥的落魄与受难始终是我难解的心结。 ———作者

       也许是我们兄弟俩分开时间较长,亲情也随之淡化了……总之哥哥不再像以前那样看重我了,这让我觉得很尴尬,很恼火。于是,年幼自私的我,一时丧失了应有的理智,冲动起来,竟毫不犹豫地拿起那块曾“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废铁,狠狠地砸了一下哥哥的头!顿时,哥哥“啊”的一声就晕倒在地上……

我毕业分配时的不良表现,辜负了领导对我的培养和期望

       那时刚到长春,工作和生活也不太如意,心里对领导还是有疙瘩的,想等以后有机会再去看望他们一家吧,后来就慢慢地失去了联系…… ———作者

       我的家乡是在豫东平原一个比较贫穷的小村庄。高中毕业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选择了参军。幸运的是,我去的部队不是野战部队,而是在距离我们家乡不太远、苏北地区一个经济不太发达城市的一所军校里服役......

在玉清姐病入膏肓的时候我不该催她从我家中搬走

       被我的私心冲昏了头,才说出了那样冷冰冰的话,事后我不知有多后悔、多自责、多难过! ———作者

       入老年,对旧事的记忆便鲜明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亲情方面所留下的遗憾和愧疚,因为它刻骨铭心地珍藏在记忆的宝库中。每当我回首妻姐玉清大姐从丹东来公主岭治病,直至离去的那段日子,心里总是感到隐隐作痛,至今难以释怀。

母亲被我逼得离家出走,使我成为良心上的终身罪犯

       再怎么说,我也不应该以自己有病为由去伤害年迈的母亲啊! ———作者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从小在父母的百般呵护下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人生的坎坷是从1992年考大学开始的。在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我高考落榜了。接着我又复读了一年,可还是落榜了。我那个郁闷啊!母亲看我一个大姑娘家,整日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决定提前退休,和单位领导说情......

 

标签: 母亲 宽恕

作者:喃喃 分类:亲人 浏览:1231 评论:0

没有守护病危哥哥到最后一刻是我一生的亏欠

      我就这样离开了哥哥,再也见不到那个关心我、体贴我、无怨无悔为我付出的好哥哥了! ———作者

      我出生在一个封建专制家庭。父亲一人当家,说一不二,称得上霸道;同时他又特别重男轻女,我来到这世上可说是多余的。据母亲讲,我小时不哭不闹,是一个十分听话的乖孩子。然而,父亲却对我不屑一顾,哥哥才是他的掌上明珠,要星星不给月亮。在家里,母亲说话不算数,从不敢反驳父亲,可是大我7岁的哥哥就敢反驳父亲,于是哥哥从小便成了母亲的代言人和我的保护神。

回望那朦胧历史烟云中的小插曲,原来自己也是一个丑角

       我们缺几捆柴火吗?我们缺几条鱼吗?显然不是;是年少轻狂的恶习,沉沦颓废的态度,让我们迷失了本性…… ———作者

       1977年7月23日这一天,伴随着与亲人惜别的泪水,我们14名高中同学(7男7女)乘坐的汽车缓慢地驶出了所在的城市,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奔向我们未知的地方———桦甸县大勃吉公社新立大队某小队。我们将在那里组成一个集体户。

忠孝两难全,失去的爱不再有

       想当年,一边是事业,一边是病危的父母,放下哪一头都是剜心的痛,然而我又不得不做出选择。 ———作者

       迄今为止,我退休已近6年,当饭后茶余之时,回首往事之际,心里时常闪现的是沉淀我心头多年对已故父母的思念。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尤其是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岁月,心头犁下的沟痕比脸上生出的皱纹还多,因此更是快马追昔,提速忆旧。那些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眼前掠过,千千万万,数不胜数。但久在心底挥之不去的是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每当思此,仰天长叹,热泪长流,内疚之心隐隐作痛。

老师,有些话还没来得及对您说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怎么可能跟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治气呢?我简直有点庸人自扰。 ———作者

       去年年末,我参加同学母亲的葬礼时,听一位同学讲,班主任王老师去世了。我很惊讶,不会吧?同学叹了口气说:“咱们都快五十岁了,老师该多大年纪啊!”是啊,刚上高中时我们才十七八岁,那时候老师已经五十多了;一晃三十多年过去,老师辞世,当不算意外。遗憾的是,我一直憋在心里的那些话,再没机会当面向老师说了。

一条忘却的手绢,带给我迟来的悔恨

      我总觉得自己学习好,不必理会他们,他们干什么事、出什么事跟我也没关系,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作者

       陈洪(化名)死讯传来的时候,是我初中毕业三个月之后。当时我已考入上级学校,正在课堂里上课。

  在我的印象里,陈洪个子矮矮的,基本不与女生说话,学习不好,所以总是坐在班级的最后一排。遇到不想听的课,他就趴在课桌上睡觉,或者在任课老师点过名后,从后门溜之大吉。

为调回长春,我不惜把病危父亲当“人质”

       这些记忆当然不是想象出来的,也并没有因为经历了时间而变得虚无缥缈,只是它们改变了,消失了,再不会回来。 ———作者

       1979年4月的一天,我正在桦甸山区一个三线厂(当知青后抽调到那个三线厂)上班时,收到了父亲从长春邮来的信。那是用牛皮纸自制的信封,里面装着一页很不周正的纸,上面只写了7个大字:“我病重能否回来。”